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学术界普遍认为，甘薯是由东南沿海地区经湖广传入四川的。雍正十一年（1733年），首次出现了四川种植甘薯的记载。乾隆时期，川西平原上的德阳、罗江、成都等地的地方志中都出现了甘薯的记载，且认为此物“或生食，或熟食，或磨为粉，味甘适口，老少皆宜”。在川东地区江津、黔江等地，甘薯也因地方官的大力提倡，广泛种植；川南有来自福建、广东移民首种甘薯，其一家一年收获几百上千斤，即使遇到饥年也能安然度过，使本地人很为羡慕。
到了近代，甘薯种植几乎遍及全川。据四川劝业道署统计，清末全川142个厅州县中，有甘薯种植记载的就有127个，全川共载甘薯605万亩，总产量3950.6万担。据1910年三月劝业会的调查显示，在成都的外来农业陈列出的产品中，就有18个地区陈列了当地出产的品质优良的甘薯，有白红苕、红皮红苕、红心红苕、牛奶红苕等品种。民国时期，农业科学工作者在四川地区进行了甘薯品种、栽培和贮藏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从国外引进一些良种和实生苗进行鉴定。
20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出版了甘薯增产栽培技术方面的书籍，及时总结和推广增产的经验。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水肥条件的改善、良种的推广、栽培技术的个性，甘薯的亩产量显著提高。改革开放之后，对外交流加速，甘薯作为多功能用途原料的作用更加凸显，新品种和新科技也不断引进，四川地区甘薯的产量和质量都有了质的飞跃。
——据张茜《甘薯在四川的传播及对四川饮食文化的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时期甘薯在四川广泛种植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四川甘薯种植的特点，并指出建国后又有何发展。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甘薯在四川的种植为例，说明农作物交流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西高穴大墓 | |
墓葬位置 | 西高穴大墓位于河南安阳安丰乡西高穴村。该地西依太行，北邻漳河，南倚南陵，地势较高。西高穴村向东7公里为西门豹祠遗址，向东14.5公里为邺城遗址。东临安阳固岸北朝墓地，隔漳河向北为磁县北朝墓群。 |
墓葬形制和结构 | 墓葬未发现封土，且墓葬规模巨大，总长度近60米，墓室面积约380平方米，由两个主室、四个侧室等组成，呈中轴线左右大致对称的墓室布局，墓壁砌大型条砖，墓室的形制和结构与已知的汉魏王侯级墓葬类似。 |
出土器物 | 该墓虽多次被盗，但仍出土了一批具有明显的汉魏特征的器物和画像石等遗物。有五铢钱、水晶珠、玉佩等异常精美装饰品及见于王侯大墓的车马器、石圭，还有刻铭石牌63块，其上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短矛”等铭文，刻铭的字体绝大多数是汉隶，字体规整，遒劲有力。 |
材料二 （建安）二十三年……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
（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阳。……庚子，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遗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
——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材料三 葬于邺之西岗上，与西门豹祠相近。
——据魏晋陆机《吊魏武帝文》等
一些学者依据西高穴大墓的规模、形制、遗物及文献记载等，认定这是曹操墓，由此引发了各界热议。依据材料及所学知识，请你就西高穴大墓与曹操的关系提出自己的观点，并说明理由。材料一：中国众多海神信仰中，龙王信仰占据重要地位。自东汉至隋，文献中关于龙王的记载都与佛教有关。唐以前的龙王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海神，更多是作为事关农耕大计的神明，活动范围主要在西域一带，而非东部沿海地区。唐以降，文献中记载各地修建龙王庙的事情很多。龙王不仅司职降雨，而且融入民众生活，成为人们面临困难时可以祈祷的神。两宋时期，龙王作为“四渎之神”，更有“奠安海国”的作用。
——摘编自乔英斐《中国龙王信仰的发生与定型》
材料二：妈祖原型是宋建隆年间出生于莆田的林氏女林默，经修道最终飞升成仙，普渡众生于苦厄之中，自飞升以来多次受到统治者的褒封和赐谕，深受民众喜爱，其保护范围不仅限于渔业和商业，甚至也涉及到政治。其神力所达范围甚广，可以从泉州地区到直隶地区，甚至于“宾丹、爪哇等国”。今日学者统计全世界妈祖庙多达2500座，分布在中国、马来西亚、日本、美国、巴西等26个国家。在许多地方，妈祖信仰早已超越了海神信仰的概念，信众甚至将其视为万能的神，类似于观音。
