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史料一   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欲通使，乃募能使者。（张）骞以郎应募，使月氏……经匈奴，匈奴得之……后骞与其属亡乡月氏，至大宛。时大月氏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竟不能得月氏要领。

——[西汉]司马迁《史记·张骞出使西域》

史料二   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佛陀，原指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之教。

——[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

材料二   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设立，总护西域三十六国。有汉一代，中央政府任命的西域都护有20余人，以东汉的班超最为著名，汉和帝称赞班超“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除西域都护府等中央派出机构外，西域地方事务由汉朝册封的西域诸国君长具体管理。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这些地方官员达376人，“皆佩汉印绶”。自汉代以后，历代中央王朝，都把西域视为故土，设置机构行使管辖权，如东汉的西域长史府、唐朝的安西大都护府、北庭大都护府、元代的行省制、清代的伊犁将军等。1884年，清朝政府批准新疆建省，改称西域为“新疆”，实现政治体制的划一。在西域都护府的管护之下，古老的丝绸之路上，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架起了东西方沟通交流的陆上桥梁，惠泽后世、影响深远。

——摘编自王珍《西域都护府：开创中央王朝有效管理西域的先河》

材料一   古人倡导的仁爱、宽恕思想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汉族、匈奴、突厥、吐蕃、女真、蒙古、维吾尔族等民族都拥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传统和习俗，并在相互交流和融合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不同的思想流派提供了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选择，允许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求得生存与发展。从汉赋、唐诗到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每一种形式都展现出不同地域、不同历史背景和不同审美观念的独特之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信仰与传统的中国哲学思想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促进了宗教和哲学的融合。中国古代封建君主也大多深谙因地制宜的治理策略，包括唐代的羁縻制、辽代的南北分治、清代的盟旗制等都体现者这一理念。科举制的创立和发展更是让中小地主实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政治抱负。此外，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为中外文化、商业、科技等领域的交流提供了平台，并使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

——摘编自王炜民《中华文明概述》

材料二   古代西方文明崇尚对立与冲突，常常导致宗教战争和割据战争的爆发。人类历史记载以来最早的意识形态冲突，乃是公元420年罗马帝国摄政普尔克里娅以保护波斯境内的基督徒之名，而对迫害基督徒的波斯皇帝巴赫拉姆开战。中世纪，欧洲统治者为了弘扬基督教，打击异教徒，多次进行所谓的宗教清洗、宗教裁判，不同于基督教信仰的各类宗教或惨遭灭绝，或被迫远走异国他乡。欧洲各国君主和宗教人士发动的讨伐异教徒的九次十字军行动，几乎每次都以灾难性的失败告终，但这些行为往往成为全欧洲基督徒的美谈。欧洲各阶层之间也对立严重，即便是古希腊，外邦人想要获取公民权的机会几乎为零；中世纪贵族的后代永远是贵族，庄园主世代为庄园主，农奴几乎没有任何走向自由民的机会，甚至在法国等国家还存在与阶层一一对应的三级会议。中世纪晚期，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欧洲的冲突更是旷日持久，对近现代欧洲历史走向的影响不可避免。

——摘编自孟广林《西方文明史》

材料一   晋商会馆起源于明代，兴盛于清代，是晋商在经商过程中出于各种需要，在本省或他省等重要城市（城镇）设立的一种民间组织。会馆大部分以商人原籍地来命名，也有以行业命名的。会馆规范交易行为，如晋南烟业商人通过统一秤斤，做到童叟无欺。众多晋商会馆碑文，记载商人众筹修庙和定期举办祭拜仪式以加强联系的事迹。京师的铅锡铜商人会馆，为本行商人面对的不公奔走呼号，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会馆匾额碑刻的书写一般多由官员或士绅主笔。会馆还承担义冢、义塾和服务本籍科举士子等善举。

——摘编自刘建生，余龙《明清商人会馆的地域整合及官民互动》等

材料二   1904年清政府谕令各省设立商会。1908年山西总商会创立后，积极协助榆次、孝义、汾阳、交城、文水等50多县先后建立了商务分会。总商会在联络工商、调查商情、兴办商学、调息纷争等方面发挥作用。曾任山西总商会会长的刘笃敬兴办了山西第一座发电厂。20世纪初，山西总商会倡导了大规模抵制洋货运动与收回利权运动。山西立宪派成员中包括不少商会代表，到京请愿推动立宪。五四运动期间，山西商会积极动员群众参加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爱国运动。交城商会曾常年定期赈济灾民。商会创办了各种报纸，加强信息传播，“以广商智”，扩大商会影响。

——摘编自张正明《晋商会馆、公所与近代山西商会》

材料—   “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修昔底德出生在雅典伯利克里统治下的“黄金时代”。其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严格地按照编年体记事。约有四分之一篇幅是演说辞，其中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在著作中引用伯里克利的话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力图站在世俗的立场上总结这场战争的原因及其教训。他将自己参与过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写作的唯一主题，“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虽身为雅典人，但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却是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来记述的，并非偏袒雅典。

——摘编自李永明《从<考古学>篇看修昔底德的历史思想》等

材料二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其成书于赵宋政权内外交困由盛而衰的转折关头。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设定了极其严苛的三道编撰程序。第一道是编“丛目”，就是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排出史料索引。有学者研究指出，三百多万字的《通鉴》是从六七千万字的正史、杂史中精心淘炼出来的，而且《资治通鉴》中所引用的许多史书现在早已失传。第二道工序叫做写“长编”。长编可看作一种史书体裁，写作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按照这个要求，修书者必须详细阅读各种史料，一旦出现记载不一致的情况，还要认真考异（分析史料），并详细注明是否采信的理由。最后一道工序是定稿。这项工作主要由司马光自己完成，他要在长编的基础上考订史实、删繁去冗，同时还要统一语言风格和全书整体逻辑。为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等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这样的工作，如果没有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摘编自周吉《宋朝进行时》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已有“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记载。从秦至唐，政府主导下的城墙营建逐步成熟，由城外往里看：第一层是城市外围的高大城墙——外城廓；第二层为内城墙，这里大多为普通百姓的居住区；第三层为皇城；第四层为宫城，是帝王居住、听政的场所。宫城城墙的质量、高度是最高级别的。城门的设置上，无论城墙的轮廓是何形态，城门都按方位开四门、六门或九门，体现了我国古代“礼制”思想以及儒家的四方观念。此外，城门外还加筑“瓮城”，作为重要的军事防御设施。在一些水灾频发的地区，瓮城还可以减小对城内的破坏。明清时期，大量的人口由城内迁出，城外的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城与乡之间的界线出现了“模糊地带”，城墙也不再是绝对的标志物了。

—摘编自王筠、邱厚梁《浅析中国古代城墙的发展及其作用》

材料二   近现代以来，作为城市象征物的城墙见证了我国城市空间的转型。下表是不同历史时期城墙变迁的信息。

—摘编自郭婷《城墙的命运—20世纪中国城市空间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