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世纪早期，黑夜代表罪恶和危险。在欧洲历史上，每当夜幕降临，城市里钟声响起、城门关闭，并伴随宵禁巡逻。城市里晚上不准经营，既是宵禁的要求，也是行会的规矩。从近代开始，人们对黑夜有了新认识。基督教文化认为黑夜不再仅仅是恶的象征，也是一条通往神灵的路径。从16、17世纪以后，贵族们开始逐渐享受夜间的娱乐生活，普通市民中的少数人也以适合自己的方式享受夜晚生活。那时宵禁令还在，但规矩已经放松。进入19世纪，随着照明条件的改善和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夜生活的时尚潮流已势不可挡。剧院、俱乐部、音乐厅、赌场、酒馆是夜生活的主要场所，数量迅猛增长，甚至24小时开放。一些城市不再夜晚关闭城门，夜生活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交生活。
材料二 欧洲人对夜晚态度的变化也带来了夜间劳动的普遍化，有学者估算，1800年时，伦敦人的睡眠时间平均只有6.5个小时。经过劳工与雇主的反复博弈，到1919年，欧美大多数国家基本实现了8小时工作制，但一种新的劳动制度---夜班工作制，逐渐推广开来。为最大限度使资本增殖，通宵达旦的工作常常采用换班工作方式，那些被称为“日工”“夜工”的人从早6点到晚6点，又从晚6点到早6点，进行换班工作。这样既能确保劳动者的劳动时间符合法律规定，又可以使厂房、机器等资本在夜里得到充分利用。
材料三 在世界市场的建立以及随后全球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黑夜与白天具有相同的时间性，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它们都是必须开发、利用的资源。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起先是从空间上不断向外扩张，随后又逐渐地从时间上侵蚀黑夜。夜生活是资本的杰作，而夜班生产是资本对黑夜的占领。
——以上材料摘编自俞金尧《资本扩张与近代欧洲的黑夜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近代欧洲市民夜间生活变化的特点，并分析其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夜班工作制出现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夜生活是资本的杰作，而夜班生产是资本对黑夜的占领”的理解。
材料一 汉儒们秉持先秦儒家追求统一的观念，把大一统当作政治理想的首要大事，董仲舒明确提出，“春秋大一统，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在大一统观念的指导下，儒家认为无论是居于中央的“华夏”，还是分居四边的“夷狄”，都是汉朝天予统治下的臣民。汉代在管理四夷的机构上承袭了秦代，也有中央和地方之分，但是设官更加具体，职权更加明晰。在中央机构中，汉朝继承了秦的典客制度，典客的名称在景帝中元六年（前114年）被更为“大行令”，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又把“大行令”改称为“大鸿胪”。汉代对秦朝管理四夷的中央机构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汉武帝时期所进行的改革，反映了当时中原地区与四夷交往频繁的现状，也表明了汉武帝对四夷的有效统治。
——摘编自林先建《儒家华夷观与汉武帝民族政策研究》
材料二 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交融推动了胡汉交往交融，承袭而立的李唐皇室本身也带有鲜卑血统。唐高祖李渊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唐太宗进一步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华夷一体”开明民族观，认为夷狄亦人耳。少数民族也因此将太宗尊称为“天可汗”。唐玄宗时延续了这种包容思想，秉持“中外无隔，夷夏混齐”的态度，以宽广的胸怀纳戎延狄，释放吐蕃俘虏，摒弃民族偏见，以至诚之心安抚四夷。在这种民族观的渗透下，唐代统治者针对少数民族实施了更为开明的民族政策。
——摘编自张文玉《唐代和亲与民族关系建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代设置民族机构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唐民族政策的共同点。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汉唐民族政策的认识。
材料一:1月7日,“十月革命”爆发当天，刘镜人（中国驻俄公使）在致北京政府外交部的电报中说“近俄内争益烈，广义派势力益张，要求操政权，主和议，并以暴动相挟制。政府力弱，镇压为难，恐变在旦夕。”……电报中说的“广义派”，即布尔什维克。次日，刘镜人又发了一个电报，报告了起义的消息:“广义派联合兵、工反抗政府，经新组之革命军事会下令，凡政府命令非经该会核准，不得施行。昨已起事，夺国库，占车站……现城内各机关尽归革党掌握。
——摘编自史诚《十月革命的消息是怎样传到中国的》
材料二: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在上海召集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强调了“暴动”的重要性。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非常之重要，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作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当然，最激烈地主张暴动的，是共产国际新任全权代表罗明纳兹。湘赣边界的秋收暴动是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武装斗争的伟大尝试，它在开始时也是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的，在暴动遭到严重挫折时，毛泽东能够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实践中开始闯出一条与农民相结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
——摘编自黄允升等《红色档案：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特点及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秋收暴动遭受挫折的原因，并指出毛泽东在实践中开辟出的新道路。
