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殖民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伴生物，它既破坏旧式的传统农业社会，也为西方式社会的建立创造条件。因此，欠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启动和发展模式深受其影响。这种影响大致可分为三大类：(1)受殖民化影响不大，现代化的模式主要靠自身的力量建立起来。(2)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其现代化模式的选择虽然依靠自身的力量，但选择过程曲折复杂。(3)完全的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其现代化的启动和模式选择，深受原宗主国制度和文化的影响。不过，所有这些类型都受到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二战以后它们在现代化模式的选择和转换上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也正因为如此，在此后的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文化的作用和影响就凸现了出来。

——摘编自何顺果《世界史—以文明演进为线索》

材料二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指出：倘若只有富裕的物质生活和高超精密的科学技术，而缺乏一股精神的凝聚力，那我们国家是很危险的。如此，国家就失去了精神支柱，难以抵御各种天灾人祸，最后必然会走向土崩瓦解。我们还是必须设法保留我们基本的核心文化价值观。

——摘编自凌翔、陈轩《李光耀传》

材料一   修昔底德是古希腊三大史学家之一、古典“人本史观”集大成者，在整个西方史学发展史中占据重要地位。希腊神话中包含希腊人对于“人”的观念的最初思考。公元前5世纪，智者学派代表普罗泰戈拉，初步将哲学的视角指向了“人”。古希腊杰出医者希波克拉底强调医生应更多地着眼于病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性格特征。修昔底德亲历了伯利克里时期雅典民主政治的辉煌和战争的残酷，他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当代人写当代史，既没有可供参考、借鉴的前人著述，也没有留存的档案、史料，因此他奔走于希腊世界多个地区实地考察，一方面多了解、多询问，另一方面将不同目击者提供的资料进行相互印证。修昔底德在解释历史事件时，能够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入手，进行综合分析，并认为自然界自身的运动才是导致自然现象发生的原因，而非神明的意志，极力地赞美人、歌颂人，才使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更加可靠，铸就了其在西方史学发展中的不朽地位。

——摘编自王旭《论修昔底德著作中的“人本史观”》

材料二   先秦是中国古代人本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以人本思想发展为线索反观该时段史书编撰的变化，能够更加深入地体会中国古代史家独特的历史见解和以人为重的史学传统。先秦史书在断限，即在选择要记载的人事内容范围上比较模糊，如《尚书》大抵记载虞夏商周之事，直至春秋战国史书在断限方面则变得比较确切。《尚书》之诸多篇目简洁却不明了，集中记叙周君主、周公、召公等少数人之言语。至春秋战国，为更有效地记载历史，以被史家所认定的人主活动的时间顺序为目，同时史家开始着重于叙事，其记载的人物数量急剧增加，并且这些人物事件的分布并不是零散的，相同人物的事件分布较为集中，使读史者能够更有效地掌握史实。《左传》时，更出现了“君子曰”的论史形式，编者可以在“君子曰”后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及评价等，这是比“春秋笔法”更为明确的以书史的方式介入现实政治的表述方式。

——摘编自蒋迪《从人本思想的发展看先秦史书编撰的变化》

材料一   汉代冶铁业的规模有明显的扩大，其技术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目前发现的汉代冶铁遗址主要分布在豫、冀、晋、鲁、陕等地区。产铁之地设铁官，专管冶铁和铸造铁器，全国共有49处。较大的冶铸作坊有郑州古荥镇、南阳瓦房庄等遗址。这些遗址面积大，炼铁炉种类多，所用技术较为先进。生铁炒炼成钢等技术的应用提高了铁产量。汉代冶铁技术的提高为生产工具的制造和改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据考古发掘，我国古代主要农具大部分已在汉代出现，可分为垦耕工具、播种工具、整地工具和收获工具等类型。

——摘编自张钢杰《试论汉代冶铁业的发展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材料二   明代山西等地冶铁业得到空前发展。其规模之大、产量之多，超过了以往所有朝代。据统计，当时全国共有246个铁矿产地，这为后来我国冶金勘探部门“就矿找矿”提供了历史线索，非常利于我国铁矿普查任务的完成。明代在这些铁矿上，建立了许多官营、民营冶铁场所。随着工匠管理体制的改革，民营铁矿的产量大幅度提升。不少冶铁工业城镇涌现，如佛山镇“民庐栉比，屋瓦鳞次，几万余家”，“工擅炉治之巧，四方商贩辐揍”，江苏的吴江县庞村，嘉靖时“有前后二村，居民数百家，铁工过半”。高超的“生铁淋口”技术不仅用于生产农具、兵器和一般生活用具，还铸造了出口到日本、朝鲜等地的铁钟、铁菩萨等艺术品。

——摘编自黄启臣《明代山西冶铁业的发展》

材料   表1为《人民日报》2000-2019年有关辽宁部分民生题材报道样本，表2为《辽宁日报》2005-2019年有关经济题材报道样本。

表1

表2

材料罗塞塔石碑（RosettaStone），制作于公元前196年，刻有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登基的诏书。石碑上用希腊文字、古埃及文字和当时的通俗体文字刻了同样的内容，这使得近代考古学家得以有机会解读出已经失传千余年的埃及象形文字。

1798年7月，拿破仑率军远征埃及，他制定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埃及的计划，从诸多领域精心挑选出175位学者，组成一支庞大的科学艺术考察团，收集和研究埃及历史。1799年8月，法军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拉希德村发掘出了罗塞塔石碑。1801年，法国被英国和土耳其的联盟打败，根据协议，战败国法国必须无条件地交出他们在埃及发掘的一切文物。次年，罗塞塔石碑被运往伦敦，后移至大英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

1802年，东方学家德·萨西获得了一份罗塞塔石碑拓片，他从希腊碑文中的专有名词切入，找出了代表“托勒密”（Ptolemy）和“亚历山大”（Alexander）之名的近似字组。

1822年，法国语言学家商博良在埃及菲莱神庙方尖碑拓片中发现了托勒密和克列奥帕特拉的名字，他顺着这条线索，继续研究专有名词。几个月后，他成功释读了亚历山大、提比略、图拉真等王名。虽然商博良只破译了碑文几千个符号中的111个，但古埃及文字之谜已经揭起一角。1822年9月29日，商博良在巴黎科学院召开的重要会议上宣读了《关于象形文字拼音问题致达西尔先生的信》，把自己的发现公诸于世，这一天是公认的一门新兴学科——埃及学的诞生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