——摘编自应南凤《从龙王到妈祖——中国海洋社会的信仰观察》
材料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信仰逐渐恢复，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正式提出“使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2016年底召开的全国民间信仰工作座谈会提出，要积极引导民间信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进入21世纪，民间信仰所蕴含的特色文化元素逐渐得到挖掘，成为各地的特色文化产业。
——摘编自游红霞《“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视野下妈祖信仰谱系的建构》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龙王信仰形成中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妈祖信仰广泛传播的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民间信仰的现实意义。
材料 一个以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为主体的庞大的市民阶层在宋代迅速崛起，随之而来的是市民文化的勃兴和日渐繁荣，以及所呈现出的一系列的新变化。与以往相比，宋代节日文化与市民生活的关系更加密切。每逢节日，各种文化团体便先后登场，表演诸般伎艺，如清明时节汴京“士庶阗塞……四野如市”，“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民间伎艺发展的黄金时期，仅从宋人周密《武林旧事》一书的记载看，书中“诸色伎艺人”条记录的当时诸色伎艺人就有55类，共515人。而由专门伎艺人自发组织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民间文化社团也应运而生，并形成了一定的演出规模。宋代市民文化的兴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所带来的社会效应是不可低估的，它使演艺由宫廷走向民间，演艺由上层社会的消遣享乐转向大众性文化娱乐。更具有意义的是，以勾栏演艺为中心的瓦舍之创设，为演艺提供了固定的场所。从此，民间城乡各路艺人汇聚于此，使得官方与民间、城乡长期分流的表演艺术终于迎来了交流汇合的契机。
——摘编自郭学信《宋代市民文化兴盛的时代特征及社会效应探论》
(1)根据材料，概括宋代市民文化兴盛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兴盛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市民文化兴盛的影响。
材料 1980年，吐鲁番文管所在清理柏孜克里克石窟垃圾时，发现了来自杭州金铺广告文书，广告词表述：“□口家打造南柜佛金、诸般金箔，见住杭州泰和楼大街南，坐西面东开铺，口口辨认，不误主顾使用”。文书上还清晰留有方形折痕。这说明它们当年真正的用途就是作为金箔的包装纸，旧称“裹贴”。在给这批文书进行断代时，出现的“官巷”和“泰和楼”等地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记载，杭州“常庆坊东北有太和楼桥”。太、泰相通，可见这里说的就是吐鲁番文书里的泰和楼。《梦粱录》还提道：“（杭州）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铺。”情况完全符合广告词中徐家金铺的位置。另外，周密《武林旧事》里也有关于太和楼的记述。然而，南宋并不使用“杭州”这个地名。宋高宗将杭州升为“临安府”后，一直到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1278）元朝才又设“杭州路总管府＂。元军入临安没有动用武力，它的城市格局在短期内没有大的变化，太和楼这些昔日的地标建筑应该依旧无恙。由此，基本可以肯定，柏孜克里克石窟的裹贴都属于元朝产品。
--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作者判断裹贴是元朝产品的依据。(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杭州的裹贴出现在吐鲁番的原因。
