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2009年，大型史料丛书《民国史料丛刊》在克服重重困难后正式出版发行。下表内容是《民国史料丛刊》中收编的部分史料及学者对其价值的推断。

——摘编自孙燕京《史料与史学研究——〈民国史料丛刊〉的价值及其应用》

材料一   清朝的户籍管理制度发生过诸多变化。顺治年间实行编审制，各地方政府向中央呈报带有纳粮户的人丁、丁银、田赋等内容的《编审册》。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清廷以户籍编审期限太宽，胥役得以任意作弊，将户籍编审期限定为一年岁底造报。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又廷议改为“五岁一编审”。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又以“五年编审，不过沿袭虚文，无裨实政”为由“停编审造册”。编审造册虽停，但人口统计并未停止。自乾隆五年（1740年）开始，各地方政府需要呈报“民数”“以验盛世闾阎繁富之征”。相较于统计严格、详实的编审制，各地上报的“民数”大致只包括人口数量、性别等数据，但覆盖范围却扩大到“内地十八省”的男女老少全部人口。

——摘编自赵尔巽《清史稿·食货志》

材料二   1787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1条第2款有如下规定：众议员名额和直接税税额，在本联邦可包括的各州中，按照各自人口比例进行分配。各州人口数，按自由人总数加上所有其他人口的五分之三予以确定。自由人总数包括必须服一定年限劳役的人，但不包括未被征税的印第安人。人口的实际统计在合众国国会第一次会议后三年内和此后每十年内，依法律规定的方式进行。

——摘编自《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材料一     二战结束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英、德、法等国共同组成的“多极”格局终结。1947年，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欧洲复兴计划”，企图通过向西欧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加重控制西欧的筹码，同时扩大美国商品出口。苏联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加强苏东地区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二战后，关贸总协定、布雷顿森林体系等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协调机制建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经济往来迅猛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政治与经济独立性和平等性增强，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逐渐密切。但是由于“冷战”格局的确立与延续，世界市场长期被分割为“两个平行市场”。

——摘编自程伟主编《世界经济十论》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除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外，瑞典、丹麦、瑞士、芬兰也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和贸易关系。但西方多数国家追随美国实行“禁运政策”。1952年4月，在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同与会国工商界人士广泛接触，探讨发展贸易，同英国、法国等11个国家的工商团体和企业签订了贸易协议。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同西欧各国特别是英国与会人士商谈了建立贸易关系问题。随后，中英互动取得积极成果，引起西欧震动。比利时、意大利、荷兰的工商界代表到日内瓦同中国贸易代表商谈发展贸易问题。会后，法国、瑞士、挪威等国工商界代表访华。中国同西欧许多国家的企业或团体签订了民间贸易协议和合同。中国外贸呈现出积极发展态势。下表所示是1950一1955年中国对外贸易情况。

注：表中单位为亿元人民币，数据源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等

——摘编自《当代中国对外贸易》等

材料一   公有制工业企业总产值比重变化情况表

——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数据整理

材料二   21世纪之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发展的常态。2004年和2008年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的资本结构分别为65:35和52:48;非公有制经济GDP产出占比则分别为63%和70%,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步强化。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变化有利于不同所有制经济各展所长，共同促进生产力发展。

——摘编自杨春学，杨新铭《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一种综合性的解释》

数据与历史

数据统计与分析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方法，它对历史认知和历史结论的得出有着重要影响。下面是两则通过数据应用进行历史研究的案例。

案例一   美国历史学者菲利普·霍夫曼对近代欧洲国家间关系的处理方式进行了专题研究。他认为，17世纪中期以来，欧洲各国统治者因追逐个人“荣耀”而发动的战争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使用表3对自己的这一论断进行了例证。下表是在ARTFL数据库中搜索法语单词“gloire” (荣耀)和“guerre” (战争),两个词出现在同一个句子中的次数和频率。

案例二   在研究英美两国实力对比时，通常使用个体指标(如图1)和综合指标进行衡量。综 合指标是“将国家能力的多个关键代理变量”整合、计算为单一指标，如图1中的“净资源差距”,它是指“国家的总物质实力扣除统治和运行成本后的可用净额”。

——-据【美】菲利普·霍夫曼《欧洲何以征服世界?》等

材料一   门荫制度长期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之中。科举制为隋代所创建，唐代初步发展但不甚完善，加之魏晋以来的门阀大族死而不僵，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唐代门荫入仕在选官途径之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唐中期以后，随着科举制的日益完善，社会对科举出身人士越来越重视和推崇。根据学者对于唐代宰相等高官出身的数据统计：“除少数入仕途径不明者外，门荫出身者共177人以上（有隋代受荫承袭至唐的），其中位至宰辅的有48人，占唐宰相总数369人的13%。如果以宪宗朝为界把唐分为前后两期，前期门荫出身的宰相有45人，占唐朝门荫出身宰相的90%，宪宗以后则寥寥无几。高级官僚中门荫出身比重的下降，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门荫制度衰落的趋势。”

——摘编自陈禹澍《唐代门荫入仕制度探析》

材料二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清政府诏废八股，改试策论，要求各省均于省城改书院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同年10月，政务处会同礼部奏定《学堂选举鼓励章程》，规定凡学堂考试合格毕业者，均给予贡生、举人、进士等出身；对成绩优秀的举人、进士，在进行殿试后，“酌加擢用，优予官阶”。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府共举行留学毕业生考试七次，大量留学生借此跻身仕途。为筹备立宪，清政府对资政院、谘议局议员的选聘均仿行西方的代议制度，实行选举制。清政府制定了《资政院议员选举章程》《各省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等，对被选举人的资历、身份、财产均作了严格的规定限制。活跃在清末资政院中的议员罗杰、雷奋等人，借此进入政治领域，并在推动清政府的改革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鞠方安《试论清末选官制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