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历史上中国西北半壁曾有过辉煌，在海上丝绸之路兴盛以前，中国绿洲与中亚绿洲沿路商旅络绎不绝，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然而，唐宋以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南重北轻”的格局，南方逐渐超过北方。1500年以后，随着东南和华南地区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空间经济发展格局由“南北框架”逐渐转换为“东西框架”，西北草原丝绸之路的地缘优势丧失殆尽。近代以来，随着列强侵华的不断加深，中国沿海港口城市次第开放，近代的铁路和公路运输使得沿线城镇迅速发展起来的同时，改变了传统商品市场的格局和劳动力的地区分工，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畸形发展。20世纪30年代，新兴工业百分之七十以上集中于沿海各省，从战时经济学的视角观察，此种工业布局极不合理。

新中国成立初期，出于地缘政治风险和国家战备的考量，中央政府制定了偏向内陆的工业布局指导思想，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正是在这一工业布局指导思想的安排下，彼时国家投资明显向内陆倾斜。 1952~1978年间，内陆地区工业有了较大发展，其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已由31.9%提升至40.1%。

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上呈现东部快、 东北和中西部慢的不平衡增长格局。针对区域发展差距带来的突出矛盾，中央政府适时提出了完善区域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逐步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趋势的力度，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1999年)和“东北振兴”战略(2003年)，加上最早提出的“东部率先发展”战略， 国家关于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初步形成，有望藉此塑造“东中西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摘编自冯建勇《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胡焕庸线》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结婚的男女双方不得不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论双方当事人在结婚这件事情上毫无自主选择的权利。中国古代家长对于子女结婚的包办，大多是从“传宗接代”的目的出发，而忽视子女的个人选择。同时中国古代结婚制度中的结婚程序繁多，自西周时期首创的“六礼”，虽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简化，但作为传统习俗仍一直延续下来。

—摘编自潘文波《中国古代结婚制度之演变及其启示》

材料二 陈旧的婚姻观念总要被不断进步的社会所抛弃，鸦片战争后，尤其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同时也吹响了近代中国婚姻观念变化的号角，古老的中国拉开了婚姻观念变革的大篆。封建包办的婚姻逐渐被废弃和淘汰年轻人在选择婚姻时有了自己的判断和自主权。爱情、自由、平等、尊重等信念被注入新的婚忘观念腐朽的、不平等的婚姻观念和模式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一时期的婚姻观念变化主要体现在婚姻目的的变化、婚姻媒介的变化、婚姻决定权的变化、择偶标准的变化、夫要关系的变化。

—摘编自王莹《中国近代婚姻观念变化之梳理》

材料三 19世纪末，英国一些贵族虽有光荣的头衔，却缺少支撑门面的钱财，他们明显地感受家道中落，入不敷出。于是，贵族也十分渴望得到工商阶级的扶持，来弥补自己经济上的亏空。这种需求和“暴发户”(资产阶级新贵族) 的需要极易一拍即合，形成互利的合作。这种合作的最好方式是联姻，联姻的结果是皆大欢喜。贵族们获得了财富，从而能更神气地保持贵族的风度和体面；“暴发户”则使子孙们获得了光聚的血统，从而在上流社会中挣得一席之地。

—摘编自钱乘旦、陈晓律《英国文化模式溯源》

材料一   考古出土实物表明，中国棉花的品种是亚洲棉和草棉，均从国外传来。三国时期，珠江流域已普遍种植棉花，新疆是中国较早植棉的地区，总体晚于华南地区。“亚洲棉”从南路入广东，后至华中棉区；“草棉”从西路入新疆到甘肃，后传到华北棉区。棉种约在宋元之际完成了向中国内地的传播。棉花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逐步进化为一年生棉花，产量提高，品质有极大改进。古代文献中，棉花被记载为“吉贝”或“白叠”，棉布被称为“吉贝布”或“白叠布”。元代王祯在《农书》中记载“（棉花）比之桑蚕，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埒之臬荸，免绩缉之工，得御寒之益，可谓不麻而布，不茧而絮”。棉纺织技术在元代有重大改进，《南村辍耕录》中记载“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元代制定了江南夏税制度，规定“夏税则输以木绵、布、绢、丝、绵等物，其所输之数，视粮以为差”，棉布被定为常年租赋之一。明太祖曾下诏，“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绵各半亩”。经过元至明约两百年的传播，棉花种植和棉纺织已基本推广到全国。

