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史记》记载，年轻时的郭解是一个漠视法律、作奸犯科、扰乱社会秩序的不法分子。但成熟后，他“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逐渐受到人们仰慕。郭解迁徙时，人们送钱一千余万为其送行；郭解入关后，关中豪杰都争相与其交朋友；郭解逃亡中，临晋籍少公助其出关，并在官吏追问时为其仗义自杀。虽然郭解身上缺点、污点明显，但司马迁更看重他转变后表现出的轻利尚义、缓人之急、救人困厄等侠义精神，因而对其结局充满同情。
《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引用班固之言，歌颂自古以来这种井然有序等级秩序的合理性，人们尊奉并服侍上级，而在下位的人也不会有逾越的念头，抨击“大夫世权，陪臣执命”和战国四君子“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的无耻行径，坚决反对郭解“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此等权利滔天的社会现象。
——摘编自车淼淼、尚小雨《论“两司马”的汉代三游侠书写》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两司马”对郭解评价的不同及其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侠义精神对当代的启示。
材料一 西周建立后，所开创的一系列崭新制度，极大地推动了商周时期制度文化的变迁。西周初年，所推行的封邦建国制度和一套颇为严格的宗法制度，在《左传》等古代文献中有较为明确的记载。除此之外，王国维先生还曾指出：“同姓不婚之制，实自周始”，随着先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王氏的论断已逐渐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殷周之际，制度文化方面，在商代天帝崇拜观念逐渐淡去的同时，独具现实关怀和实践理性的礼制文化日臻完善，“周之文化，以礼为渊海”。西周时期，逐渐实现的由神本向人本的过渡，其价值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西周制度文化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
——摘编自周书灿《论周初的制度建设与文化变迁》
材料二 周秦之际，国家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周政、秦政这两种“治道”对周秦以后的制度变迁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西周初年，在周公的主持下，厘定出一套完整的行为规范，并确立了与之相适应的“礼治”原则。秦统一后，经过激烈辩论，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继续走“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治国路线。据学者指出，西周政治的最大特点就是确立以宗法制为基础的族权与王权的二元结合体制，而“周秦之变”，变的就是作为国家社会二元一体基础的西周宗法制，从而使国家从宗族的躯壳中挣脱出来，建立起独立的政治系统。
——摘编自代云《黄河与中国历史上的周秦之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周初制度建设的措施，并指出殷周之际制度文化变迁的基本趋势。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周秦之变在政治上的表现，并指出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材料 在战国秦汉时期，赐爵制和官僚制并非合二为一、官、爵关系一直在发生变化，如下表所示。
| 时代 | 基本特征 | 相关记载 | 出处 |
| 秦国 | “无官不爵” | 于是免武安君（白起）为士伍。 |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
| 秦朝 | 官、爵分为二途 | 上造以下到官佐、史毋（无）爵者。 | 《睡虎地秦墓竹简》 |
| 西汉 | 以官秩定爵位 | 赐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级。 | 《汉书·元帝纪》 |
| 东汉 | 爵的政治意义逐渐丧失 | 近世赏人，皆不由等级从，无爵封，无列侯，原其所以，爵废故也。 | 《太平御览》 |
——摘编自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
(1)根据材料，概括战国、秦汉时期官爵关系的变化（不得照抄原文）。(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战国、秦汉时期影响官爵关系变化的因素。
材料 儒家的社会责任意识来源于天人合一的思想，由对天地的敬畏，发展成为每个具有仁义道德的人都要有一种使命感，都要担负起一定的责任。道家提倡主张“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应该像水那样“善利万物”。佛教认为慈悲为万善之基、众德之藏。明清商书中常有教导从商者要有救困扶危，济弱扶贫的社会责任感，要广施仁义，留善名于世间的内容。明清各地方志及商人族谱有大量的资料记载，很多商人在从贾致富后，将资金投向家乡或经商所在地的公益事业。他们“急公趋义，或输边储，或建官廨，或筑城隍，或赈饥恤难，或学田、道路、山桥、水堰之属”。
