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英国传统能源依赖木材。15、16世纪以来，英国人口增长迅速，传统手工业如啤酒业、煮盐业、玻璃制造业、造船业等迅速发展，而且都以木柴作为生产燃料，木柴短缺危机日益加剧。16世纪下半期开始，英国能源逐渐转型。到17世纪中期，英国的城镇基本上都开始使用煤炭作为主要生活燃料。到18世纪上半叶，煤炭已经取代柴薪，成为英国制造业所使用的主要能源。到了19世纪，英国已经基本完成了从柴薪到煤炭的能源结构转型，正式步入化石燃料时代。这比欧洲其他国家早了将近150年。凭借储量丰富的煤炭和铁矿，英国海军迅速发展壮大，到1899年拥有各类舰艇472艘，总吨位达到约126.6万吨，大大提升了英国的综合国力。

——摘编自潘荣成《近代早期英国能源转型及其启示》

材料二   美国是第二次能源转型的引领者。1859年宾夕法尼亚州挖掘了第一口油井，标志着世界现代石油产业的开端。此后百年间，美国一直都是世界石油工业的主导者。但在最初的半个世纪内，受限于精炼技术和利用技术的落后，石油主要用于提炼煤油以作照明之用，一直到1910年左右，石油消费量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例才超过5%。随着内燃机、汽车的发明与改进，石油逐渐得到广泛运用并成为主导能源。到1950年左右，石油在美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首次超过煤炭，成为主导能源。

——摘编自裴广强《近代以来西方主要国家能源转型的历程考察》

材料三   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和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是第三次能源转型的两大背景。进入21世纪，第三次能源转型在国际社会中掀起浪潮。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应对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领域正迎头赶上。2017年，中国“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和核电在建规模稳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非化石能源发展的引领者”。

——摘编自吴磊、詹红兵《国际能源转型与中国能源革命》

材料一   德国自由市汉堡，地处中欧，交通便捷，借助发达的水陆运输通道可快捷地到达整个波罗的海地区及中东欧广袤的腹地。此外，作为“（近代）欧洲大陆最英国化的城市”，汉堡一直与英国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和频繁的人员往来。但是，在德国第二次工业革命飞速发展之时，汉堡的城市污染和居住环境问题也日益严峻。……1892年，源自印度北部的霍乱再次侵袭欧洲。8月15日汉堡出现第1例“疑似”病例；23日，疫情便已蔓延至全城。但是，直到8月24日，汉堡市政当局和首席医务官仍一直未告知汉堡市民采取预防措施，他们害怕此举会对汉堡的港口贸易造成巨大损失，损害富豪政治集团的经济利益。到9月19日疫情得到控制，汉堡共有16944例霍乱病例，死亡8594人。

——摘编自顾年茂：《1892年德国汉堡瘟疫大流行探析》

材料二   公共卫生学最早发轫于法国。但自大革命以来，其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却步履蹒跚。第三共和国初期开始酝酿的公共卫生法案饱受争议，直到1902年才艰难出台。该法案虽规定设立一个全国性的公共卫生委员会，但该机构可有可无，其存在极不稳定。1918年，席卷全球的西班牙大流感对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法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共计24万法国平民和军人死亡。政府在应对疫情时表现出的混乱无序和无能为力，暴露出法国公共卫生管理制度存在国家投入不足、政府部门之间协作松散、缺乏统筹协调性、管控不力等弊端。1920年，公共卫生、社会救助与福利部正式诞生，从此以后，公共卫生及相关社会事务在政府机构中占据一席之地，法国长期停滞不前的传染病防治工作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摘编自肖晓丹：《西班牙大流感与法国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改革》

材料一 利玛窦的《中国传教史》将孔子比拟为古代希腊的大哲学家，认为中国人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过着良善的道德生活。该书在当时的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8世纪欧洲流行的洛可可艺术风格，深受中国输入的陶瓷、丝绸产品的影响，具有纤细、轻盈和繁琐的装饰性。18世纪，法国人魁奈创立了重农学派，其刊物大量引用中国的典籍。在魁奈的敦促下，路易十五模仿中国皇帝举行了显示重视农业的仪式“籍田大礼”。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1898年，严复节译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并结合中国的时政分析，掺杂进自己的大量发挥，出版了《天演论》。是书将进化论的适用范围推向极限，痛陈物竞天择、弱肉强食是万古不易的天演定律，一经刊印便风行全国。梁启超说：“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进化观念传入后，“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一 明末清初，川渝地区天灾战乱不断，出现“有可耕之地，而无可耕之民”的状况。清初从顺治到乾隆时期，政府鼓励移民入川，“无主荒地，听凭百姓垦种，永占为业”“荒地耕种，十年起科”。据统计，清初重庆府人口约2—3万，到1820年已达230余万。重庆府初耕地从1671年12.4万亩，到1728年达1259.76万亩。期间红苕、烟草伴随移民传入，形成“田种禾稻、山种杂粮”的格局。移民中的汉族、土家族、壮族、回族等定居川渝后，在元、服饰、生活习俗等方面深入互动。