材料一 唐朝正式对西域展开军事行动是贞观十四年，《唐会要》记载：“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平高昌国，下其郡三，县五，城二十二，户八千四十六，口三万七千七百三十八，马四千三百匹。……太宗欲以其地为州县，魏征谏曰……上不从，以其地为西州。以交河城为交河县，始昌城为天山县，田山城为柳中县，东镇城为蒲昌县，高昌城为高昌县，并为都护府，留军以镇之。”贞观十四年九月，西州宣布建立的同一个月，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就见到了当月的《西州高昌县李石柱等牒上当户手实》，最后一行文字是“贞观十四年九月日户主李石住牒”。《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记载“贞观十六年正月乙丑，遣使安抚西州，高昌旧官人并首望等，有景行淳直，及为乡闾所服者，使人宜共守安西都护，量拟骑都尉以下官奏闻。……戊辰，募戍西州者，前犯流死亡匿，听其自首以应募，辛未，徙天下死罪囚实西州”。
——摘编自孟宪实《北庭与唐朝的丝绸之路管理》
材料二 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基本继承了波斯的传统，实行行省管理体制。但对不同地区的风俗和文化大体上采取实用的尊重态度。在小亚细亚，亚历山大宣布给予希腊人自由，到埃及后，他成了阿蒙神的儿子，到波斯后，他采用波斯礼仪，变成了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的继承人。到他去世时，尽管努力采取措施巩固统治，试图建立一个有效的行政管理框架，但亚历山大帝国作为一个拼盘的基本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因此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帝国随着共主的失去，也立刻瓦解。
——晏绍祥、赵轶欧《如何理解古代世界文明的多元与交流》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朝统治和管理西域地区的措施。(2)根据材料二，概括亚历山大帝国统治的特点。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上述措施的共同作用
材料一 宋朝初期，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太学的发展相对缓慢。到神宗之时，由于王安石的推动，太学取得较大发展。据记载，北宋太学初置时，大约百余人；神宗时增至2400余人；徽宗崇宁时达到高峰，人数一度达到3800余人。宋以前的太学，生员主要是各级官员的子弟，宋代的太学，基本凭考试升进，生员的来源范围扩大明显。太学在当时具有独特的地位，它对地方官学，乃至民办学校起到了导向作用。北宋不少太学生不畏强权，敢于上书直言，论列时政，如钦宗上台不久，太学生陈东就上书请求惩办蔡京、童贯等人，后来梁师成等获罪，与陈东上书有着密切的关系。总之，北宋太学在中国教育史上划上了浓重的一笔。
——摘编自闰孟祥、贾明杰《宋代太学教育》
材料二 12世纪，欧洲开始出现大学。据统计，13世纪欧洲约有大学22所，16世纪已有80多所。当时，大学成为僧侣政治和行政权力、教权和主权并列的第三种力量，但它并不能完全摆脱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的束缚。大学团体的正式成员都有表决权，参与决策校内事务，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均有资格被选为校长。13世纪，教皇教令和大学法规已对课程内容有明确规定，如文学课程主要开设文法、修辞等“七艺”，天文学几乎限于历法和复活节日期的推算，神学课程为《意见集》和《圣经》等。中世纪大学吸收来自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成员，组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他们之间通用拉丁语进行对话，不断地交流学识、探索科学。当时，教皇也准许某些名牌大学的教师在许多大学同时任教，学生有迁移权。
——摘编自张晓丹《试论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兴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北宋太学教育发展的原因及影响。(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世纪欧洲大学的特点并评价中世纪欧洲大学。
材料一 据《周礼》记载，周王室为保证夏天有冰块使用，专门成立了“冰政”这一机构，其负责人称“凌人”。每年大寒季节，他们就监督奴隶、庶民到水质好的地方凿采冰块，再将冰块藏到预先准备好的冰窖里。大约到唐朝末期，人们为生产火药开采了大量硝石，并偶然发现，硝石溶于水时会吸收大量的热，能使周围的水降温直至结冰。溶于水的硝石还可以用蒸发结晶法等手段提取出来重复使用，但硝石提纯极其困难，且要耗费大量人工，故制冰成本仍然十分高昂。
——摘编自宋衍昌《实现制冰自由，究竟靠什么黑科技？》
