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况今日和议既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

材料二：“明定国是”诏书明确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共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

——《清德宗实录》卷418光绪二十四年四月

材料   1935年3月，英法意在斯特雷扎举行的反德扩军会议上，墨索里尼公开表示：“三国政策的目的，就是在国际联盟组织机构下，集体维护和平。三国一致同意，要采取各种可行的方法，反对危及欧洲和平的单方面违背和约的行为，并将为了达此目的，采取密切而真诚的联合行动。”英国外交部人员明白墨索里尼的意思，墨索里尼一方面表示愿意同英法合作防止德国重整军备；另一方面又要为他对非洲阿比西尼亚的侵略埋下伏笔。通过讨论，英国认为这个时候对意大利提出不得入侵阿比西尼亚的警告是不合时宜的，这等于把墨索里尼这么重要的合作者推向德国一侧。为了拉拢意大利以壮声势，法国对这一问题也是三缄其口。1935年10月，英法主导下的国际联盟对意大利发动对北非阿比西尼亚的侵略问题推行了绥靖政策，这直接导致国联在道义与威望上的急剧衰落，进而加速了英法主导下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崩溃。

--摘编自姜鹏《砝码国家何以自抬身价？--两极格局下同盟政治中的“科林斯难题”研究》

材料一：1337年—1453年，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唤醒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民族感情，对西欧民族国家形成和民族意识觉醒产生了巨大影响。从 14 世纪开始，西欧各国出现了使 用本民族语言的浪潮，用英语翻译的《圣经》奠定了英国民族语言的基础。恩格斯说：“语族一旦划分……这些语族就成了建立国家的一定基础。”14 世纪末，欧洲的封建体制向近代政府体制过渡，民族国家化（“民族”从它的自然状态转化为“国家”的政治形态）的进程启动了。在这些新型国家中，君主是国家权力的金字塔顶，“君主的利益不再只与贵族的利益相吻合， 而是扩展到与全民的利益相吻合”。随着民族国家兴起，从前那种只知有教，不知有国的情况发生变化。中世纪文明那种孤立性、分散性的特点， 开始朝全国性、统一性、以及以公利和公权为主的方向演变。

——摘编自李肇忠《近代西欧民族主义》

材料二：自鸦片战争以来，“亡国灭种”的遭遇使得原有的国家认同不断被摧毁，这极大地引发了人们的思考。梁启超认为，“夫所谓……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只有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民族国家， 并致力于开启、培养国民与此相应的国家认同感，中国方可立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革命派提出，中国在“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殆不可以须臾缓”。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一再强调“今日中华民国成立，满、汉、蒙古、回、藏五族合为一体”，各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

——摘编自暨爱民 《百年凝聚：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