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历程是一部党带领人民反压迫、反剥削、反饥饿的革命史，是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奋斗史。马克思认为，以私有制为主的生产关系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是导致无产阶级普遍贫困的根源，进而指出了解决贫困的基本途径：一是消灭私有制，二是消灭剥削，剥夺者被剥夺。在中国人民反压迫、反贫困的激烈斗争中，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党一经成立就把反贫困斗争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在百年的反贫困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穿反贫困和贫困治理当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摘编自雒亚男《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机制创新和历史启示》

材料二   《2019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到2030年，92个国家中最穷的20%人口将因气候变化而遭受巨大收入损失。2021年2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连续9个月上涨，环比上升2.4%，同比上升26.5%。而作为家庭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粮食价格的急剧上升导致家庭支出大幅增加，部分家庭由此而陷入贫困。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为例，这一地区成年人识字率仅为60%，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成年人识字率仅为30%左右，基本不具备参与现代化就业的能力。

——摘编自张琦《全球减贫历史、现状及其挑战》

材料一   蒙古三次西征以后，蒙古统治者挟持军事上的胜利，将大批被征服者迁徙到东方。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回回人，这些回回人原是居住在葱岭以西、黑海以东，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迁入中国后从事手工业、农业和充当职业军人，担任传教士，或者依靠贸易为生，少数人在中国当了官。另有一些从唐宋以来就频繁地出入沿海港口、经营对外贸易的阿拉伯人，和当地民族居民通婚，产生了“土生蕃客”的侨民世家。回回人东迁以后，这些穆斯林侨民也加入回回这个队伍中。从那时起，在中国便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信仰伊斯兰教为特点的，使用汉语而又具有学习阿拉伯文化和波斯文化的历史传统的回回民族。

——摘编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   2019年全球移民数量2.72亿人，2020年的数据为2.81亿人。欧洲占国际移民总数的比例达30.9%，亚洲30.5%，北美20.9%、非洲9%。2020年，65%的国际移民居住在高收入国家，31%的移民居住在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居住在低收入国家的仅占4%。约占78%的国际移民处于15岁至64岁的劳动年龄。截止2021年底，全球因迫害、冲突、暴力以及违反人权等导致的被迫移民人数再创新高，总数达8930万人。

——摘编自陈积敏《当前国际移民的新动向及其启示》

材料一   唐代除了完善取士制度，还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完备的学制体系。中央设有国子监总辖各学。国子监既是最高学府，又是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下设国子学、太学、书学、算学、律学等，此外还有弘文馆和崇文馆。唐代还出现众多门类、范围广阔的实科专门学校。

唐宋之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教育机构——书院。书院原为藏书、校书之地或私人治学、隐居之地。宋代则将书院发展为集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为一体的授徒讲学、培养人才的地方。元代政府大力扶持书院，书院院址多选于山林名胜之地，主持人称为“洞主”或“山长”。书院的出现，不仅对各种思想流派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代表着社会良知，担当着社会道义，是批判现实社会黑暗腐朽势力的一股力量。到了明代，由于阉党魏忠贤矫旨尽毁国中书院，此后书院渐渐衰落。明代的学校，中央设有国子监（贵族学校），地方设有府学、州学、县学，在边疆及特殊地方则有卫校（军事学校）。清代学制大抵沿袭明朝，科举制沿袭宋元，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种。考试内容：第一类为经义，出题限于四书五经，文体多为八股；第二类为诏诰律令；第三类为经史时务策。

——摘编自《中国古代教育发展史》

材料二   1901年以后，清政府对传统教育体制改革，改造各级官学，书院改设学堂，改革和废除科举取士制度。废除科举制度推动了新式学堂的大发展，促进了留学潮流的高涨，加速了传统教育观念、人才观念、价值观念的转变。在晚清最后十年中，留日学生在留学生中占大多数。这主要是因为：清政府在政策上提倡、鼓励；日本政府推行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民族危亡感的强烈震荡；中日两国在地理、文化上的接近。留学生们在清末废科举、兴学堂这场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大变革中，站在时代的前列，积极引进西方教育制度、教育理论、教育学说，为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初步确立、近代教育理论的建构做出了重大贡献；热情投身各级各类新式学堂的创办，为中国近代教育系统的初步建立，特别是初等教育体系、中等教育体系、师范教育、事业教育、军事教育、法政教育体系的初步建立奠定了基础；留学生中产生了中国第一代近代教育家群体。这些变革实现了以日本教育为模板改革传统教育的重要途径；加速了正在走向衰亡的封建教育体制的解体，以空前的规模和深度引进了近代西方的教育体制、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使近代教育理论、教育学说、教育观念第一次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培养和造就了中国一批具有近代意识的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

——摘编自《中国近代教育》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仅有1.6年，2018年，这一数字已提升至10.6年，中国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49年至1976年：扫盲运动到基础教育。1949年我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并于1951年起先后开展了3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在扫盲运动展开的过程中，基础教育也越来越被重视。1977年—2011年：全面发展基础教育。1979年，中共中央批转了湖南省桃江县《关于发展农村教育事业的情况报告》，报告中指出：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培养技术人才，其基础在于教育。故要求各级党政官员，切实抓好小学教育的普及。2012年至2019年：推动教育信息化发展。2012年，教育部发布了《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年—2020年）》，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利用多种渠道广泛宣传教育信息化，逐步推动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深入应用。从最初的扫盲运动到之后基础教育，再到如今推进教育信息化2.0，中国的教育事业呈现出跨越式的飞速发展。

