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患，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

材料二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

——朱熹

南宋思想家叶适认为，理学尤其是程朱之学实际上并不是源于尧、舜、子思之道，而是探求儒经的新意，并参与新政，“救时行道”。且发挥孟子的“新学奇论”，如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事君之忠，治民之仁”等。以礼法、伦理为核心，再掺之以佛学和老庄之学等诸家学说与思想，以丰富理学内涵。

——摘编自陈国灿《叶适与南宋反理学思潮》

材料三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黄宗羲在《原君》中宣称皇帝乃是“天下之大害”；顾炎武在《亭林文集》中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材料一   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表现出惊人的调适性……佛教的自我调适性从入华之初就已开始。两汉时期，中国盛行神仙方术，当时来华的译经家也便风云星宿、图谶运变，莫不钻习。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佛教学者遂以佛理附会玄学。佛教在民间的传播，主要借助于宣唱形式。佛教在改造自己宗教哲学、传教方式上的同时，也在政治理论上竭力迎合儒家伦理道德观念。

——据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材料二   （明末）传教士来华与西学的输入……在部分中国士人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为西学所吸引，为耶稣会士的博学所倾倒，以至“士大夫视与利玛窦订交为荣”，“投刺交欢，倒屣推重，倾一时名流”。在这一基础上，一批主张全面接受西学的士人脱颖而出。他们明确提出“遐方文献，何嫌并蓄兼收”的主张，“以为五经之外，冠冕之表，别自有人，不必华宗夏土，亦不必八索九丘（《八索》《九丘》指古代文化典籍）”。他们还充分意识到吸收西方文化对于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具有加速度的推动力，即“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

——据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材料三   1868年，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成立，“专择有裨制造之书，详细翻出。”……据说当时的翻译馆明文规定，所翻译的书籍除供京沪两地学堂使用外，其他均由制造局图书处统一发售，以便广泛流传。其中许多译书，同文馆与传教士都有采用……至于其读者，既有官员，也有士绅……据传，截至1879年底，翻译馆共计销售译书32111部，共83454册，平均每种售书250部左右。

——汤霞宋以丰《晚清政府与官书局的西学翻译》

材料一：“自古至周天下封建”，“秦皇帝荡平九国，宇内一家……尊君抑臣，置列郡县”。

——唐代杜佑

材料二：《邦联条例》规定：各州保留它们的主权、自由和独立；邦联无权向各州征税和管理各州的贸易；邦联只设国会作为中央权力机构，邦联未设行政首脑和司法长官，也没有对违抗邦联权力的行为实行制裁的任何规定。

材料三：“美国实行联邦制政体„„中央政府只从州政府的权力中拿走了若干明确列举的权力，州政府则保留着中央政府拿走的权力之外的所有权力。”

材料四：服务于北洋舰队的外籍人士肯宁威说：“中国人在鸭绿江上（指黄海海战）是可以得胜的，假使他们的炮弹不是实着泥沙。这不是海军提督的过错，而是军需局的坏蛋官吏的罪恶。”

东北前线战事紧迫，军费告急，却同各地一样受到必须“报效”慈禧太后六十庆典银两的谕旨。将军长顺为讨好慈禧，硬从远不敷出的军费中开销一万两“报效”银，迅速上交。

——摘编自《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

材料一：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魏源《海国图志·叙》

材料二：中国欲自强则莫若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李鸿章

材料三：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梁启超《变法通议》

材料四：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陈独秀《敬告青年》

材料一   “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邓小平

材料二   五代党中央，毛邓江胡习，英明来导航，理论指方向。

——刘军《旗帜颂》

材料一：随着西学东渐之风，近代西方体育开始逐步传入我国。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在新式军队和近代学堂中推行西方“兵式体操”。同时倡导尚武精神，渐而推广至普通民众，以达强国保种之目的。甲午战争后，军国民体育得到维新派的大力提倡，在梁启超等人的呼吁下，国人逐渐认识到体育对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重要。民国建立后，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五育并举”，将体育摆在了与德育、智育同等重要的位置，对近代学校体育的发展影响显著。

——摘编自王勃然《近代国人体育观念的变迁》

材料二：1917年，23岁的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体育之研究》的力作，他说“国力芥（指精神不振）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体者，载知识之本而寓道德之舍也”，“体育之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提出学校教育“三育并重”，体育“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进修勇而收效远”。1942年，毛泽东特别提出“锻炼身体，好打日本”的口号。1953年，毛泽东指出：“体育是关系六亿人民健康的大事，强调了体育运动的大众性和重要性，之后他还祝贺全国青年们“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为中华体育总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等。

——摘编自杨小波《毛泽东提出的“野蛮其体魄”，于今有何现实意义?》等

材料一     1851 年英国在伦敦举办了博览会。恩格斯说：“不列颠的贸易达到了神话般的规模，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新的冶炼厂和新的纺织厂大批出现，到处都是新建立的工业部门。”

材料二     19 世纪晚期出现了新一轮的技术革新高潮，人类进入电气时代，重工业开始主导工业，垄断组织产生。国际贸易、资本流动和殖民扩张使世界市场逐步形成。经济重心开始从西欧向北美转移。

材料三     1757 年~1815 年的 58 年间，英国从印度掠夺的财富约达 10 亿英镑，其中主要来自产业发达、财富集中的孟加拉地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整个 18 世纪期间，由印度流入英国的财富，主要不是通过比较次要的贸易弄到手的，而是通过对印度的直接搜刮，通过掠夺巨额财富然后转运英国的办法弄到手的。”

——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上卷

材料四   “英国不管犯下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社会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历史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 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