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大唐六典·鸿护寺》记载，鸿护寺之职，“掌宾客及凶仪之事，领典客、司仪二署”，“掌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归化在蕃之名数……凡朝贡，宴享、送迎预焉，皆辨其等位，而供其职事，凡首渠首领朝见者，则馆而以礼供之。”
材料二 地方行政制度变迁的核心就是政区和政府组织层次级数的变化，这一变化集中的体现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此长彼消的过程。下表是历代政区与地方政府的层级变化表。
历代政区与地方政府的层级变化表
| 时期 | 高层政区 | 统县政区 | 县级政区 |
| 秦 | / | 郡 | 县、道 |
| 汉 | / | 郡(王国) | 县、道 |
| 魏晋南北朝 | 州 | 郡(王国) | 县 |
| 隋、唐前期 | / | 州(府、郡) | 县 |
| 唐中后期、五代 | ① | 州(府) | 县 |
| 宋 | 路 | 州(府) | 县 |
| 元 | ② | 路、府、州 | 县 |
| 明 | 布政使司(省) | 府(州) | 县 |
| 清 | 省 | 府(州) | 县 |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1)根据材料一、指出唐朝鸿肿寺的职能，结合所学，从民族关系角度简析其作用。(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指出表格中①与②分别代表的地方层级，并概括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演变的特点。
材料 司马迁将项羽载入《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班固将项羽载入《汉书·卷三十一·陈胜项籍传第一》。在《史记》中，司马迁除了介绍项羽生平（“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以及转述项羽的言论之外，均对项羽以“字”相称，或者称其为“项王”。在《汉书》中，班固对项羽以“名”相称，很少称其为“项王”。在《史记》中，项羽的封号是“西楚霸王”，而在《汉书》中，项羽的封号是“西楚伯王”。关于项羽身死之后的记载，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写道：“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视鲁，鲁父兄乃降。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在《汉书》中，班固没有如司马迁那样详细介绍汉军占领鲁地的过程，在写完项羽乌江自刎一段之后，班固仅用一句话交代了项羽的后事——“汉王乃以鲁公号葬羽于谷城”。
——摘编自张春巍《项羽生平记述差异分析—基于〈史记〉和〈汉书〉的考察》
(1)根据材料，概括《史记》和《汉书》记述项羽的差异。(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史记》和《汉书》对项羽记述的因素。
材料一 《后汉书·孝献帝纪》记载：“二十二年夏六月，丞相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冬，有星孛于东北。是岁大疫。”“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操面对这样严重的灾情，在建安二十三年（218年）颁布了赈灾令，作了以下规定：“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已上无夫子，若年十二已下无父母兄弟及目无所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廪食终身。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能自赡者，随口给贷。老耄须待养者，年九十已上，复不事，家一人。”
——摘编自《后汉书》等
材料二 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历史悠久、分布广泛、危害严重。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调查，流行区主要分布在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感染者1200余万人，病牛约120万头，钉螺分布面积达148亿m²。血吸虫病的肆虐给流行区广大群众带来深重苦难，毛泽东主席在《七律二首·送瘟神》诗词中所描述的“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情景，真实反映了当时血吸虫病的严重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高度重视，始终坚持“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群防群控、联防联控”的方针，遵循“因地制宜、科学防治”的原则，经过70余年的积极防控，取得了巨大成就。当前，我国血吸虫病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
——摘编自操治国《我国血吸虫病防治的进展、挑战与对策》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应对疫情的措施。(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血吸虫病防治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
材料 《史记》记载，年轻时的郭解是一个漠视法律、作奸犯科、扰乱社会秩序的不法分子。但成熟后，他“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逐渐受到人们仰慕。郭解迁徙时，人们送钱一千余万为其送行；郭解入关后，关中豪杰都争相与其交朋友；郭解逃亡中，临晋籍少公助其出关，并在官吏追问时为其仗义自杀。虽然郭解身上缺点、污点明显，但司马迁更看重他转变后表现出的轻利尚义、缓人之急、救人困厄等侠义精神，因而对其结局充满同情。
