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决狱又称“经义折狱”或“引经决狱”，是遇疑难案件依据从《春秋》等儒家经典中抽象出的法律原则进行决断的审判方式和制度。在汉武帝“尊崇儒术”的背景下，由中央司法机关廷尉处理疑难案件时率先采用并逐步盛行并制度化。春秋决狱作为一种审判方式和制度得以产生和长期存在，是因为它能妥善处理司法中的疑难案件，能对中国古代法律的漏洞和偏颇起到补阙和纠偏的作用，它既是中国古代的司法衡平机制，又是法律缺陷的修补机制。
——摘编自吕志兴《春秋决狱与中国古代法制的真实关系》
材料二 唐代中央政府的司法机构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三个机关组成，地方的司法工作由州县的行政长官兼任。唐代司法的一般程序分为起诉、审判、复审、执行四个阶段。从法律上建立了比较完整、严密的司法制度，其中规定的诬告罪、法官审判责任制、御史台官员监督参与司法、会审制度、上诉制度、复审制度、死刑复核复奏制度等，都起到了慎刑的作用。唐代司法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实行公开的不平等。皇亲国戚、官员犯法，有上议、上请、官当等特殊规定，从而保障封建的等级特权。
——摘编自冯辉《唐代司法制度述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汉实行“春秋决狱”的原因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代司法的特点。
材料一 宋初，由于受到五代以来战乱的破坏，各地土地荒芜现象十分严重，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鼓励百姓开垦荒地。从太祖开宝末到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的四十五年间，宋朝耕地就已从二百九十五万二千余顷增至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余顷。其中以两浙、江南、福建、成都等开垦田地最多，几乎达到了“无寸土不耕”的地步。
——摘编自游彪《宋史》
材料二 乾隆至咸丰朝全国人均耕地如下表所示。
| 年份 | 耕地额/顷 | 人口数/口 | 人均耕地/亩 |
| 乾隆十八年 | 7352218 | 18，3678259 | 4.00 |
| 乾隆三十一年 | 7807290 | 208095796 | 3.75 |
| 道光二年. | 7562102 | 372457539 | 2.03 |
| 咸丰元年 | 7562857 | 432164047 | 1.75 |
——摘编自陈锋等《明清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上述材料反映的社会现象及其出现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简述上述社会现象的消极影响及其有效解决途径。
材料一
西汉同匈奴的战争和张骞通西域
材料二 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开始，中央在每州派部刺史一人，无固定治所，每年八月巡视、考察吏治，主一州之监察。刺史秩六百石，地位较低，但可监察二千石的郡守和王国相等高官。
——据崔向东《论西汉刺史制度的产生及对郡国的监察》
(1)依据材料一，指出西汉政府对西北地区治理的措施并简述其成效。
(2)依据材料二，概括汉武帝时期刺史制度的特点。如果要进一步研究刺史制度还可以提供哪些史料？
材料一 《凡尔赛和约》的数百条约文中有那么几条对战争挑起者进行了指控，这只是会议操纵者为了平息在一战中受到重大损失和伤害的各国人民的愤怒情绪而做的官样文章，只是在形式上“指责”、“拉诉”德国和德皇威廉二世发动了这次战争，应承担罪责，受到应有的制裁和审判。对于英、法、美等国来说，它们的兴趣主要在于制裁德国，如何更多地获得赔款、领土和殖民地，而不在于审判战犯，为世界人民伸张正义。因此，当荷兰政府拒绝引渡德皇威廉二世的消息传到巴黎时，各国首脑只是表示遗憾，而不再考虑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凡尔赛和约中，凡是涉及到列强利益的条款几乎都能兑现，唯独追究战争责任和制裁战犯的条文成为摆式和陪衬，这对被称为战后的和平会议及条约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摘编自罗天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责任分析》
材料二 二战结束后，盟国决定在纽伦堡成立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德国首要战犯进行审判。根据传统的国际法，即使国家从事了侵略战争，它也不应受到国际审判。纽伦堡审判确立了一个“决定性的先例”，即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必须在法律上负责。传统的“国家行为”理论认为，战争是一种“国家行为”，国家领导人不应遭到谴责，他们作为个人之所以犯下战争罪，是为了国家利益而不是个人私利，武装部队及其指挥官特别是中下级军官不过是执行命令。但是，鉴于纳粹暴行特别是种族屠杀，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认为，纳粹领导人以及参与大屠杀的主要人物应当对此负责。
——摘编自周桂银《奥斯威辛、战争责任和国际关系伦理》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凡尔赛和约》对于一战战争责任的追究。(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二战后在战争追责方面的发展及意义。
