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据统计，1901—1930年间入境美国的移民达1821万，平均每10年为607万，但在1931—1940年间入境移民只有52万人，如果除去被迫迁离美国的45万移民，那么实际入境人数只有6.8万，是1820年以来的最低时期。而这一时期，美国政府还将50万墨西哥移民逐回墨西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特别是美国参战后，源源不断的军事订货刺激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数百万青壮年奔赴战场后，劳动力不足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美国政府于1942年先后同墨西哥、加拿大、纽芬兰等国签订引进合同劳工的协议。受这一政策影响，来自墨西哥的劳工人数高达500多万，他们在美国各地从事采矿、农业、纺织和运输等行业的工作。如果说政府引进合同劳工标志着20世纪美国移民政策由严格限制向灵活放宽转变的开始，那么1943年12月，美国国会废除所有排华法案则是这一转变的继续。

材料二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在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和军事围困的同时，频频颁布难民法。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53年的《难民救济法》、1957年《难民逃亡法》、1960年《公平难民法》和1962年《移民与难民法》等。其中1953年法案是为东欧的政治难民制定的，1957年法案接纳了匈牙利逃亡者，1960年法案的安置对象是古巴革命中被推翻的亲美势力。当然，美国也实施了一些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法案，如1953年7月法令允许500名外籍孤儿入境。除了吸纳接受难民，1957年法案规定：凡是来美修业的学生、教授和技术人员，如果担心回国后受到迫害，则可居留美国，其配偶和子女亦可自由入境。1960年法案实施后，到1980年，美国共安置了80万古巴难民，他们来自社会上层，受过高等教育，经济条件优越，因而构成了西半球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人才流失。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梁茂信《1940—1980年美国移民政策的变化及影响》

材料   清代以来，内地汉民族大规模移民实边，导致云南人口增长迅猛，对棉花、棉布、棉纱等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增加，民间资本借此大量涌入云南，进而催生众多商帮从事棉花、珠宝、玉石、生丝、茶叶的贩运。至晚清时期，活跃于云南大理市场的商帮、商人、商贩把外国来的洋货贩卖至内地，而且还收集、出售土货。各路商帮还把英、法等国需要的黄金、白银、黄丝、大锡、鸽、石磺等工业原料及山货药材、土特产品等主要运往缅甸、印度等地，尤其是腾冲商帮，其以贩运洋货、提供原料为主要业务，年出口黄丝迭30万斤。但英国于1886年把缅甸变为其殖民地以后，原来互通有无的商道，成为英国向西南地区倾销商品的通道。原来滇盐入缅，现在是缅盐反倾销于云南，输入云南的棉织品大量增加，输缅的中国土特产品呈现下降趋势。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主要对外商道被封锁，这反而给云南贸易带来了机遇，滇西成为进口棉花、棉纱转运的枢纽，进口棉纱、棉花量竞大幅度增加，出口生丝量竟亦有增长。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川滇桂各省商家鉴于海上运输棉纱的困难局面，乃转向缅甸，经云南陆路转运。云南腾越海关货检棉纱由1938年的18924担猛增至41022担，棉花由12472担增至15750担。进口货检总值由上年的国币200万元增至380万元。

——摘编自吴臣辉、周伦《试析清代至民国时期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商贸经济特点》

材料一   17-18世纪，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西方商船来到中国，以丝绸为载体的中国服饰文化逐渐被欧洲人了解。一些英国女性穿上了面料柔软舒适的刺绣服装。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略有规模的英国贵族豪宅中，至少有一个房间是用精美的中国丝绸墙布来装饰的。而当来自东方的纺织品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时，欧洲工匠开始设计、生产带有中国元素的纺织品，在模仿中国服装款式时通常会融入西方的裁剪和缝制方法。当时有些欧洲艺术家在接触到中国纺织品后，从中汲取了灵感，开始自由表达自己的奇思异想。

——摘编自刘海翔《欧洲大地的中国风》

材料二   晚清时期，大量的舶来品进入中国，西方服饰在沿海商埠随之出现，有些中国人开始穿西服。民国政府在1912年颁布《服制条例》，规定标准礼服以西服为主，后来各地出现了不少西服店。当时的北京，虽然作为外套的西服并未得到普及，但西式衬衣、针织衫、西裤等已逐渐得到推广。社会上也有反对易服的声音，认为穿西服是“崇洋媚外”“冒充上等人”。有人在《申报》上发文反驳：“欧化逐渐东开，国人多喜穿西装，取其穿之能有活泼的气象与振作的态度，而且便捷无拖沓。”与孙中山有关的中山装，其设计受到西服的影响，但衣领等部位仍保持民族特色。

——摘编自王建朗《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