犹太人经商绝不仅仅在于赚钱，更重要的是对社会公益的关注。基督教的主张并不只是关于一个民族和某个人幸福，而是倡导全人类的幸福。中世纪的神学家和道德家认为商人要想消除自己的罪恶，消除金钱的罪恶，只有把这种利润用于救助他人，接济贫困。西方人同时认为慈善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行善积德，更是一种“公共义务”。犹太人谚语“如果赚的钱都揣进自己的腰包，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富翁。”犹太商人有这样的思想：除非你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不然过多的财富并无用处。在犹太—基督徒看来，财富的真正所有者是上帝，他们只是上帝财产在地上的代理人，助贫扶弱是上帝所喜爱的行为，慈善是荣耀上帝的方式。到17世纪早期为止，伦敦商人建立了众多的社会济贫机构。其中最主要的方式是建立学校专门收容贫幼孤儿，建立济贫院为贫民提供食宿等。
——据李存超、王兴元《宗教文化视角下东西方商业伦理观差异比较及启示》、张海英《明清商书中的商业伦理与商人意识》等整理
(1)根据材料，分别指出东西方商人社会责任观念的异同。
(2)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指出东西方商人的社会责任观念共同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交子是世界上第一种由政府发行的纸币，它滥觞于唐宪宗元和年间出现的飞钱。当时一些商人在全国主要城市设立联号，用飞钱来代替通行的铜钱作为交换工具，减轻对铜钱的需求。《新唐书》记载：“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
——陈忠海《纸币在中国古代为何难以通行？》
材料二 晚清流通有银号、当铺、票号等民间金融机构发行的纸币，有官钱铺、官银局等地方官方金融机构发行的纸币；还有外国银行在中国发行或在境外发行后流入中国的纸币等。由于外国银行发行的纸币具有印刷方便、识别简单、支付便利等优点，因此中国也开始筹办新式银行并发行纸币。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其发行的银元票和银两票成为中国最早的新式货币。1904年，户部银行成立，发行了三种纸币，其中的银元票流通额相当大，各种款项的收支一律通用，外国银行业也不拒绝兑换。1908年，户部银行改名为大清银行，规定：“大清银行有代国家发行纸币之权，……则例未颁之前，暂准市面发行通行银票”。
——郭彦玲《论晚清货币制度的变迁》
(1)根据材料一，指出唐代“飞钱”功能及作用，结合所学，概述宋至明代纸币在货币体系中地位的变迁。
(2)根据材料二，概述晚清新式纸币出现的经济背景，并指出其演变的趋势。
材料 保山坝，是保山农业的代表。史料记载，远在殷商时代，保山坝土著居民“濮人”已向商朝纳贡。保山坝人更是以吃苦耐劳的“大肋巴”精神，精心耕耘着自己的家园，逐渐摸索出一整套向大地要粮的过硬本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出台惠农政策。保山积极响应国家政策，1990年在保山坝6个乡（镇）50个行政村（办事处）建设10万亩吨粮田，并组织吨粮田指挥部负责实施。新型两系杂交粳稻育种理论和技术创新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十四个“保大麦系列”新品种通过国家品种登记。保山市啤饲大麦高产栽培五年创五个全国第一。1957至1995年，保山地区累计调出84.8亿公斤粮食支援全国各地，2018年保山市粮食已连续十五年增产，被人们赞誉为“滇西粮仓”。
——摘编自郑家文《保山市粮食生产发展的辉煌历史成就》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促进保山粮食生产发展的措施及其效果。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保山粮食生产发展的特点及其意义。
材料一 九品中正制是门阀士族支持其政治势力的杠杆，从而造成了“唯能知其阀阅，非复辨其贤愚”的局面。《晋书·王述传》记载，王述出身于第一流高门太原王氏，“人或谓之痴，司徒王导以门地辟为中兵属（官品七品清官）”。而王导是东晋开国元勋，他不依德才，而依门第辟人，自开一代风气，并且因此在政治上享有特殊的地位，只要提一下“王与马，共天下”和南朝朝代更换的频繁，就可明白这一点。因此，九品中正制虽经南朝至于梁陈，北朝至于周隋，由于其不仅妨碍了经济的发展，更阻碍了进一步的中央集权，而且随着地主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进一步中央集权的封建政府，因此其最后还是被科举制所替代。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下中正品第人物，必须提供三个项目一家世，二状，三品。这样则使得人才的任用和升降，表面上看似要通过朝廷和呈报皇帝，实质上却掌握在地方的中正手里。
