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史记》记载，年轻时的郭解是一个漠视法律、作奸犯科、扰乱社会秩序的不法分子。但成熟后，他“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逐渐受到人们仰慕。郭解迁徙时，人们送钱一千余万为其送行；郭解入关后，关中豪杰都争相与其交朋友；郭解逃亡中，临晋籍少公助其出关，并在官吏追问时为其仗义自杀。虽然郭解身上缺点、污点明显，但司马迁更看重他转变后表现出的轻利尚义、缓人之急、救人困厄等侠义精神，因而对其结局充满同情。
《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引用班固之言，歌颂自古以来这种井然有序等级秩序的合理性，人们尊奉并服侍上级，而在下位的人也不会有逾越的念头，抨击“大夫世权，陪臣执命”和战国四君子“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的无耻行径，坚决反对郭解“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此等权利滔天的社会现象。
——摘编自车淼淼、尚小雨《论“两司马”的汉代三游侠书写》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两司马”对郭解评价的不同及其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侠义精神对当代的启示。
材料一 西周建立后，所开创的一系列崭新制度，极大地推动了商周时期制度文化的变迁。西周初年，所推行的封邦建国制度和一套颇为严格的宗法制度，在《左传》等古代文献中有较为明确的记载。除此之外，王国维先生还曾指出：“同姓不婚之制，实自周始”，随着先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王氏的论断已逐渐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殷周之际，制度文化方面，在商代天帝崇拜观念逐渐淡去的同时，独具现实关怀和实践理性的礼制文化日臻完善，“周之文化，以礼为渊海”。西周时期，逐渐实现的由神本向人本的过渡，其价值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西周制度文化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
——摘编自周书灿《论周初的制度建设与文化变迁》
材料二 周秦之际，国家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周政、秦政这两种“治道”对周秦以后的制度变迁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西周初年，在周公的主持下，厘定出一套完整的行为规范，并确立了与之相适应的“礼治”原则。秦统一后，经过激烈辩论，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继续走“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治国路线。据学者指出，西周政治的最大特点就是确立以宗法制为基础的族权与王权的二元结合体制，而“周秦之变”，变的就是作为国家社会二元一体基础的西周宗法制，从而使国家从宗族的躯壳中挣脱出来，建立起独立的政治系统。
——摘编自代云《黄河与中国历史上的周秦之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周初制度建设的措施，并指出殷周之际制度文化变迁的基本趋势。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周秦之变在政治上的表现，并指出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材料 在战国秦汉时期，赐爵制和官僚制并非合二为一、官、爵关系一直在发生变化，如下表所示。
| 时代 | 基本特征 | 相关记载 | 出处 |
| 秦国 | “无官不爵” | 于是免武安君（白起）为士伍。 |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
| 秦朝 | 官、爵分为二途 | 上造以下到官佐、史毋（无）爵者。 | 《睡虎地秦墓竹简》 |
| 西汉 | 以官秩定爵位 | 赐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级。 | 《汉书·元帝纪》 |
| 东汉 | 爵的政治意义逐渐丧失 | 近世赏人，皆不由等级从，无爵封，无列侯，原其所以，爵废故也。 | 《太平御览》 |
——摘编自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
(1)根据材料，概括战国、秦汉时期官爵关系的变化（不得照抄原文）。(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战国、秦汉时期影响官爵关系变化的因素。
材料 儒家的社会责任意识来源于天人合一的思想，由对天地的敬畏，发展成为每个具有仁义道德的人都要有一种使命感，都要担负起一定的责任。道家提倡主张“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应该像水那样“善利万物”。佛教认为慈悲为万善之基、众德之藏。明清商书中常有教导从商者要有救困扶危，济弱扶贫的社会责任感，要广施仁义，留善名于世间的内容。明清各地方志及商人族谱有大量的资料记载，很多商人在从贾致富后，将资金投向家乡或经商所在地的公益事业。他们“急公趋义，或输边储，或建官廨，或筑城隍，或赈饥恤难，或学田、道路、山桥、水堰之属”。