《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引用班固之言，歌颂自古以来这种井然有序等级秩序的合理性，人们尊奉并服侍上级，而在下位的人也不会有逾越的念头，抨击“大夫世权，陪臣执命”和战国四君子“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的无耻行径，坚决反对郭解“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此等权利滔天的社会现象。
——摘编自车淼淼、尚小雨《论“两司马”的汉代三游侠书写》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两司马”对郭解评价的不同及其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侠义精神对当代的启示。
材料一 “汉兴……高祖以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文帝时期，有“田租减半”之诏，景帝时（前155年）复“三十税一”制。东汉时，刘秀曾实行“什一之税”，不久又恢复“三十税一”旧制。汉初规定，不分男女，每人每年缴纳“口赋”20钱；15岁至56岁，不分男女，每人每年征112钱，谓之“一算”。据《三国志·魏志·武帝记》记载，曹魏“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
——摘编自王文东《浅析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发展演变》
材料二 秦汉至明清各朝赋役制度屡有更改变化，考察时有四个方面值得注意：①赋与役分和合及其程度；②赋与役各自所占的比重；③赋役征派的主要依据或标准；④赋役的课征形态。若从这四方面纵观我国封建赋役制度的演变过程，唐代废租庸调制而实行两税法，是一个转折性变化，一个区分阶段性的标志。
——摘编自林正根《隋唐至明清土地、赋役与农民起义问题》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与曹魏赋税制度的不同之处。(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税法是“一个转折性变化，一个区分阶段性的标志”的理由。
(3)根据上述材料及所学知识，谈谈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变革和演变对当今社会税制变革的启示。
材料一 对于急性传染病，古人十分强调早预防、治未病。《黄帝内经》就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中医认为正气是指人体的机能活动及抗邪的能力，也包括自身的抗病、康复能力。《汉书·平帝纪》记载：“民疾疫者，设空邸第为置医。”明确规定设置隔离病房治疗，以免疫病传播。晚清名医余伯陶在《鼠疫抉微》中指出：“避之之法，厅堂房室，洒扫光明，厨房沟渠，整理清洁，房内窗户，通风透气。”
——摘编自王星光《中国古代对疫病的认识与防治》
材料二 1949年10月下旬，察哈尔省察北专区突然爆发鼠疫，10月27日，毛泽东指示召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任主任委员，组建防疫总队分赴察北、绥远、张家口等疫区开展防控工作。广大卫生防疫人员迅速开展诊疗、尸检、捕鼠、消毒、隔离观察、防疫注射等各项防控工作，经过近20天的连续奋战，察北鼠疫疫情得以控制。尽管新中国第一次防疫战在较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新中国卫生防疫的薄弱现状仍然让党和国家领导人忧心不已。1949年11月，卫生部刚刚成立，毛泽东就指示必须大力加强卫生防疫工作的组织和领导，争取3年之内在全国大部分县建立县级卫生院……在县属区建立卫生所，乡村要有卫生员，工矿街坊都要有卫生组织。
——摘编自谭乐沁、杨晓璐《新中国第一次防疫“大考”》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疫病防治思想。(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积极应对察哈尔疫情的作用。
材料一 元代本着“损中国无用之费，易远方难制之物”的精神，鼓励商人从事海外贸易，其进出口货物数量和品种都倍于前代，且不断增长，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据《大南海志》记载，元代前期经广州港进口的商品计有七类七十多种。元代后期，仅由四明（又名庆元，即今浙江宁波）进口的商品就高达二百二十四种，比元前期翻了三番。值得注意的是，在品种繁多的进口商品中，奢侈品的数量较前代有明显减少，而用于生产、生活的日用品比例大大增加。海外商品输入中国沿海港口以后，通过商贩们的转运，销往全国各地。
材料二 泉州作为元代最大的进出口港口，那里的各种货物堆积如山。江南最繁华的都市杭州，是元代最大的商品聚散地，政府在此设有市舶仓库，专门贮存从各地转运来的货物。杭州本身也是最多的消费城市，仅胡椒一项，每日销量竞达四十三担，每担重九十公斤。元大都（今北京）虽远离东南沿海贸易港口，但由于它是元朝统治中心，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云集于此。不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商贩，都将各国商品转运来此经销。当时的大都，凡是世界上珍稀的东西，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特别是来自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药材和香料。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喻常森《元代海外贸易发展的积极作用与局限性》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元代海外贸易繁荣发展的表现。(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元代海外贸易繁荣发展的原因及其影响。
