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27日，2022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等成功入选。

材料一   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大松山考古出土的文物极其丰富，从2192座墓葬中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这些出土物几乎涵盖了黔中地区1400年的生活、商贸、信仰到丧葬等方方面面，集中展现出这一时期贵州生产、生活的社会变迁与历史的进步。在此之前，历史学界认为贵州有一段模糊的“中世纪”，秦汉以后的文献，记载或从侧面记载贵州高原的文献，主要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晋人常琼编写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而之后关于贵州的记述，多为只言片语，极为简略，甚至语焉不详。如今能见到的最早一部记载贵州历史的志书是《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而那已经是15世纪中叶了。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展开，贵州古代的历史面貌一定会走出“模糊”，变得越来越清晰。

——摘编自范同寿《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证明通道贵州的存在》

材料二   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是大运河通济梁开封段的重要文化遗产。汴河是流经开封的一条古老水系，古称派水。战国时期魏忠王利用派水开凿鸿沟，水行大梁。汉晋南北朝时期，改派为汴，汴河由此而来。隋大业元年开凿大运河，利用汴河改建通济渠，连通黄河淮河水系。《宋史·志·卷四十六》记载北宋时期都城开封“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汴河成为保障东京城物资供应的重要通道，堪称京师生命线。州桥是跨越汴河的一座重要桥梁，始建于唐建中年间，初以汴州桥命名，俗称州桥。其建筑也最为精美华丽气势宏大，《东京梦华录》记载“其柱皆青石为之……近桥两岸皆石壁，雕锵海马水兽飞云之状”。州桥明月是闻名遐迩的汴京八景之一。汴京州桥不仅是运河与御街中轴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东京城最繁华最具烟火气的商业中心，甚至演变成为北宋东京城的文化标识。明初洪武年间重修后的州桥，桥高水深。此后一百余年，由于运河淤塞，州桥亦渐荒废。明末崇祯十五年，州桥与开封城一同被洪水淤埋于地下。

——摘编自中国文物报《2022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

材料一   秦简《编年记》记载：“今元年，喜傅。”“今元年”，指秦始皇元年。喜，指墓主人。《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傅，著也。言著名籍，给公家徭役也。”秦始皇元年，根据国家规定，喜已成年，进行登记，开始向国家服事徭役。喜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前262年），喜傅籍时为十七岁。在秦简出现以前，人们根据《史记》和《汉书》的记载，把傅籍年龄确定在二十岁或二十三岁。

材料二   海昏侯墓出土文物包括：木牍约200版，竹简约5000枚。包括《悼亡赋》《论语》《易经》《礼记》《孝经》《医书》《五色食胜》等。孔子徒人图漆衣镜上有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孔子像。水稻、粟、甜瓜、梅等多种可食用植物遗存。金器478件，重量约115公斤。具有典型北方和西北风格的银质车马器“大角羊银当卢”。作为编钟架构件的鎏金青铜钩取骆驼，是长江流域较早出现的骆驼形象的文物。

材料 江西南昌海昏侯墓是西汉第一代海昏侯刘贺之墓。迄今已出土1万余件（套）文物，形象再现了西汉时期高等级贵族的奢华生活。

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重要文物列表：

——摘编自王子今《海昏侯墓园考古与西汉史的新知》

材料一 殷墟考古发掘品中有来自长江中游的硬陶瓿、长江下游的原始瓷,以及与草原文化有着密切关联的羊首刀、管銎斧、弓形器等,都体现出商王朝吸纳周边文化的博大胸怀。商文化向外辐射的背后,是社会制度、礼制思想以及生产技术的输出。更重要的物品是大约有16 万片甲骨文的发现。其文字内容涉及祖先庙号、祭祀活动、狩猎征伐、天文历法、气象月相、农事百工、生老病死等。它以实物资料证实中国社会已经全面结束“史前时代”。

——摘编自唐际根《殷墟是探寻中华文明之源的基点》

材料二       下表 河南省出土的古文字文物(部分)       

拓片(或照片)       

内容及数量：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安阳出土的大型牛骨刻辞,记载“王让争(人名)占卜一下,接下来十几天里,有没有什么事发生。果真有事。白天刮了很大的风。月黑风高的夜晚,五个羌人逃跑了”。

拓片(或照片)

内容及数量：殷墟郭家庄出土带有“亚址”二字铭文的青铜礼乐器

拓片(或照片)

内容及数量：河南新蔡葛陵楚墓出土竹简,记录了战国时期丰富的祭祀对象:楚文王、楚昭王、楚惠王、平夜文君、平夜子西等

拓片(或照片)

内容及数量：河南省卢氏县官道口镇山崖边距地表约1.5米深处出土的秦半两钱(秦统一六国后的货币)

拓片(或照片)

内容及数量：河南南阳东汉建宁四年周世雅墓发掘出土的买地铅券(铅质买地地契)