犹太人经商绝不仅仅在于赚钱，更重要的是对社会公益的关注。基督教的主张并不只是关于一个民族和某个人幸福，而是倡导全人类的幸福。中世纪的神学家和道德家认为商人要想消除自己的罪恶，消除金钱的罪恶，只有把这种利润用于救助他人，接济贫困。西方人同时认为慈善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行善积德，更是一种“公共义务”。犹太人谚语“如果赚的钱都揣进自己的腰包，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富翁。”犹太商人有这样的思想：除非你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不然过多的财富并无用处。在犹太—基督徒看来，财富的真正所有者是上帝，他们只是上帝财产在地上的代理人，助贫扶弱是上帝所喜爱的行为，慈善是荣耀上帝的方式。到17世纪早期为止，伦敦商人建立了众多的社会济贫机构。其中最主要的方式是建立学校专门收容贫幼孤儿，建立济贫院为贫民提供食宿等。
——据李存超、王兴元《宗教文化视角下东西方商业伦理观差异比较及启示》、张海英《明清商书中的商业伦理与商人意识》等整理
(1)根据材料，分别指出东西方商人社会责任观念的异同。
(2)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指出东西方商人的社会责任观念共同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交子是世界上第一种由政府发行的纸币，它滥觞于唐宪宗元和年间出现的飞钱。当时一些商人在全国主要城市设立联号，用飞钱来代替通行的铜钱作为交换工具，减轻对铜钱的需求。《新唐书》记载：“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
——陈忠海《纸币在中国古代为何难以通行？》
材料二 晚清流通有银号、当铺、票号等民间金融机构发行的纸币，有官钱铺、官银局等地方官方金融机构发行的纸币；还有外国银行在中国发行或在境外发行后流入中国的纸币等。由于外国银行发行的纸币具有印刷方便、识别简单、支付便利等优点，因此中国也开始筹办新式银行并发行纸币。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其发行的银元票和银两票成为中国最早的新式货币。1904年，户部银行成立，发行了三种纸币，其中的银元票流通额相当大，各种款项的收支一律通用，外国银行业也不拒绝兑换。1908年，户部银行改名为大清银行，规定：“大清银行有代国家发行纸币之权，……则例未颁之前，暂准市面发行通行银票”。
——郭彦玲《论晚清货币制度的变迁》
(1)根据材料一，指出唐代“飞钱”功能及作用，结合所学，概述宋至明代纸币在货币体系中地位的变迁。
(2)根据材料二，概述晚清新式纸币出现的经济背景，并指出其演变的趋势。
材料一 九品中正制是门阀士族支持其政治势力的杠杆，从而造成了“唯能知其阀阅，非复辨其贤愚”的局面。《晋书·王述传》记载，王述出身于第一流高门太原王氏，“人或谓之痴，司徒王导以门地辟为中兵属（官品七品清官）”。而王导是东晋开国元勋，他不依德才，而依门第辟人，自开一代风气，并且因此在政治上享有特殊的地位，只要提一下“王与马，共天下”和南朝朝代更换的频繁，就可明白这一点。因此，九品中正制虽经南朝至于梁陈，北朝至于周隋，由于其不仅妨碍了经济的发展，更阻碍了进一步的中央集权，而且随着地主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进一步中央集权的封建政府，因此其最后还是被科举制所替代。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下中正品第人物，必须提供三个项目一家世，二状，三品。这样则使得人才的任用和升降，表面上看似要通过朝廷和呈报皇帝，实质上却掌握在地方的中正手里。
材料二 科举制除对“工商之家”做出“不得预于士”“不得入仕”的规定外，允许一般人和有文化的农民以至部分官员都可以根据个人的文化程度和志趣，自愿地向各级官府报名并选择某项科目来参加考试。因而在其实施以后，不仅缓和了地主阶级内部矛盾，而且能够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扩大选取各种人才的范围，增强竞争机制，提高行政官员的素质，完善封建社会的管理，并且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当时社会的进步和强盛。科举制度虽然也由地方州县推荐人才到封建中央政府参加考试，但也仅是推荐，录取与否基本上完全由中央政府的吏部，以后由礼部决定。任用之权也掌握在吏部手中，很明显考选和任用之权都由地方转移到中央来了。吕思勉评价道“前代选举之权，操之郡县，士有可举之才，而郡县不之及，士固无可奈何，今则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
——以上均摘编自李海林《浅谈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之差异》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的差异。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的影响。
材料 保山坝，是保山农业的代表。史料记载，远在殷商时代，保山坝土著居民“濮人”已向商朝纳贡。保山坝人更是以吃苦耐劳的“大肋巴”精神，精心耕耘着自己的家园，逐渐摸索出一整套向大地要粮的过硬本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出台惠农政策。保山积极响应国家政策，1990年在保山坝6个乡（镇）50个行政村（办事处）建设10万亩吨粮田，并组织吨粮田指挥部负责实施。新型两系杂交粳稻育种理论和技术创新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十四个“保大麦系列”新品种通过国家品种登记。保山市啤饲大麦高产栽培五年创五个全国第一。1957至1995年，保山地区累计调出84.8亿公斤粮食支援全国各地，2018年保山市粮食已连续十五年增产，被人们赞誉为“滇西粮仓”。
