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战国中期，随着封建官僚制度的建立，国君对各级官吏的报酬，一般已不采用分封土地的办法，而是以一定数量的粮食作为俸禄，有时赏给部分钱币或黄金。以官位的高低定俸禄的多少。在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除皇帝世袭、皇族按其与皇帝亲疏分别享有高卑不等的爵禄特权外，广大的官僚，则是皇帝按其统治的需要，通过各种途径从贵族、平民中选拔出来，任以职位，颁给俸禄。职官不能世袭，俸禄随任免而给除。这种任职获禄，对官僚而言，实际上只是其为皇帝进行统治所付出的劳绩心力的一种物质报酬。
——摘编自黄惠贤、陈锋《中国俸禄制度史》
材料二 古代官吏俸禄表。
| 唐代 | 大致有禄米、俸钱、职田和禄力等项。以安史之乱为界，前期基本实行年禄、月俸双轨制，年禄给粮食，月俸主要给铜钱；后期基本上只实行月俸制。月俸虽仍以钱计算，但在支付时，常以谷帛等实物充给。 |
| 宋代 | 大体可分为正俸、加俸和职田三大类。正俸包括俸钱、衣赐、禄粟。俸钱按月支给，自使相40万文，下至郢、唐、复州内品300文；衣赐按年颁给绫、绢、布匹；禄粟月给，使相200石，至入内班官1石。加俸主要有职钱和随从衣粮、餐钱等。 |
| 明代 | 由实物、货币和土地三部分组成。以洪武二十年（1387年）所定岁禄为“定例”，正一品岁禄米1044石，月给87石；从九品岁禄米60石，月给5石。岁禄本色虽以米计，但发放时却或以钞折米，或以绢折米，且京官与外官有别。至明中期，官员俸给分为本色、折色两种。“本色”（岁俸米）又分月米、折绢米和折银米，月米不分官品，每员1石；折绢米绢1匹当银6钱；折银米银6钱，5分折米1石。“折色”仍以石计量，又分折银与折钞，各有不同的折算标准。 |
| 清代 | 俸禄的支给，虽说是“银米兼支”，但主要以支银为主。俸禄的支给标准，也主要以银两来衡定。 |
——摘编自曾宪阳《浅议古代官吏的俸禄》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俸禄制度产生的原因，并对俸禄制度进行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概括唐宋以来俸禄发放标准物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俸禄发放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董仲舒借鉴了墨学“天志”思想和阴阳五行思想及老子“无为论”，对法家学说的吸取，主要表现为对君尊臣卑等专制思想的肯定。但新儒学严格遵循早期儒家的基本原则，对儒家核心思想“仁义”，董仲舒不遗余力的鼓吹和宣扬。两汉儒学的“新”是在实践上适应了汉代封建统治的最大需要，成为专制主义政治的理论指导原则。
——摘编自郭建龙《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材料二 新儒家思想产生于新文化运动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式批判的回应。“五四”时期的新儒家代表梁漱溟认为传统中国农村是一个“对内和谐”“对外自治”的社会，并不存在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中国传统社会是“职业分途”，士农工商各司其职，互相流转。梁漱溟始终坚信“中国的路，孔家的路"必将发扬光大。熊十力认为西方近代文化固多可取之处，但不能以之代替中国传统文化，更不能“全盘西化”，应将西方民主与科学精神应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之上，方能革新民族文化并有所创造。
——摘编自黄昊《争鸣与契合——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及其当代启示》
材料三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强调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的重要思想资源和道德价值，对于塑造核心价值观和涵养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
——摘编自刘衍峰、蔡苗《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贡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汉代儒学较先秦儒学所具有的新特点及历史意义。(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民国新儒家思想与汉代以来传统儒家思想的不同，并分析民国新儒家思想产生的原因。
(3)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三则材料所蕴含的思想给我们留下的共同精神财富。
材料一 秦统一中国后，就推行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制度，至此，上至帝号、皇帝活动、王侯官员，下至百姓，都有了统一称谓，各异的文字书写也统一为更加简洁的、能够更好适应庞杂公务的隶书，由此，上下一致的文书话语体系开始形成。隋唐时期，文书制度依托于三省六部制，发展出了相对成熟的制作规程、审核机制和运行流程。无论是“三省”之间的权力分工，还是执论制度、避讳制度、平缺制度、贴黄制度等，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规范。《唐六典》中规定：“今册书用简，制书、慰劳制书、发日敕用黄麻纸，敕旨、论事敕及敕牒用黄藤纸，其敕书颁下诸州用绢”“中书舍人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既下，则署而行之”“凡文案既成，勾司行朱施讫，皆书其上端，记年、月、日，纳诸库”。任何诸如随意改动、漏发错发、弄虚作假、盗用泄密等行为，皆会依据法典被施以惩戒。
——摘编自周光辉等《从文书行政到文件政治：破解我国规范治理难题的内生机制》
材料二 朱批奏折缴回之举肇始于清康熙朝，制度确立于雍正朝，乾隆朝又有新的补充发展，虽朱批“览”“朕安”一二字者亦需缴回，由此逐步形成了严格的朱批奏折缴回制度，并为以后所承继。清廷最初规定臣僚所存朱批奏折于下次上奏时趁便奏缴，其后改为按年呈缴，清末又改为年终交由军机处汇缴。朱批奏折需连同奏匣、奏夹、封套一并缴回，在京官员赴衙门，在外官员则赴该省督抚处呈缴，休致或降革官员则呈明该省督抚、该旗都统代缴。臣僚所存朱批奏折不得隐匿存留，违者严加惩处。