——摘编自黄剑华《商代甲骨文与殷墟考古发展》、王祁《记(考古图)著录的亚止尊)等

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派将军霍去病北击匈奴，夺取河西走廊，设置敦煌郡，并在郡城西面设置玉门关和阳关，扼守河西的大门。魏晋时期，中原战乱，不少大族和士人迁居河西地区，带来先进农耕工具和技术，推动敦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公元366年，僧人乐尊在敦煌城东南鸣沙山崖壁上开凿了莫高窟第一所佛窟。公元399年，东晋僧人法显等经敦煌西行取经，莫高窟作为西行者祈求道途平安的处所香火不断，日渐兴盛。隋唐时期的敦煌，呈现出国际大都市的风貌，汇聚不同的宗教、文化、艺术，招徕不同血统的民众在此定居。在统治阶级崇佛浪潮推动下掀起兴建石窟的高潮，一些大家族也争先开凿“家窟”。到武则天时期，莫高窟已经有一千多所窟龛，汇集了众多精美壁画、造像，成为佛教艺术的宝库。

——摘编整理自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

材料二   19世纪末，一大批西方探险家来到中国。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深入河西走廊，在敦煌莫高窟利用王道士的无知，廉价骗购藏经洞出土敦煌写本二十四箱、绢画和丝织品等五箱。这些藏品现分藏在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等机构，藏品由各科专家编目、研究，发表大量的研究成果。斯坦因撰写五卷的考古报告《西域考古记》，还编著有《千佛洞：中国西部边境敦煌石窟寺所获之古代佛教绘画》一书。由于他在探险中有着惊人的发现，并获取大量的珍贵资料，被英国女王授予爵士勋号。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以白银五百两，获取写本、印本、文书、绢画等六千卷，并首次系统拍摄莫高窟照片数百张。由于伯希和通晓汉文，他获取了藏经洞中学术价值最高的经卷写本和绢本、纸本绘画，目前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

——摘编整理自《敦煌藏经洞·传奇继续》

材料三   国际博物馆界公认必须严厉阻止非法贩卖考古文物、艺术品及民族工艺品，但是我们应该以不同的感受及不同的价值来看待那些在早期获得的、反映了那个时代特点的作品。长期以来，无论是通过购买还是通过捐赠等形式获得的文物已经成为保存它们的博物馆的一部分，并已延伸成为它们所在国家的遗产的一部分……呼吁归还多年来一直由博物馆收藏的文物已经成为博物馆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虽需针对个案具体分析，但我们应该承认，博物馆不只为某一个国家的公民服务，还为每一个国家的公民服务。

——欧美18家博物馆联合签署《关于普世性博物馆的价值及重要性的宣言》

敦煌莫高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历经北朝至宋元1000多年的不断开凿修建，形成了历史悠久的文化体系。现有洞窟735个，保存壁画4.5万多平方米，彩塑2400余尊，唐宋木构窟檐5座，是中国石窟艺术发展演变的一个缩影。

隋唐时期是莫高窟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开凿石窟数量多达1000余个，保存下来的有200多个，壁画和塑像都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石窟装饰纹样既保留了北朝时期敦煌本地图案和一些西域纹样图案的特点，又吸收中原地区石窟、陵墓雕饰、丝织物上的纹样特征，还吸取了中亚地区的一些纹样风格。以花卉、禽兽等图案为代表，内容丰富，富于变化，色彩绚丽。

莫高窟现存西夏和元代的洞窟有85个。一些西夏中期的洞窟出现回鹘王的形象，可能与回鹘人有关。西夏石窟的图案装饰纹样受到北方辽政权的影响，也明显模仿宋代建筑彩画的纹样。西夏晚期和元代的洞窟，壁画和雕塑中都出现藏传佛教的内容。

莫高窟藏经洞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其出土文书多为写本、刻本，汉文书写的约占六分之五，其它则为古代藏文、梵文、和阗文、希伯来文等。文书内容主要是佛经，还有道经、儒家经典、小说、诗赋、史籍、地籍、帐册、历本、契据、信札等，其中不少是孤本和绝本。

随着岁月的流转，因长期受风沙等自然原因的影响，敦煌石窟正在以“比古代快100倍的速度走向死亡”。鉴于此，让文物在数字档案中永生的构想被提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武汉大学研究团队、敦煌研究院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已有289个洞窟完成数字化摄影采集，140个洞穴进行了三维重建，敦煌石窟建立了全方位的数字档案，开发出根据图片自动生成高精度三维模型的云计算共享平台。文化遗产转化为数字形态被永久保存、永续利用，尘封的文物由此获得新生和永恒。

——摘编自关友惠《敦煌装饰图案》、高宇飞《人类敦煌：敦煌文化特色与形态》、胡珊《数字档案“让敦煌永生”》等

材料   如表是考古工作者挖掘的新石器时代河姆渡遗址、半坡遗址的实物图片和简要介绍。

遗址文物	简介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果实、种子。其中稻谷数量之多、保存之完整，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罕见的。此外，也有如橡子、菱角、酸枣、芡实等富有淀粉果籽的出土。
	半坡遗址中出土了丰富的陶器，最具特色的是彩陶，以红色、红褐色为主，有炊煮器、食用器、水器、储藏器等。
	半坡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生产工具，有伐木开荒、分劈木板的石斧、锛和凿，有翻地松土的石铲、锄，有收获季节里收割用的石刀、陶刀及将禾穗加工成粮食的石磨盘和磨棒。

——摘编自中国社科院《河姆渡遗址、半坡遗址等相关考古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