材料一 日本明治政府于1888年开始实施《文官考试试补及见习规则》，规定考试分为任用试补的高等考试和任用见习的普通考试两类，内阁文官考试局承担考试事务。明治政府于1893年10月制定《文官考试规则》，规定年满20岁的男子均可参加考试，考试分文官高等考试和文官普通考试两种，高等考试每年在东京举行一次，分为预备考试和正式考试，正式考试的笔试由宪法、刑法、民法、行政学、经济学、国际法6科加上从财政学、商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里的任意一科共7科构成。考试由内阁任命的文官高等考试委员（行政官、大学教授等）主持，法制局承担其事务。其中，外交官、司法官的考试属于个别体系。1918年，明治政府统一了前面所述的各项考试，将考试分为高等考试、普通考试、特种考试三种类型。
——摘编自姚春海《论日本近代中央文官制度（1885~1924年）》
材料二 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于1912年拟定了《文官考试令草案》和《文官考试委员会官职令草案》。负责文官考试的专门机构是文官考试委员会，分为主持文官高等考试和文官普通考试委员会两种，前者隶属内阁总理，掌理高等文考试任用事宜；后者分设于中央及地方官厅，掌理中央及地方普通文官考试任用事宜。文官考试的种类分为高等文官考试和普通文官考试两类。高等文官考试的内容主要有宪法、刊法、民律、行政等，每年在京举行一次，普通文官考试可根据需要，在中央和地方随时举行。以上两类考试的日期及考试地点，由考试委员长于考试期前一个月在政府公报上予以布告；在没有公报的地方，以公布程式布告之。年龄在20岁以上的中华民国公民，都可以参加文官考试。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时间较短，文官制度并没有施行。
——摘编自李贤利《民国前期的文官制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日本明治政府时期影响文官考试制度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日本明治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文官考试制度的异同。
材料汉初，中央下源地方的御史只能到达各郡，而不能前往封国。汉急帝恢复那一级的监御史，其职责权限是针对“词讼，盗贼、情伪钱、狱不直、徭赋不平、吏不廉、史苛刻”等“作非当服”。监御史在郡工作的每年要定期到中央汇报，以防止监御史与郡守勾结，但实际上，监御史与郡守往往相互包庇。汉文帝时期，“遣丞相使出刺”地方，将郡、封国统一划归刺史部州。刺史不常驻部州，而是在固定的时间内到所属部州巡查，并可以监督监脚史。汉武带元封元年(前110年)，废除御史监郡制度，元封五年(前106年)，将州部由九个增至十三个，刺史也在地方上拥有了固定的办公机构。刺史下属各机构之间有相应分工，并在刺史指导下行使职能。汉武帝还明确了刺史职责范围，大体包括：抑制豪强，防止二干石(郡守级地方高官)与豪强勾结；纠劫二千石不服从中央政令的行为；监督二千石政治品德不良行为。当时刺史的职权尚不能干涉郑国的正常行政。刺史以六百石的秩别，监察“郑国六百石以上的长史”，成绩卓著者，还可以及时提拔，一时间刺史的积极性提高。
——捕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影响汉文帝地方监察制度调整的因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汉武帝时期地方监察制度的进步之处。
材料一 玛雅文明所在的中美洲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多样。考古学家将其分为高地玛雅和低地玛雅。南部的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地区是高山峻岭和峡谷，而中北部的伯利兹、尤卡坦地区则是热带低地。玛雅人在高山深林、肥沃的谷地、热带低地中发展了发达的集约农业。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玛雅人几乎没有大型畜力、金属工具和使用轮子的车辆，自然环境对农业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材料二 正如其他文明一样，对自然力量的崇拜是玛雅人精神世界的一个亘古不变的主题。人们长期敬仰并供奉各种自然的神灵，以求得水、食物和其他维持生计的必需品……玛雅人对雨水、雷电等与农业紧密相关的自然现象也进行了神化。恰克作为雨、风暴、闪电和雷之神常出现在浮雕容器的纹饰上……一件陶罐上，恰克和玉米神站在象征地下世界的水中，为玉米神的重生做准备。陶器的造型和纹饰中出现的动物形象，多是热带丛林地区常见动物，玛雅人将其赋予了神秘的特性……古典时期的玛雅城邦国王的统治首先是建立在神权基础上的，他们认为自己的统治是神赐予的，而他们因此具有了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他们的神性带来的能力能够确保风调雨顺，赢得子民的尊崇和敬畏。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曾攀《陶器上的玛雅文明》
(1)根据材料一，概括玛雅地区农业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玛雅地区图腾崇拜盛行的原因和影响。
材料：1899年，第一次海牙会议在《禁止使用专用于散布窒息性或有毒气体的投射物的宣言》中规定：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各种化学武器。但是在一战期间德军依然使用化学武器。1918年7月，为抵御美国远征军在凡尔登以西发动的一次进攻，德军发射了34万枚芥子气弹。9月至10月间，英军每周都有3000到4000人因芥子气而伤亡，在一战中共有12000吨芥子气被用于战争，因毒气伤亡的人数达到130万人。到1918年，德军在西线投入的毒气弹，数量之大，前所未有。毒气弹本身具有不可控性，德军当中也有很多人毒气中毒，同时德军使用化学武器受到舆论界的强烈谴责。1925年签订的《日内瓦协定书》，规定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对化学武器下了严格的禁令。德军逐步减少了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
——摘编自刘萌《一战尾声：毒气战的高潮》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德军减少使用化学武器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德国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
材料一：中国古代史学家总是将天与人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体现出整体的思维特征，如《史记》中关于天象、自然及其对人事影响的记述等均属于此类。中国古代史学研究，普遍注重历史的贯通意识，肯定历史的变易过程是一种盛衰之变，如《汉书》中的本纪、列传、志、表四种体例都具有贯通意识，其记述内容都是贯通古今的。典制体史书如杜佑的《通典》等，还植根于高度的社会历史和民族国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通过书写历史的兴亡成败，体现经世致用的史学价值特点。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史学家们不仅致力于追求史实之真，还将儒家圣人的是非作为史学道义的标准，如《左传》记事详尽，书法不计，《汉书》以“旁贯《五经》”为提述原则。