材料一 中国是茶的发源地，相传上古时代的神农氏首先发现茶叶的饮用价值。把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而不仅仅作为一种生活需要，是从唐朝陆羽开始的。他的《茶经》影响至今，根据《茶经》的记载，茶起源于巴蜀之地，之后茶叶朝东南西北各方向传播.朝东，日本、高
——摘编自余锋《从茶与咖啡的普及历程看中西方文化及传播差异》
材料二 16世纪开始，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推动了东西方贸易的发展，欧洲商人、旅行家以及传教士纷纷来华，他们关于中国茶叶的介绍，推动了欧洲的饮茶热潮以及茶叶贸易。在巨大的利润驱使下，茶叶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主要商品。到18世纪，伦敦的咖啡馆实际上成了茶馆，茶叶成为美国全民共饮的大众饮料.很长的时期里，在英国形成了一种“中国热”，用中国瓷器饮用中国茶无疑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茶叶带给英国国库的税收曾经达到每年330万镑，占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
——摘编自《近代欧洲的茶叶贸易与中国茶文化的西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茶业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茶叶贸易兴盛的原因及对英国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服饰最能体现财富、身份地位和意趣，因而能够最直接、最敏感地反映生活习俗的变化。晚明服饰的更新之快令人目不暇接。《阅世编》卷八记载，一些地区时兴宋锦、唐锦，尔后又追求汉锦、晋锦，不久“皆称厌物”。 而小康人家衣饰上无大红不穿，就连婢女也非以大红饰衣不可。八品官配着朝中官服，一些教坊司乐工的穿戴竟与朝臣无异，宫中打杂太监也穿起了蟒衣——图案仅比龙袍少一爪。更有甚者，只有皇帝才配使用的龙纹，也开始在民间出现，团龙、立龙等成为寻常百姓常用的服装花纹。人们似乎完全忘却了风俗生活中的种种限制，追求绚丽多姿的风采。除了服饰之外，住房、饮食、舆马及日用品等方面也是肆无禁忌。
——吴琦、耿新建《晚明风俗变异与民间消费观念的更新》
材料二 中世纪中晚期，狂欢文化及相关仪式、活动为法国所有阶层、性别和年龄的人所共享。上层贵族十分钟爱并支持各种狂欢游戏，也不惮于公开参与大众的狂欢。法国宫廷历来有举行和参加各种狂欢游戏的传统。1393年，法国国王查理六世和若干高级贵族在一场宫廷婚礼中举行了一场吵闹游戏：他们化装成浑身是毛的野蛮人，一边不知所云地嚎叫，一边挥舞着狼牙棒，“像魔鬼一样”疯狂地舞蹈。在基督教大斋节来临之前的狂欢节期间，人们大快朵颐、佩戴面具、身着奇装异服，暂时抛弃世俗身份和等级地位差异与各种繁琐严厉的束缚，尽情欢乐，享受禁欲生活主导下的短暂快乐。在许多地方，狂欢游行是属于驱逐群体恐惧和寻求神灵保护的宗教仪式，也是处理某些特定群体事务尤其是违反群体利益事务的手段，因此具有地方自治和加强群体内部凝聚力的意义。
——摘编自唐运冠《法国中世纪晚期的狂欢文化研究》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晚明与中世纪中晚期法国社会“狂欢”现象的异同。(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中、法两国“狂欢”现象出现的原因。
材料一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黄帝内经》，就已全面奠定了中医理论的基础。中医学五大核心理论——阴阳五行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形神学说和天人学说，均肇始于此书。西方近代医学在整体系统思维方面远不及中国，中国医学不仅认为健康需要身、心、社会三者的统一、还特别强调天人之际即机体与整个宇宙大系统之间的和谐。在系统理论的指导下，中医学在诊断学和内、外、妇、儿、针灸等各临床学科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东汉张仲景撰著的《伤寒杂病论》，提出“四诊”“六经辩证”“八纲辩证”等原则和方法，阐述了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疗“八法”，奠定了中医临床医学的基础。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一部对中国16世纪以前的本草之学的集大成著作。全书52卷，记载药物1892种，附图1162幅，载有药方11096个。李时珍在陶弘景《神农本草经集注》分类的基础上，依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等16部，分为62类。而且每药首标正名为“纲”，附释为“目”，此后依集解、释疑、正误、气味、主治、附方为序，次第展开。这是当时世界上最科学的一部药物分类法。《本草纲目》在海外产生了深远影响，事实证明，“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
——摘编自王锦贵主编《中国文化史简编》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医学的特点，概括指出中医学与中药学的主要不同。(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本草纲目》对中国传统中药学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