材料

1919年12月，王光祈在北京发起建立城市“新生活”的小组织，定名为工读互助团。这个倡议得到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支持。广大青年向往“新生活”，报名参加者数百人，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理想的第一步。该团坚持的原则：公有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从1919年底到1920年春夏，南京、天津、武昌、上海、广州等地，先后成立了各种名称的工读互助团。团队成员宣告脱离家庭关系、脱离婚姻关系、脱离学校关系，在团体内“绝对实行共产”。到1921年初，各地工读互助团相继失败。工读互助团运动的失败，促使不少“五四”进步青年从空想社会主义的迷惘中走出来，努力学习科学社会主义和从事实际的工人运动，也使原来朦胧地向往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比较快地成为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战士；而原来倾向于马列主义的人，则更加坚定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

——据马小泉等《强权与民声：民初十年社会透视》等整理

材料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整个欧洲都笼罩在“没落”“衰败”的悲凉气氛中，许多学人对自身文明的前途怀抱忧患意识，尤以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最具代表性……甚至掀起了一股“东方文化救世论”思潮……研究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的学术组织机构也大量涌现，巴黎大学中国学院、法兰克福大学中国学院、达姆斯塔特的“东方智慧学院”等等……形成了19世纪以来中学西播的一次高潮，对战后西方文明的反省与重建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夏舒洋《一战后的中国文化西播热潮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