材料二 科举制除对“工商之家”做出“不得预于士”“不得入仕”的规定外，允许一般人和有文化的农民以至部分官员都可以根据个人的文化程度和志趣，自愿地向各级官府报名并选择某项科目来参加考试。因而在其实施以后，不仅缓和了地主阶级内部矛盾，而且能够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扩大选取各种人才的范围，增强竞争机制，提高行政官员的素质，完善封建社会的管理，并且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当时社会的进步和强盛。科举制度虽然也由地方州县推荐人才到封建中央政府参加考试，但也仅是推荐，录取与否基本上完全由中央政府的吏部，以后由礼部决定。任用之权也掌握在吏部手中，很明显考选和任用之权都由地方转移到中央来了。吕思勉评价道“前代选举之权，操之郡县，士有可举之才，而郡县不之及，士固无可奈何，今则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
——以上均摘编自李海林《浅谈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之差异》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的差异。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的影响。
材料一 北宋官修史书《资治通鉴》对617年李渊父子在晋阳起兵时的记载为：“上（李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上谓世民曰：'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世民拜且辞，“减书对同年十一月，唐军攻克长安后的情形记载道：“将佐亦请以世民为世子。上将立之，世民固辞而止"，"世民功名日盛，上常有意以代（长子）建成，建成内不自安，乃与元吉协谋，共倾世民，各引树党友”。
——摘编自刘东社《玄武门之变史事发覆》
材料二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唐自开国时建成即号为皇太子，太宗以功业声望卓越之故；实有夺嫡之图谋，卒酿成武德九无年（626年）六月四日的玄武门事件。”“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及其谋士主动发起的一场宫廷夺嫡政变，政变的结果是原太子李建成命丧黄泉，李渊主动逊位，完成政权鼎革，李世民继承大宝，开创了"贞观之治"的治世局面。
——摘编自李巍《玄武门之变与贞观雅正诗风的兴起》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说《北宋《资治通鉴》与现代学者对玄武门之变发生原因的认识有"何不同。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造成北宋《资治通鉴》与现代学者对玄武门之变解读不同的因素。
材料一 汉代农业聚落形态统指汉代小农的各种聚居方式。文献记载中的小衣聚居形式称为“里”，考古发现则揭示汉代有另外两种自发形式的聚居形式:一是河南内黄三杨庄遗址发现的散居式的自然聚落，一是辽阳三道壕遗址发现的相对集中的聚落。另外，汉代文献中也多口“聚”的名称，也是基层的聚居单位。但似乎未被纳入到正规的行政体系中形成一级组织单位，也有散居形式的自然聚落，由于规模的慢慢扩大，逐渐引起政府的注意，编入行政体系进行管理。
——摘编自刘兴林《汉代农业聚落形成的考古学观察》
材料二 汉代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加，更多的土地被开垦为农田，在原有聚落规模扩大的同时，新聚落也开始出现。这些聚落既有自然形式的新聚落，又有在“里”的基础上发展扩大而来的。西汉时对基层社会控制体系进行了调整，乡里社会原有的血缘关系作用越来越明显，基层行政权力的收缩。弱化了行政因素对聚落形态的影响。到了东汉初年，“天下郡国且百余，县邑出万，乡亭聚里，皆有名号”，将“聚”与“乡亭里”等机构并列。
——摘编自符奎《阁里化与自然性:秦汉聚落形态的演变》
(1)根据材料一、二,归纳汉代聚落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代聚落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万历）闽书》记载：麦，有大麦，有小麦，有荞麦（秆红花白，实三棱而黑，秋花冬实），有纊麦（类麦而壳稍异，福州日米麦，泉州日蔚麦，兴化日積麦，福宁州日玉麦，惟擴为古名）。
——摘自郑伟等《玉米在四川的传播及对四川饮食文化的影响》
材料二 明万历四年（1576）《云南通志》载：在姚安府、蒙化府、永昌府、鹤庆府、北胜州.、顺宁府条下均有“玉麦”的记载。
——摘自刘超建等《由外而内：回疆玉米种植问题的再探讨》
材料三 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平凉府志》载：“番麦，一名西天麦，苗叶如蜀袜而肥短，末有穗如稻而非实。”
——摘自刘超建等《由外而内：回疆玉米种植问题的再探讨》
材料四 一自珠崖到海滨，蔓山遍野总相因。托根得地能繁衍，结实随时任屈伸。甘比水芝堪佐酒，功逾山药可疗贫。南邦处处传佳种，荒歉常供世上人。
——清朝黄名香《咏金薯》
（备注：材料中的玉麦、番麦学者大都认为是玉米的代称，金薯是指红薯；万历，1573-1620在.
位；平凉位于今天甘肃省平凉市。）
(1)根据上述材料，推测玉米传入中国的可能性路径。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玉米、番薯等高产农作物传入中国的影响。
(3)除上述材料外，研究明清高产农作物的传播还可以补充哪些类型的史料，请至少列出两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