——摘编自《教育强国之路！图说中国70年教育发展史！》等

材料一1800年8月，拿破仑下令成立民法起草委员会，并限期是年11 月完成。期间，共召开102次讨论修改会议，他亲自主持的达半数以上，最后，又力排众议，简化批准程序，使民法草案在立法院中通过。《拿破仑法典》是以罗马法为基础并辑集多种的法律、命令、习惯、法理和理想而成的。全典共计 2281 条，分为“人”“财产”“财产取得之各种方式”等三篇，内容之广泛，实不多见。诚然时人及后世对其编制过程及技术多有批评，但《拿破仑法典》所以能供许多国家做模范，且历百余年而不至根本动摇者，或正以此。拿氏之自认可以赖它而垂不朽者，或非纯粹意气之谈。

——摘编自梅汝嗷《<拿破仑法典>及其影响》

材料二

——据王勇旗《新中国成立70年民事立法变迁考》

材料一

汉初，陆贾基于传统“夷夏之辨”的儒家思想，协调“华夷”之间民族关系时提出“附远宁近，怀来万邦”。他两次作为使臣前往南越，说服南越向汉称臣，双方恪守疆域，互不相犯。基于两汉初期的汉匈关系，贾谊的“华夷”理念乘持“尊王壤夷”的“夷夏之辨，，思想。贾谊首倡“夷夏首足论”，汉朝天子为天下“夷狄”之首，周边“夷狄”为足，华上夷下，尊卑有序，“华夷之辨”思想明显。武帝朝开疆拓土，为了实现多民族的统一，理顺“华夷”关系，需对“华夷”大防民族政策作适时调整。

——摘编自段超《从“夷夏之辨”到“华夷”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思想史考察》

材料二

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纷呈、博大精深，就在于它兼收并蕾的包容特性。展开历史长卷，从赵武炱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从边疆民族习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裤”、胡衣胡帽，以及今天随处可见的舞狮、胡琴、旗袍等，展现了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材料一   清初，黄河下游堤防失修，决口频繁。康熙年间，河道总督靳辅“遍历河干，广咨博询，求贤才之硕画，访谙练之老成”。他主张从全局出发，将黄河、淮河、运河三者进行综合治理，并指出：“用水刷沙，虽为治河不易之策，然河身淤土有新旧之不同……五年以前之久淤……冲刷甚难，故必须设法疏浚也。”主要措施是坚筑堤防、蓄清刷浑、河运分离。由于治河经费紧缺，靳辅预支数个省份康熙二十年正税的十分之一、并允诺“以淮扬水涸之后溜出田地的屯田收入及商船货物缴纳的商税补还”。经治理，黄河安澜十余年，之后又连年决溢。

——摘编自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等

材料二   清末民初以来，原有黄河治理体系逐渐解体，黄河水患频发。1913年，濮阳双合岭决口，当时北京政府着力进攻南方革命力量，无暇顾及，导致灾情不断扩大，拖延两年才完全堵复。1921年，《大公报》报道：“黄河上下游近来迭次决口，被水区域益形扩大，加以款项支绌，河工经费不能尽力筹拔，因之河防设施多有未周。”1933年，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李仪祉提出了黄河治本思想，强调黄河治理要上中下游并重，防洪与航运、水电、灌溉兼顾，还认识到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在黄河治理中的重要性，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治河策略。但由于主管机关职权不定，治理工作难以有效推进。

——摘编自苏全有等《民国时期黄河治理成效不佳的历史反思》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考察黄河并提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1999年，江泽民强调黄河治理开发应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实现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2019年，习近平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标志着黄河流域的治理开发步入新征途。

——摘编自邓生菊等《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流域治理开发及其经验启示》

材料一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十分关注中国是否出兵朝鲜。但直到第二次战役，美国对中国出兵的相关情报一直是错误的。1950年10月18日，彭德怀发给志愿军的命令是“按照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4时即停止，5时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等，使美国政府对中国是否出兵及出兵规模上出现了判断失误。美国军事领导人认为中国不会卷入朝鲜战事最重要的原因是，苏联暂时不打算使这场局部战争扩大为一场全球性战争，完全没有考虑到美军越过“三八线”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作为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最高指挥官麦克阿瑟，虽然他“几乎不了解中国馆军队或他们的军事原则，但是完全漠视中国馆士兵的存在”。

——摘编自邓峰《美国军事情报部门对中国出兵朝鲜的情报评估》

材料二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第一反应竟是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自国共内战开始以来，美国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了对中国内政的不干预的立场……同样，中共虽然宣布了“一边倒”的方针，但也没有存心针对美国采取任何特殊的外交行动。而美国对台湾的行动，在毛泽东看来，就等于对美国对中国宣战。1949年夏天，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时，中苏两党就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在国际革命中应有分工。斯大林希望中共今后多分担一下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而现在朝鲜革命真的遇到麻烦了。在麦克阿瑟叫嚣要打过鸭绿江和下令空军对鸭绿江沿岸中国领土进行轰炸，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安全。如果让朝鲜在中国建立流亡政府，并将残部撤往中国，可能将战火引致中国境内，并让斯大林根据中苏同盟条约派几十万军队进入东北的可能。因此，归纳起来，当时流行的一句口——“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十分贴切的反映了毛泽东对出兵问题的全部考量。

——摘自：《沈志华：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

材料三   对抗美援朝战争，习近平说，“这一战，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钢铁意志!”

“这一战，中国人民彻底扫除了近代以来任人宰割、仰人鼻息的百年耻辱，彻底扔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中国人民真正扬眉吐气了。”

“这一战，让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包括美国、苏联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感到必须重新估计中国在亚洲和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和分量)。

“经此一战，人民军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愈战愈勇，越打越强，取得了重要军事经验。”

“经此一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乃至世界的战略格局得到深刻塑造，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正义事业受到极大鼓舞，有力推动了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

——摘编自2020年习近平《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