材料二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记载了北京城主要冰窖的分布和储量。民国时期，民办冰窖显著增多，各大酒楼、饭庄往往和民营冰窖建立了较为稳定的供应关系，走街串巷贩卖鱼虾的小贩也经常在担子中放块冰以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城区周边又修建了一批冰窖，民营冰窖也通过公私合营逐步收归国有。但冰窖收储的天然冰取自于河湖池塘，难免受到污染，人吃了天然冰制作的食品后容易罹患肠胃传染病。随着现代制冰厂特别是冰箱、冷柜、空调等制冷设备的出现和普及，冰窖很快衰落，到20世纪80年代，北京的冰窖已基本停用，少数明清遗留下来的老冰窖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摘编自刘林智《冰窖旧事：老北京的消夏记忆与历史遗存》
材料三 2020年9月，中国提出“双碳”目标，作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国承诺。2022年年初，北京冬奥会应用的跨临界二氧化碳制冰、造雪技术首次在冬奥史上用二氧化碳替代了对臭氧层存在危害的氟利昂系统。习近平总书记对此评价说：“国家速滑馆二氧化碳制冰技术世界领先，实现了低碳化、零排放。”
——摘编自王静宇、吕可欣等《张信荣：以碳制冰，变废为宝—绿色能源的领跑者》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解释唐末制冰技术取得突破的有利条件，并简要评价这一技术突破。(2)根据材料一、二、概括中国历史上“冰窖”的发展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影响“冰窖”发展的因素。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技术进步与生活变迁的认识。
材料 司马迁将项羽载入《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班固将项羽载入《汉书·卷三十一·陈胜项籍传第一》。在《史记》中，司马迁除了介绍项羽生平（“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以及转述项羽的言论之外，均对项羽以“字”相称，或者称其为“项王”。在《汉书》中，班固对项羽以“名”相称，很少称其为“项王”。在《史记》中，项羽的封号是“西楚霸王”，而在《汉书》中，项羽的封号是“西楚伯王”。关于项羽身死之后的记载，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写道：“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视鲁，鲁父兄乃降。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在《汉书》中，班固没有如司马迁那样详细介绍汉军占领鲁地的过程，在写完项羽乌江自刎一段之后，班固仅用一句话交代了项羽的后事——“汉王乃以鲁公号葬羽于谷城”。
——摘编自张春巍《项羽生平记述差异分析—基于〈史记〉和〈汉书〉的考察》
(1)根据材料，概括《史记》和《汉书》记述项羽的差异。(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史记》和《汉书》对项羽记述的因素。
材料一：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在“处近海”的交趾、日南（今越南），“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另外，书中还记述了一条中国商船从东南沿海去南海和印度洋西沿岸一带的航线。东南亚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路段，在其沿海及一些岛屿上发现了大量与当时海上交通及贸易有关的考古遗存，其中就有不少来自中国汉朝的文物，有陶器、铜器、铁器等物。越南中南部以及泰国南部，是中国汉朝文物发现最为集中的地方。
——摘编自高辉《中国海洋历史：汉朝的“海上丝绸之路”》等
材料二：1405至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最远可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每次远航，一般由63艘大、中号宝船组成船队主体，加上其他类型的船只，共“乘巨舶百余艘”。郑和船队每次出航，都携带大批货物。其中尤以丝绸、瓷器数量最多。船队所到各国，对中国的货物都非常喜爱和欢迎，都希望能够普遍地得到供应。
——摘编自武斌《郑和下西洋》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西汉和明朝海上丝绸之路的不同。(2)有学者认为，社会环境的差异是造成西汉和明朝海上丝绸之路不同的主要原因。综合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评述该学者的观点。（要求：赞成该观点或另提出一个主要原因均可，并阐述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