——摘编自王亚蓉等《中国古代“布”的材质演进——兼论棉花在中国的普及》

材料二   在近代历史上，棉花资本主义留下一系列充满矛盾的遗产。它让无数人获得了财富，从中受益，但它同时让更多人受尽磨难，成了受害者和牺牲品。正如贝克特所说，棉花资本主义是一个关于控制和剥削的故事，同样也是一个关于“自由和创造性”的故事。

——根据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等资料整理、制图

材料一   1926年，桑地诺带领游击队，以玻利瓦尔为“精神之父”，以“把美国侵略者赶出国土”为目标，高举象征“自由或死亡”的红黑双色战旗，与美国扶植的反动独裁政权展开武装斗争。桑地诺的部队与美军及政府军战斗近两百次，迫使美军于1933年撤出尼加拉瓜。次年，桑地诺遭当局刺杀。桑地诺被誉为“人民的良心”和“美洲自由的标志”。

——摘自晏绍祥、张顺洪主编的《中外历史纲要（下）》

材料二   西方国家50余年对非援助强调“福利服务”而非“经济发展”的援助，无法从根本上弥补非洲国家面临的发展起点滞后及国际秩序不公正问题；一些脱离非洲发展实际的附加条件进一步恶化了非洲国家原本存在的发展危机。……五十多年来，中国对非援助紧密结合非洲国家的历史发展任务，尊重非洲国家的发展需要和意愿。2000年以来，中国对非援助逐步纳入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始终坚持对非援助平等、尊重与合作的理念.强调中非合作中的互助与共同发展，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绝不把外援作为干涉他国内政的手段，向世界展示着一个崛起的东方大国应有的政治风度和全球责任。

——摘编自罗建波《西方对非援助效果及中非经济合作》

材料三   新殖民主义是在战后旧殖民主义体系瓦解后，帝国主义为维护其既得利益，对已经获得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推行的一种新的剥削与掠夺形式。它像面承认原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独立权利，实际上采取种种欺骗手段，从政治、经济和军事各方面。对已获得政治独立的国家实行控制和渗透，为它们争夺世界霸权和势力范围服务。老殖民主义是赤裸裸的。新殖民主义是有裂磷药。

——摘编自孙迎辉《新殖民主义问题线析》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流行“袴褶服”，劳动人民将袖口部分逐渐收紧，形成了窄袖衫、小口裤等样式，从此中华民族上衣下裤的服饰形制普遍推广开来。北魏建立政权后十分重视服饰礼仪的作用，从拓跋珪到孝文帝，逐渐将其延伸到日常生活领域，改穿农耕汉服。游牧文化和西域文化的服饰在民族杂处和商旅往来中汇聚，各种文化传播也为这一时期服饰文化的自由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当时“爰至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袴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好”的现象。这些服饰元素，成为唐代及后世中华集体记忆可视性符号之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江冰《魏晋南北朝服饰文化论略》

材料二   在近代，女式服装的西化比男式早。在鸦片战争前后“上海女界喜效夷装，衣必袒购露臂，裤必长不及膝，袜必长统，履必高底，其形式介于华夷之间。在染欧化之沪人视之固觉时髦然使骤入守旧派目中，其不诧为妖孽也希”。这些追赶新潮的上海女性成了领导近代中国女性时装潮流的先行者。追求新奇的潮流同样反映在男装方面。洋泾浜一隅，五方杂处，服色随时更易，商绅及其子弟、一般市民，乃至仆隶佣人中都不乏追踪时尚者。戴墨镜、口衔洋烟，无论晴雨都带把洋伞，成为官商士庶的特定时装，一时相习成风，恬不为怪。

——张敏《试论晚清上海服饰风尚与社会变迁》

材料三   近代欧洲服装根据不同的特征分为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和洛可可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曾以夸张而膨胀的外观来表现人性的复苏；巴洛克时期的服装进一步突出感官效果，将服装引入现实的自由生活；至洛可可时期，以女性为中心，袒胸与夸张的撑裙证明了现世的享乐主义的泛滥。服饰流行的中心不再局限于以意大利为中心，呈现西班牙风、德意志风、法国风、波兰风等，地区风格之间时兴时衰。工业革命后，服饰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各个阶层由于自身需要穿着简便、合体的衣服。

——摘编自徐思民《西方服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