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材料 | 评述 |
A | 2021 年,黄埔陂头岭遗址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战国中晚期等时期的文化遗存 | 华夏海洋 文明起源于岭南 |
B | 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良诸文化遗址,出现了王城、祭坛、礼器系统 | 反映出当时青例铸造技术成熟 |
C | 1996年.河南新邓的郑国祭把遗址(春秋时期)出土了完整的“九鼎八簋” | 反映出当时分封制彻底崩溃 |
D | 蒙古国境内诺彦乌拉匈奴葛地出土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中原文物双龙纹透难玉璜 | 可用于研究汉.匈交往 |
A.A | B.B | C.C | D.D |
A.朱书文字主要用于占卜 | B.商代的祭祀活动程序复杂 |
C.甲骨文发展有历史积淀 | D.商之前已有成熟文字系统 |
A.自然崇拜是文明的主题 | B.制陶技术领先于世界 |
C.艺术审美融于生活劳动 | D.原始农耕的生产状况 |
A.分封制促进了社会发展 | B.分封制度已经瓦解 |
C.诸侯威胁了王室的权威 | D.礼乐制度遭到破坏 |
A.南方经济地位超过北方 | B.农民赋役负担极其沉重 |
C.城市的经济功能大大增强 | D.国家具有强大的资源调配能力 |
材料一《易·系辞》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大戴礼记·五帝德》记载孔子说:黄帝“设五星”,创造了度、量、衡、亩和数,此时,“市不预贾”。考古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了一定数量的海贝、骨贝和石贝。上古三代,夏的商业制度缺乏史料,而《国语·晋语》描述商周时期商业时说“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周朝国都建设是“面朝后市”。同时,周朝市场管理设有司市(总负责人、最高管理者)、质人(验证书契)、廛人(征收商税)、胥师(分区负责人、管辨别货物真伪)、贾市(管理物价)、司暴(负责禁止斗嚣)、司稽(负责捕捉盗贼)等。
春秋时期,是古代商业的自由发展时期,周人“巧伪趋利,贵利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列国统治者允许商业自由发展,出现了子贡、范蠡等杰出代表,子贡、范蠡对后世商人影响巨大,后世商人们流行在自己的店铺店堂内悬挂“端木生涯、陶朱事业”八个大字。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古代中国商业自由发展的短暂春天即将结束。
———摘编自周晓敏《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探析》
材料二北京瑞蛱祥和上海永安公司是20世纪初几乎同时创办的两家企业,二者的资金来源和经营方式明显不同,前者商业经营资本很大程度上来自土地剥削的收入,而商业经营所得又用来购置土地。而后者深受国外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建立之初就采取了股份制的组织形式。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上,二者也存在差异。(见表)
北京瑞蚨样和 上海永安公司企业的经营管理情况
人事管理 | 财务管理 | 业务经营 | |
北京瑞蛟祥 | 企业内部人员(6类):东家、掌柜、内伙计、外伙计、学徒、后司 | “四柱账”财务制度:最高财务机关(东家的家里);地区最高.财务管理机构(总店账房);基层各号账房。年终统一核算,分号资金由总店统一拨付 | 进货:联货代购、派人选购、函购(通过寄号信向上海等地购进)。 销货:门面柜台销售为主、送货自上门、烟茶招待讨好顾客等,但商品价格没有商量余地 |
上海永安公司 | 企业内部人员(3类):投资较多、参加管理的监督与司理;一般雇佣职工;高级职员 | 注重资本积累和资金的流动性,通过账房间和银业部兼营金融业,保证企业资本安全和充裕的流动资金。采取现代股份公司制,控制股权保证公司的完整性和权威性,在利润分配上与控股权相对应 | 进货:洋货方面:通过洋行、批发字号、向外国工厂直接订货及向外国推销员直接购进;国货方面:直接从产地和工厂购进。 销货:送货上门、外埠信购、注重品牌效应等 |
——摘编自李敏《中国传统商业的近代化与经营方式的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时期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征及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近代商企经营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变化发展。
A.中原地区较新疆农业技术更为发达 | B.民间铁器的长途贸易活动频繁 |
C.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体系开始出现 | D.中原与新疆存在农耕技术交流 |
A.物种交流促使饮食文化趋同 | B.丝绸之路改变罗马生活方式 |
C.早期文明的独立性与相似性 | D.罗马帝国是麦类作物原产地 |
A.历史研究依赖考古技术的发展 | B.玉器脱离现实生活而走上神坛 |
C.中国已经迈入阶级社会的门槛 | D.凌驾平民之上的权贵阶层出现 |
材料 秦并一海内,在全境推行郡县制,并在县以下普遍建立起乡里制度。汉承秦制,三国又承汉制,从走马楼吴简揭示的孙吴长沙郡临湘侯国(县级)的治理情况看,乡稳定地作为一级行政单位承担力役征派、赋税交纳、户籍编制等职能。《汉书·百官公卿表》记“乡六千六百二十二”,《东观书》记“(东汉)永兴元年,乡三千六百八十二”,两汉时平均每县辖3—4乡。三国时期,临湘是长沙郡首县,郡仓、监狱等高级别机构皆设于此,潘濬军府也驻扎在附近。当代史家根据出土文物推断孙吴临湘侯国辖12乡,后史家综合利用长沙出土汉吴简牍、六朝石刻等地方档案,以及长沙城考古成果,判断三国孙吴黄武至嘉禾年间临湘侯国共辖平乡、广成乡等11乡更符合历史真相。
——摘编自徐畅《三国孙吴临湘侯国辖乡的数量与名称再探》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湘阴侯国行政规划上的特征。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构成东吴湘阴侯国(县级)行政特点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