——摘编自汪高鑫《中国古代史学的思维特征》
材料二：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1928年中共六大将中国社会性质确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解决了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困扰，但也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大规模展开。中国社会史论战则由现实诉求引申到历史问题，争论的实质是中国历史发展阶段与马克思主义所总结的人类历史发展基本规律是否一致。论战在1937年基本结束，经过论战，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得到广泛认同。在此次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被广泛地应用于对中国现实和历史问题的研究中。
——摘编自李娟《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来龙去脉》
材料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史学出现了最深刻的变化，全国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大力宣传唯物史观，1949年10月创刊的《学习》杂志就是推动这个学习的重要刊物。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我国大量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著作以指导史学研究，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金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以及其他有关的选集和单行本。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史学理论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何北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对“什么是史学理论”作了明确说明，他们指出“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和对历史学的理解都有其理论的方面，前者是历史理论，后者为史学理论”。
——摘编自瞿林东《新中国史学五十年的理论设计》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史学的思维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指出新中国史学“出现了见深刻的变化”的表现。
材料一 文艺复兴是西方近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弱化了来世主义和禁欲主义，轻轻地启动了中世纪文化控制人欲的闸门。虽然人文主义者们的思想不可能一下子渗透到西方文化的各个层面（如制度层面、生活习性层面等），但无论如何，文艺复兴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发端。它既已轻轻启动了宗教文化控制人欲的闸门，就再无重新“关闸”的可能。它用“人的尺度”代替了“神的尺度”，使上帝的神殿摇摇欲坠。它既已复兴了世俗的科学，理智的发展便不可阻挡。
——摘编自卢风《启蒙之后：近代以来西方人价值追求的得与失》
材料二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的继续和发展，是一场更为深广、更为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思想家们用“人权”反对“王权”，用“人道”对抗“神道”，用“人类理性”否定宗教愚昧，用“自由、平等”来代替封建等级专制。他们论证了封建制度的不合理和落后性，大力提倡建立“理性王国”。启蒙运动极大启迪了人们的反封建意识，在破除迷信、消除愚昧、弘扬理性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启蒙运动还为未来社会设计了分权制衡、社会契约等制度和措施。
——摘编自齐涛主编《世界通史教程：近代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文艺复兴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启蒙运动对文艺复兴的发展的表现。
材料一：汉武帝以后，经学日趋昌盛，太学中的经学博士就是专治一经的经师，他们以诠释儒家经典为终身职业，皓首穷经，搞章句之学。两汉博士通过荐举、征召等途径可任太傅少傅、刺史太守、奉常议郎等官职。经学博士是汉代官方确认的学术权威，在以经治国、独尊儒术的背景下，负责经学的研究与传承。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明代阳明心学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通过追求高级的道德哲学状态，重构政治哲学实践。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为改变王学末流的弊端，破解国破家亡的历史遗憾，重回实学研究，要求经世致用。明清实学跳出了理学道德性命的范围，把学术研究的范围从儒家经典扩大到了自然、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其研究对象几乎涉及社会的一切方面。19世纪“今文经学派”中的龚自珍、魏源，为了挽救时局，分别提出“改制更法”“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具有鲜明时代价值的实践指向。
——摘编自汪四红《论传统文化的“经世致用”和马克思“实践观”的互融相通》
材料三：20世纪三四十年代，顾颉刚回归传统经世致用观。他宣扬以学术经国济世，致力于民众历史教育和边疆史地研究，主张以史为鉴和以史明智。同时，他根据时代要求对经世致用论作了发展，突出史学培养国民爱国主义的作用，指出史学能够增进民族团结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在形式上，他不再限于传统学术研究和史学著述，而是以现代学会和报刊从事宣传，通过撰写新历史教科书和各类通俗历史读物传播历史知识。
——摘编自徐国利《民国时期顾颉刚学术价值观的转向及与经世致用观的离合》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经学与明清经学的异同。(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三四十年代顾颉刚对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及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经世致用思想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