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为了改变沙俄时代科技落后的局面，苏俄（联）党和政府采取了有力措施。列宁专门颁布法令以保证沙俄时期专家巴甫洛夫的研究延续。1920年底，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提出了《俄罗斯联邦电气化计划》，到1925年，苏联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帮助科技人员提高专业技能，提供科技交流机会。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研究、开发和建设，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51．5%上升到70．2%，第二个五年计划后这一比重高达77．4%。与此同时，1918—1940年，苏俄（联）高校总计培养专家120多万人，科技人员的数量由1914年的1．02万人增长到1940年的9．83万人，苏俄（联）科学院院士由1917年的45位增加到1956年的464位。二战后，由于单一计划经济体制和集中发展重工业的影响，许多企业不愿冒着完不成计划的风险去采用新科技，由此苏联与第三次科技革命失之交臂。

——摘编自郭春生、胡志伟《科技革命与苏联兴衰的关系论析》

材料二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启了全面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立了建设工业国的总目标，提出了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的总要求。1956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制定并组织实施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963年，党中央确立了“自力更生，迎头赶上”的科学技术发展方针，提出“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的关键”。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正式并完整地提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通过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推动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和四个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科技和经济基础。

——摘编自刘雷、万劲波《科技现代化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过去、现在与未来》

材料   20世纪30年代，美国先后进行了两次金融改革，即胡佛金融改革和罗斯福金融改革。

胡佛在任总统期间，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但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胡佛政府被迫开始干预经济，进行金融改革，采取成立复兴金融公司、通过紧急救助与建设工程法等措施。罗斯福就任总统后，立即大刀阔斧地进行金融改革，在延续胡佛政府政策的同时，对美国金融系统进行了根本性变革。罗斯福把胡佛金融改革中的权宜之计发展为长远规划，绘就了美国金融发展的蓝图。通过大萧条时期的金融改革，美国政府稳定了货币、建立了安全的金融体系、维护了金融秩序，实现了国家依照宪法对金融进行监管的原则，使美国金融业走上了有序、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为战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战后世界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摘编自李世安《大萧条时期的美国金融改革及其影响》

材料 明代中后期，伴随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追求财富、满足私欲成为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生基本目标，士大夫阶层也不例外，士风颓靡，传统儒家所崇尚的德行操守观念受到冲击。同时，程朱理学日渐式微，晚明士人对圣人人格的崇敬和兴趣日趋淡漠。黄道周对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深感不满，在他看来，王汝中、李贽否定传统道德、怀疑儒学权威，对情欲的肯定、对功夫的否定，会从根本上颠覆传统儒家“君子儒”的人格理想，而“君子儒”人格的瓦解会将直接导致朝廷无儒臣可任用，天下无儒学可遵奉，这必将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性后果。崇祯十一年（1638年），黄道周编撰《儒行集传》，并于次年刊行。在《儒行集传》中，黄道周借助儒家传统德行理念和范畴概念，建构了一个丰满而立体的“君子儒”人格范型。黄道周认为，儒者之所以成为儒者，关键是以“仁”为本、为实，坚持以道事君，道高于势。

“乐其道而忘人之势”。他还认为，身与道相辅相成，“君子不外道而求身，不外身而求道”，修身是实现道的根本途径。除了思想探索、理论建构外，黄道周处处以“君子儒”的人格范型自律，躬亲践履，体现了一个正直士大夫的君子品格。

——摘编自许卉《黄道周对儒家“君子儒”人格的建构》

材料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国内战争狂热是其政府长期进行“忠君”思想灌输、实行对外扩张的必然结果。日本各大报社成立时，曾经对国内外大事有过比较客观、真实的报道。但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它们失去了最基本的是非判断与职业操守，站在了极端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成为侵略战争的助推者。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国内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多变化，随着法西斯体制的建立，政府实行了严格的舆论控制。在极端民族主义、专制政治的压力下，新闻媒体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政府扩张政策的传声筒，难以做出具有独立判断的报道。日本新闻媒体由于背离了基本的职业操守，成为侵略战争的帮凶，这个教训值得吸取和牢记。

——摘编自史桂芳《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国内的新闻报道与战争狂热》

材料一     中国古代蒙学教育以对儿童的伦理道德教育为主，立足人伦关系，强调“五伦”。蒙学教材《幼学故事琼林》《重订三字经》《重订增广贤文》《千字文》等均明确了君臣、父子、兄弟等“五伦”关系，指出“父子和而家不败，兄弟和而家不分”的要求。古代蒙学教育还把“孝悌”作为做人的根本，把对“孝悌”思想的倡导和颂扬始终贯穿于各类蒙学文献中，如《三字经》中就有“首孝悌”的内容，《小学诗礼》中也设有“事亲、事长”的章节，宋代《神童诗》中还编入了“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等经典名句，明代启蒙读物《龙文鞭影》中则通过典故塑造一个人坚韧不拔、愈挫愈勇的精神。

——摘编自吴彦霞 《试论中国古代蒙学的伦理思想及当代价值》

材料二     中世纪结束后，随着人文主义教育的兴起，英国幼儿教育思想逐渐萌芽，出现了幼儿园、保育学校、托儿所、家庭游乐场等教育机构。18世纪，英国一些教育家针对当时学儿童生活学习的现状，陆续创办了不同的学校及慈善机构，与此同时，欧文创办的世界上第一所幼儿学校引起了其他人士的积极响应，在英国掀起了一股创办幼儿教育机构的热潮。但直到19世纪末期，麦克米伦姐妹创办的保育学校才促进了英国政府对幼儿教育的关注并拨款资助，19世纪以前，英国幼儿教育基本上是以教会团体和慈善人士创办的济贫性慈善学校为主。18、19世纪的英国统治阶级仍然认为教育是上层阶级的特权，英国也逐渐形成了幼儿园和普通幼儿学校双轨制幼儿教育机制。

——摘编自周晓慧《英国近代幼儿教育思想的演进及其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