——摘编自项旋《皇权政治与信息控制——清代朱批奏折缴回制度考论》
(1)根据材料一、概括秦汉至隋唐文书行政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代奏折制度的变化并分析其变化原因。
材料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棉纺织业发展遭遇重大冲击，申新纱厂系统占荣家企业资产的70%以上，所以，这一时期的荣氏企业遭遇了重创。列强纷纷向中国倾销剩余产品，导致中国纱价大跌，当时中国棉花歉收，棉花价格居高不下。申新棉纱每件成本218.33元，市场只售204元，每件亏损14.33元。加之九·一八事变后，日商对东三省棉纱与面粉市场的占领，荣宗敬“无日不在愁城惨雾之中”！当时荣氏企业的面粉业主要归王禹卿负责，面粉厂还略有盈余，当申新濒临财务危机时，荣宗敬主张以粉厂之余补纱厂之缺，但王禹卿不同意，“期间荣、王曾多次会谈，时常大声争吵”。荣氏兄弟别无出路，只能自我调整，仿效西方企业管理模式进行改革。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与民众运动的兴起，共同推动了荣氏企业在30年代中期以后再创辉煌。
——摘编自秦祖明等《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与荣氏企业》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30年代荣氏企业遭受重创及再创辉煌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荣氏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内涵。
材料 古代中国与中亚地区的交流关系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典籍中就有记载。至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中亚地区就与中亚诸古国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开始了由国家倡导并有效组织的较大规模的友好和平交流。 自此，中国与中亚地区的联系与交往在两千余年间延绵不断，尤其是在唐代达到了鼎盛。各个历史时期友好交往的史实都有文献或考古资料的依据。通过丝绸之路，中亚地区的葡萄、石榴、良马、珍禽传入中国，还有制糖技术、琉璃技术等也经中亚传至中国。而中国的冶铁技术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传入中亚费尔干纳盆地。8世纪之后，造纸术、雕版印刷术等技术被带到中亚，并由此传至西亚和欧洲地区。古代中国与中亚地区的交往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与发展。
——摘编自许尔才《略论中国与中亚的文化交流》等
(1)根据材料，概括古代中国与中亚地区交流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中国与中亚地区交流的意义。
材料一 1880—1912年，德国5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由41个增加到94个，人口由530万增加到1770万。1875年普鲁士制定了城市管理法规，不是一切问题推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警察局和建筑师组成协调合作班子，统一规划城市，政府与建筑师共同起草方案，经市民广泛讨论。德国基本上是保留原有的老城区，使其成为商业中心，以一个中心城市为主，使周围小城镇发展成多中心的城市郊区，这就使居民和住宅相对分散在古城区的四周，同时也解决排水、供暖及教育等问题。
——摘编自肖辉英《德国的城市化、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
材料二 1949年我国城市人口总数达5765万人，比1893年增长1.45倍，城镇人口的比重由6.0%上升到10.6%。同期欧美等资本主义工业国为51.8%。1900年以前10万人的城市多集中在长江中下游，以后京津和东北地区城市人口数量增长也较快。至1947年，天津人口达170万人，在产业工人和工厂数目等城市经济规模方面仅次于上海，而成为中国第二大工业城市。
——摘编自马先标《百余年近代中国城市化历史回顾与探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世纪末德国城市化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特征。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对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建议。
材料一 16世纪晚期，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与中国的贸易被称为“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其主要表现为西班牙等国商人用从美洲掠夺来的白银购买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药材等商品，这被称为“丝银对流”。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颁布“银钱兼使”的法令之后，明朝货币结构发展到以白银为主币、铜钱为辅币的时期。此后，白银成为法定货币。在赋役征收方面，1581年，“一条鞭法”出台，将所有税收和劳役统一折银纳税，改革很快在全国推广。当时明朝白银产量不高。1570年，墨西哥的白银和黄金比为12：1，在中国则为4：1。墨西哥白银一旦进入中国市场，其购买力立即上升三倍。
——摘编自商薇《试论马尼拉大帆船贸易》
材料二 2015年12月25日，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亚投行首批公开的四个项目，即修建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高速公路、印度尼西亚贫民窟改造计划、孟加拉国250万乡村人口供电项目，总额为509亿美元。2016年放贷总额已达12亿美元亚投行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现提供了更多的投资保障。就像美元往往与石油挂钩通行全世界一样，中国通过亚投行这一多边开发机构，提高了人民币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流通程度。