材料一 我国自原始社会开始采集和利用茶叶，但在唐之前，茶叶大抵采自野生茶树。随着饮茶之风渐广，茶叶消费量激增，靠采集野茶无法满足庞大的消费需求，于是，人工种植的茶园日益增多，逐渐形成了茶叶核心产区。从茶叶种植上看，除去岭南道韶州、容州、象州产茶外，几乎尽出自长江流域。唐建中年间，北方饮茶之风日盛，大量的茶叶需从长江流域运往北方，带来了由南至北的繁盛的茶叶转运贸易。位于大运河枢纽素有“扬一益二”的扬州，成为唐代茶叶南北运输中重要的集散地，大量茶叶通过运河运到洛阳、长安。同时周边少数民族开始依赖饮茶消解酒食，维持身体健康，刺激着唐王朝与周边国家民族的茶马贸易和茶马古道的开辟。
——摘编自刘礼堂、万美辰《唐代长江流域的茶叶种植与饮茶习俗》
材料二 对中国茶叶的依赖引起了英国人的警觉，他们认为英国急需寻找一个新的茶叶供给源，以结束中国对世界茶叶市场的垄断。这个地方很快被选定——英国的殖民地，印度。这里有合适的气候、廉价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土地。1848年，罗伯特·福钧被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往中国，深入内陆茶乡，盗取中国茶树品种与制茶工艺，使茶叶在印度得以大批量种植和生产。与此同时，工业革命的成果也被应用到茶叶的制作与运输中，尤其是大量制茶机器的出现，使此前从事制茶的小作坊纷纷转变为大工厂，到19世纪末，印度已经实现了各个环节的机械化，印度茶的产量迅速超过中国茶的进口量。印度茶不仅产量巨大，而且关税为零，这一切导致茶叶价格大幅下降，茶因此走入大众生活。
——摘编自韩红星、单依依《以茶为媒：明清中英贸易背景下茶的跨文化传播》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代大量种植茶叶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印度引种茶叶带来的影响。
材料一 秦汉以后之社会，非宗法所能维持，故此制因价值丧失以致事实上之消灭。然在周代既有长时间的历史，儒家复衍其法意以立教，故入人心甚深。
——摘自《梁启超论中国文化史》
材料二 宋代儒家重视宗法与族谱的生活伦理和社会功能，并将宗法伦理运用于族谱的编撰之中。张载主张用宗法与谱系来“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苏洵在创修《苏氏族谱》时，明确希望“观吾之谱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摘编自张载《张子全书》、苏洵《嘉祐集》
材料三 后世封建不行，而宗法因之以不讲……盖因谱不时修耳，不然则天下一家，中国一人。
——摘编自陈瑄《方氏统会宗谱序》，嘉靖三十七年
(1)根据材料一、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以后之社会，非宗法所能维持”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明儒家编撰族谱的目的，并指出其所体现的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材料一1750年英国城镇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1%，1851年增加到52%，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同时，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1851年，英国已有580多座城镇，十万人以上的城市已有7个，移民人数约1790万人。这时期推动城市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如大型纺织和钢铁工业，海外贸易和服务业的急速扩张,铁路的延伸等，制造业城镇、港口城镇和休闲城镇层出不穷。英国的近代城市化并无先例可循，此时的英国又是处在自由主义时期，城市化发展产生了区域的非均衡性、城市基础设施不足和组织混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摘编自彼得·克拉克《欧洲城镇史》
材料二20世纪中后期，在城市化发展水平较高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出现了逆城市化的趋势。这里的“逆”，并不是指城市人口的农村化，而是指大城市中心人口过度聚集，开始逐步向城市周边迁移，同时城市中心的部分工业、商业等经济活动也向周围蔓延扩散。随着逆城市化现象的发展，城市周围农村地区发展迅速，而城市中心出现了衰退趋势。
——摘编自曹立杰《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逆城市化研究》
材料三1978到2017年，中国城镇人口从1.7亿增长到8.1亿，中国经历了大规模快速城镇化过程。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城市政府应该集中力量搞好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加强各种公用设施的建设，进行环境的综合治理。”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根据实际，合理控制人口密度。建设一批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郊区新城，推动多中心、郊区化发展。同时，有序推动数字城市建设，提高智能管理能力，逐步解决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过密问题。”
——摘编自《百年党史》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英国城市化的特点和原因。(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分析逆城市化现象出现的背景。