——摘编自周勇《“湖广填四川”与重庆》

材料二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引发全国各界向西南大迁移。到1940年6月底止，内迁民营厂矿共452家，内迁设备12万多吨。重庆成为全国最大的工业中心，重工业资本约占50%，改变了战前轻工业占优的状况。内迁重庆高校有中大、复旦等31所。1946年，重庆人口增加到124.5万，内迁人口包括有政府及各事业机关人员、沦陷区工商界人士、文化名人、学生、产业工人以及其他难民。随迁渝者日众，饭馆内苏（州）常（州）式的小馒头、汤包也都成为常见食物了。

——摘编自张瑾、龙海《抗战内迁大移民》

材料三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际局势日趋紧张。1964年国家定位把重庆地区“建设成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某些重要机器设备的基地”。1965年开始从沿海内迁了大批企事业单位，随迁的包括管理人员、熟练技工、科技人才等。经过三线建设者们的艰苦努力，重庆逐渐建成以重工业为主体、门类较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改革开放以后，他在经济建设主战场中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2018年10月，中宣部将“三线精神”列为新时代大力弘扬的民族精神、奋斗精神。

——摘编自田姝《三线建设内迁大移民》

材料一   18世纪，欧洲启蒙史家在同封建教会史学的斗争中，在历史学体系、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伏尔泰遍访欧洲勘探真实可信的史料，在写作《路易十四时代》过程中，他参阅了二百余种历史文献，该书不仅写法国、欧洲，也写到了亚洲、中国等世界其他地方。针对传统的历史循环和倒退论，杜尔果在《世界史论》中指出，人类是服从进步规律的总体；理性是历史进步的主要动力。伏尔泰认为“历史的进步……是人类精神逐步摆脱宗教的桎梏和愚昧的过程”。吉本在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时，查阅、搜集了当时几乎所有的与古罗马帝国相关的资料，包括碑铭、文物及各种拉丁文出版物。该书涵盖了欧洲、伊斯兰、拜占庭三大古文明，还写到了中国与印度。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启蒙史学存在着许多缺陷，因此还不是真正科学的历史学。

——整编自赖元晋《18世纪启蒙史学的地位和贡献》等

材料二   20世纪初期，学者普遍感到以反映朝代循环更替、探讨皇朝盛衰兴亡之故、旨在为帝王“资治”的传统史学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和时代的需要，呼吁以新史学话语体系取代传统史学话语体系。

——据赵梅春《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变迁》

材料一   韩非（前280—前233）是法家代表人物。他把历史发展明确划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并且认为一个时代比一个时代进步。韩非子认为“世异则事异”，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他还认为“事异则备变”，居今之世而重复过去的办法是愚蠢可笑的。韩非子的这种观点，对秦汉以后的历史进化思想有很大影响。

材料二   章太炎（1869—1936）是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中别具一格的史学家。他很早就重视史学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1902年后，他深感对中国历史重新研究的必要，提出了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而编写《中国通史》的系统主张。1906年，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他更明确提出了“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的主张。这里所谓的“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他强调，民族主义“如稼穑然”，依存于“史籍”，能起灌溉作用。如“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宋衍申主编《中国史学史纲要》

材料一   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在关中地区的蓝田县，"蓝田四吕"制订和实施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乡约即《吕氏乡约》。乡约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德业相劝"，对"德"进行了解释性的列举，认为"德"有二十三种表现。将"业"分为两种，即"居家"表现和"在外"表现，并延伸至"读书治田"等其他领域。二是"过失相规"，规定"过失，谓犯义之过六，犯约之过四，不修之过五"。三是"礼俗相交"，规定"一曰尊幼辈行，二曰造请拜揖，三曰请召送迎，四曰庆吊赠遗"。四是"患难相恤"，规定"患难之事七"，列举了七种可以请求乡人帮扶的患难类型。

——摘编自何旺旺《乡规民约的历史嬗变及其在当代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

材料二   卢作孚认为，传统农民过着以家庭为核心的"两重集团生活"，其中家庭是第一集团，由家庭延伸出的家族、姻亲、邻里及村社等是第二集团。这两种集团生活使得农民知熟人不知国人、知家庭不知社会、知村社不知国家、知私不知公，阻碍社会进步。因此，卢作孚主张建设"现代集团生活"。所谓现代集团生活、就是学习西方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个人超越家庭和亲朋关系，转而以依赖社会、国家为核心。"目前我们要想中国有办法，我们一方面要打破原来集团生活的依赖关系（即个人对家庭的依赖关系），创造新集团生活的依赖关系（即个人对国家的依赖关系）;打破原来不合理的比赛标准，悬起新集团的比赛标准。这样就可以创造伟大的社会动力，以推动社会的发展。"

——摘编自王翠《卢作孚乡村建设实验的主要内容、总体评价与当代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