——摘编自郑家文《保山市粮食生产发展的辉煌历史成就》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促进保山粮食生产发展的措施及其效果。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保山粮食生产发展的特点及其意义。
材料一 明朝的“中国”多为“中央之国”之意，乃天下的“中心”，“中国”的周边则居住着“四夷”或“四裔”，是王朝的边缘。“中国”与“四裔”共同组成了王朝。清顺治、康熙两朝将自己定位为入主中国，他们是赶走“闯贼”，取代明朝成为中国的统治者。雍正帝则对在传统大一统观下如何构建满洲与中国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辨析，并将清统治者“入主中国”的理念向“我本中国”的理念转变推进了一大步。综观雍正皇帝对于满洲与中国关系的理论体系主要基于三大方面：一是“华夷一家”“我本中国”；二是“清朝即中国”；三是有德者君天下，“夷”也可以统“华”。
——摘编自武沐、杨博皓《明清两朝中国观对比研究》
材料二 清前期统治者对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的完善与总结还体现在“恩威并用”思想上。以《四库全书》为统计蓝本，着重统计了“恩威并用”以及与其相似的概念在《四库全书》中出现的次数。其中“恩威并用”共出现88次，约有一半的记载来源于清代文献；“剿抚并用”出现44次，清代文献有40次：“剿抚并施”出现14次，清代文献出现12次；“剿抚兼施”出现39次，全部出自清代文献；“剿抚并行”14次，全部出自清代文献。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与“恩威并用”这一概念相似的一些提法大多数出自清代文献。
——摘自崔明德、陈铭浩《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刍议》
(1)根据材料一，指出明清两朝在“中国观”认识上的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朝统治者对少数民族“恩威并用”的表现，并分析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 由于宋代的经济重心已转移到江南，形成以稻作为中心的农业经济，因此其主食以稻米为主。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宋代的饮食店有酒店、食店、面食店、荤素从食店等多种类型。宫廷贵族的饮食也十分豪华，宋神宗在深宫宴饮享乐，“一宴游之费十余万”。宋代饮食文化的高度发展，使得中国烹饪技艺所追求的色、香、味、形臻于成熟。但宋代不少文人并不沉迷于口腹之欲，面对美味佳肴，却能节俭自奉，在日常的饮食生活中保持淡泊素雅的风度。
——摘编自陈文华《宋元明清时期的饮食文化》
材料二 清朝乾隆时期，马戛尔尼代表英国率使团访华，在其秘书乔治·斯汤顿的日记中有对中式饮食礼俗的记载：御前宴会人们彬彬有礼，足见“东方人对帝王的敬礼，不亚于欧洲人对宗教的敬礼”。随行的英国商人在沿海曾受到清朝政府的强烈抵制，所以英国商人的记述中对中式宴饮负面的描述居多，如礼节复杂，餐具古怪。加之乾隆皇帝严词拒绝了英使团的通商请求，“落后”、“繁复”逐渐成为西方对中式饮食礼俗的理解。
——摘编自刘征宇《明清时期中国上层社会传统饮食礼俗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饮食文化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英国使节对清朝饮食习俗的印象，并说明产生这种印象的原因。
材料一 汉代治国有成，与其发展出的一套行之有效的选官制度关联匯浅，而察举制即为其大端，韵脉及于后世，至今犹有余音。与帝王公卿由上而下征辟士人不同，察举之途是自下而上地推选人才，由人主择贤用能。此法古已有之，且广为施行。入汉之后,建制趋密,功效益彰，蔚为大观。察举制在汉代之流变，是一个渐趋繁密、日形完备、终成方轨、为一代所遵的制度化过程。作为较为完备的选官制度，察举并非孤立而行，而是多与考试相辅相用以求得人才的。无论是郡国岁举的孝廉，还是诏令特举的贤良、文学,到朝廷后,均须考试。考试的内容依《后汉书·左雄传》记载，“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即以经学、章奏为主。考试方式则有对策和射策，前者为命题作答，后者即抽签考试。考问主体上至皇帝亲策，下至公府甄核，几乎遍及察举的各个科目。
——摘编自张毅《汉代察举制的启示》
材料二 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诏令将选官的权力收归中央政府。开皇十五年（595 年）,正式废除了行世三百余年的九品中正制。大业二年（606年）,“炀帝始建进士科”。唐高祖时期又规定士子自行荐举和朝廷考试。直到武则天、唐玄宗统治时期，随着一般地主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整个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关陇贵族和功臣贵戚集团的衰落，广泛地从一般地主、士人中选拔有才能之士担任各项官职的条件才趋于成熟。自开元初，举行制举时不断诏令自举,科举逐步成为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
——摘编自赵晨曦《察举制中科举制的萌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汉代察举制。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科举制度在隋朝基础上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