(3)综合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治理的经验。
材料一 汉武帝时，桑弘羊主张从商业领域获取财政收入，实践的方法是政府直接参与生产经营，他从政府的经济活动实践中提炼出一套独特的关于商业以及商业从业者的看法，或者说政府与市场私人商业活动之间关系的观点。
——摘编自赵德馨、唐艳艳《汉帝国何以由富国变为强国——桑弘羊经济思想研究》
材料二 王安石变法所主张之富国强兵政策，与汉武帝之敛财于民、用兵于外，正相类似。司马光在陈请废除王安石新法时，亦曾举述汉昭帝即位后较诸武帝改弦更张的举措，谓“武帝作盐铁、榷酤、均输等法，天下困弊，盗贼群起，昭帝用贤良文学之议而罢之，后世称明”，试图以此汉朝旧事作为历史依据，来说明其主张的合理性。
——辛德勇《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在经济上的主要措施。(2)根据材料二、概括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理由，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材料一 “民权”泛指人民的权力。近代中国最急迫的任务是“救亡御侮”，这一任务被“士人”们直接凝炼在“民权”思想之中，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提出：“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资产阶级改良派“民权”思想中的“民”，主要包括封建官僚、封建绅士集团和由科举制度产生的封建功名之士。谭嗣同指出：“苟有绅权，即不必有议院之名，已有议院之实矣。”传统儒家文化讲究“中庸”，资产阶级改良派认为“民权”不是和“君权”对立，而是共存的，这体现了“中庸”政治的要旨。西方近代的“民权”思想从学理上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了根本否定，启蒙思想家所提倡的“社会契约”、“天赋人权”成为其后反封建斗争的有力武器，起到了理性启蒙的作用，其“民权”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权力。
——摘编自王先民《近代中国早期“民权”思想探迹》
材料二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深切认识到，只有建立起包括各阶级、阶层和党派、团体的民主联合政权，才能最终夺取抗战的胜利。与此同时，民族资产阶级纷纷加入抗战队伍，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明绅士也都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自觉投身抗日战争。1940年初，陕甘宁边区延安县中区五乡在征粮过程中，乡政府通过民选方式组建征粮委员会，27名委员中中共党员9名，占三分之一、其余均为党外人士，这是抗日民主政权的大胆尝试和成功实践。1940年底，国民党断绝给八路军的军饷，并派重兵围困陕甘宁边区，使边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几度陷入绝境。为战胜困难，必须要团结各阶级、阶层和党派团体的力量，才能确保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三三制”政权，有效化解了抗日根据地的内部风险和矛盾，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摘编自尹恒《简述抗战时期陡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政权》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与西方启蒙思想家“民权”思想的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三三制”政权形成的原因及其意义。
材料一辛亥革命绝非某种偶然因素的结果，也不是某个或某些历史人物主观选择的结果。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如果不具备客观的历史需要，没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任何人都无法凭自己的主观意志把它制造出来。……辛亥革命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产物。
——摘编自欧阳军喜《无法告别的革命：关于辛亥革命的几个问题辨析》
材料二国外学界不乏人物认为辛亥革命为“非革命”或“假革命”。如美国华裔学者陈志让认为辛亥革命没有实现什么社会改革，是一场“假革命”，高慕柯说辛亥革命“犹如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费正清认为辛亥革命仅仅是“政体的变革”。日本学者横山英认为，辛亥革命是带有资产阶级因素的政治势力自上而下借以整顿原有封建统治秩序而发动的一场政治变革，不具革命性质。……总之，这些学者要么认为辛亥革命是一次政权变更，要么认为是汉族人发动的排满运动，反正所谓辛亥革命不是革命。
——摘编自王小荣《略述学界关于辛亥革命若干问题的分歧》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辛亥革命“绝非某种偶然因素的结果”。(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驳斥上述学者认为“辛亥革命不是革命”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