——摘编自叶婷婷《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中国的积极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兴起的背景，并分析“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对中国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的意义，根据以上材料，指出近代以来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材料一
清王朝在民族地区分别设置管理机构，在中央专门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机构体系。清王朝在东北、西北、西部、西南等民族地区采取了不同的民族管理制度，制定了较为符合民族实际的统治政策与措施，即“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清统治者并未局限于对历史上的民族政策的沿用，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发展。清王朝对少数民族进行了全面的管理，这种管理涵盖面覆盖到思想管理、经济管理等，全面渗透到少数民族民众生活的各个领域。
——摘编自董文强《清朝民族政策的历史进步与局限》
材料二
1937年3月31日，党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议》中，批评张国焘“在少数民族问题上以大汉族主义代替了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1938年3月24日：彭德怀在《第二期抗战与我们的任务》中明确提出：“在少数民族区域（如蒙回）应遵照孙总理民族平等的原则进行工作，尊重其信仰及一切风俗习惯礼教”。1939年4月，中国共产党提出：“实现蒙回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与汉族的平等权利”。从1937年8月到1941年8月，在四年的时间里，陕北公学先后培养了一大批从事民族工作的干部。
——摘编自王金玲《延安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历史价值及当代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朝民族政策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延安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意义。
材料一 秦汉统一国家形成后，中央设有御史大夫主管监察，下设御史中丞及各类御史专掌监察。在地方上，由秦以来的御史监郡制，逐渐过渡到汉武帝时期的刺史巡视监察。东汉，御史大夫不再是监察官，御史中丞掌管的御史台成为专门监察机构。从御史大夫到御史台，从御史监郡到刺史巡视，这是秦汉监察制度在向组织独立化、机构化演变。特别是西汉开始，地方监察与行政不再合署办公，是监察脱离行政干预的标志。但是，这时的监察组织仍有很强的依附性，职能交叉明显。例如，西汉御史大夫府与丞相府在职能上还有重叠，东汉御史台隶属于少府，少府属于皇帝的私人机构，其依附性又十分明显。
——摘编自卜宪群著《谈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
材料二 唐朝建立了稳定的一台三院制的监察体制。御史台下分设台院、殿院、察院，统辖诸御史，御史台长官御史大夫“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台院，设侍御史，主要职掌纠弹中央百官，参加大理寺审判和推鞠由皇帝制敕交付的案件。殿院，设殿中侍御史，职掌朝会时百官仪态行止、言行队列，以维护朝仪的秩序和尊严，并负责推按狱讼，监察和巡视京城内外及驻屯京师的诸卫和禁军。察院，设监察御史。武德初年，负责巡按地方，纠视刑狱，并监察百官和在京的所有中央机关的工作和簿案。
——摘编自李青《中国古代监察机构的演变及其改革的经验教训》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监察体系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汉到唐朝监察体系的变化，说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主要作用及局限。
材料一 秦国在战国七雄中实力较弱，秦孝公即位后，决心改变落后面貌。卫鞅闻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监求见孝公，留下了“四见商鞅”的美谈。商鞅变法围绕“富国强兵”展开，君臣二人及变法集团之间形成了很高的政治默契。鼓励农耕、奖励军功、推行郡县制和户籍改革，为“富国强兵”的整体战略服务。变法从徙木立信开始，立信于民，使其遵从。毅然处置了公子虔和太子傅公孙贾，破除了“刑不上大夫”的铁律，给反对势力以致命打击。商鞅变法使劳动力得到了充分释放，生产力得到了迅速发展，新兴的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造就的崭新秦国，使其在列国征伐中立于不败，对后世秦国历代君王的统治打下了深刻的政治烙印。
——摘编自郑炜《浅析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及启示》
材料二 北魏孝文帝改革是中国历史上的成功的改革，通过推行均田制等一系列的改革，完成了鲜卑族及北魏统治下的大多数少数民族的共同封建化过程。经过孝文帝的主动融合和以后的发展，鲜卑族和其他北方少数民族最终成为汉族的一部分。鲜卑族在生产、生活方式上的转变促使了整个社会习俗的改变，鲜卑和其他民族的加入，为汉民族不断注入了新鲜血液。改革后，人口增加，国库充盈，社会经济发展。
——摘编自焦兴青《北魏孝文帝改革对我国民族大融合的启示》
(1)根据材料一，概括商鞅变法取得成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