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顺治四年(1647)，清朝对琉球、安南、暹罗、日本诸国进行诏谕，“有慕义投诚纳款来朝者，地方官即为奏达，与朝鲜等国一体优待，用普怀柔”。当时，越南境内存在高平莫氏政权、宣光武氏政权、中兴黎朝等割据政权。在清朝军事威胁和政治招抚下，盘踞在宣光地区的武公惠于顺治十六年(1659)率先向清朝遣使投诚。顺治十八年(1661)高平莫氏向化投诚，遣使入贡，清廷册封莫元清为“安南国都统使”，正式与高平莫氏建立藩属关系。康熙五年(1666)，康熙帝遣使“封黎维禧为安南国王”。至此，清朝分别与高平莫氏和中兴黎朝建立藩属关系。直到康熙十六年(1677)，高平莫氏被黎朝所亡，中兴黎朝统一了整个安南北方，清朝才放弃“双重承认”政策，与中兴黎朝建立单一藩属关系。

材料二   光绪八年(1882)二月，法国派兵由越南西贡进发海防(越南北部的沿海城市)，引发北圻(越南北部地区)危机，在清廷引发保藩与弃藩之争。在这场争论中，以两广总督张树声、两江总督左宗棠、云贵总督刘长佑、广西巡抚庆裕、山西巡抚张之洞为代表的地方大员主张保藩固圉，认为“边省者，中国之门户;外藩者，中国之藩篱。树藩篱所以卫门户，卫门户所以固堂室，门户危则堂室震”。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前兵部侍郎郭嵩焘、四川总督丁宝桢、广东巡抚裕宽、云南布政使唐炯等则认为出兵越南不符合“字小存亡”“兴灭继绝”的藩属体系原则，且越南与法国立约，“此时中国实难代为反悔，似只有听越之自为而已”。加上在此之前清朝已经见识过英法殖民者的船坚炮利，“耗三省之力而为越南守土，在彼无丝毫之益，在我有邱山之损，窃谓出境兴师，甚非长算”。最终，光绪帝采纳了保藩固圉的政策，一方面增加兵力，借剿办土匪为名，出关驻扎越境，另一方面暗中支持刘永福的“黑旗军”，帮助越南抗击法国。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段红云《藩属体系视阈下的清代中越关系》

材料   国家是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是社会发展到“复杂化”阶段以后才产生的。有的国家是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原创的国家可叫做原生国家;有的国家是学习模仿别的国家建立的，可叫做次生国家;有的国家是在旧的国家被摧毁后重新建立的，可叫做再生国家。综观中华大地，无论是华夏汉民族的原生国家、少数民族的次生国家，还是各种类型的再生国家，其形成与发展过程，既与古代希腊罗马不同，也与欧洲在资本主义打破封建割据后形成的民族国家不同，而是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受到后代史家称颂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天下大治的盛世，都是因为国家得到有效的管理而出现的，否则就难以维持下去。例如，秦朝、王莽的新朝、西晋、隋朝都是大一统的帝国，然而却都国祚短暂。刘邦、刘秀、李渊、朱元璋和朱棣之所以能够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代表了正义，也不是因为他们顺天应命，更不是因为他们服从了历史规律或适应了历史潮流，而是因为他们不仅能够在战略和战术上战胜竞争对手，并且能够有效地管理社会。

——摘编自叶文宪《中华古代国家创生演进的独特路径》

材料一：夏桀、商纣暴行逆施，残害百姓，人们总结历史教训，重视民众、厚养民众、保民而王的思想逐渐萌芽。孔子编纂整理过的《尚书》中有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民贵君轻”，《荀子》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后世君主和士大夫阶层继承并发展了民本思想。唐太宗以此为治国之准则，并且鲜明地提出“三镜论”；范仲淹阐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乃是对孟子与民同乐思想的升华。

——摘编自唐晓英《孟子民本思想的哲学透析》

材料二：孙中山的民本思想，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升华的过程，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民本思想，是出于对民的同情，带有浓厚阶级感情色彩：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本思想，则有着鲜明的政治意义；晚年改组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标志他一生中在政治上的伟大转变，完成了对民认识上的思想飞跃。

——摘编自肖飞《孙中山民本思想探析》

材料三：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也是对党的奋斗历程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自成立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句空洞口号，必须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

——摘自习近平《坚持人民至上》

材料一   江南地区从宋朝大规模开发之后，苏州的市镇从明中期的102个到清末已经发展到264个，松江在同时期从59个增加到369个。清末之后，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对江南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江南地区通过上海与国际市场联系，棉花、生丝成为江南地区出口国际市场的主要产品，农产品商品化的加深，使乡村经济商业化程度更高。棉花、桑蚕也成为乡村中的主要产业。这一时期近代工商业也在市镇和乡村中兴起，无锡的缫丝厂从“1919—1931年的短短12年间新建了41个丝厂，比1904—1918年建10个厂猛增了4倍多”。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加强了乡村对市镇、城市的依附地位。然而，20世纪30年代之后，“无锡全县桑田面积也急剧减少，由1930年的251037亩，骤降至1931年的150000亩，减少了40.25％”。

——摘编自吴建华《明清江南人口社会史研究》

材料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有效的政权推动下，开始对江南乡村的改造。中国传统的家庭、家族生活结构被人民公社的合作社所取代，高度统一的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了农民思想的高度统一。1978年之后的乡村改革，土地重新回到农民自己手中，家庭开始重新作为生产、生活的单位，也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同时江南乡村发达的在20世纪50年代被禁止的私营工商业开始复苏，乡村工业的繁荣，使农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改善。

——摘编自郭伟平《明清以来江南乡村社会经济结构变迁与民间文化信仰研究》

材料一   史料一   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欲通使，乃募能使者。（张）骞以郎应募，使月氏……经匈奴，匈奴得之……后骞与其属亡乡月氏，至大宛。时大月氏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竟不能得月氏要领。

——[西汉]司马迁《史记·张骞出使西域》

史料二   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佛陀，原指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之教。

——[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

材料二   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设立，总护西域三十六国。有汉一代，中央政府任命的西域都护有20余人，以东汉的班超最为著名，汉和帝称赞班超“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除西域都护府等中央派出机构外，西域地方事务由汉朝册封的西域诸国君长具体管理。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这些地方官员达376人，“皆佩汉印绶”。自汉代以后，历代中央王朝，都把西域视为故土，设置机构行使管辖权，如东汉的西域长史府、唐朝的安西大都护府、北庭大都护府、元代的行省制、清代的伊犁将军等。1884年，清朝政府批准新疆建省，改称西域为“新疆”，实现政治体制的划一。在西域都护府的管护之下，古老的丝绸之路上，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架起了东西方沟通交流的陆上桥梁，惠泽后世、影响深远。

——摘编自王珍《西域都护府：开创中央王朝有效管理西域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