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位列晚清“四大奇案”之首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原本是一起影响甚微的地方冤案，情节与《水浒传》中潘金莲毒死丈夫武大郎极为相似。当《申报》偶然将这则奇闻异事登载出来时，恐怕所有人都不会想到，它会发展为一桩社会关注度极高且惊动京师的大案，最终在慈禧太后直接过问下，经过刑部重新会审，冤案得以昭雪。而后更是通过新闻报道，文人笔记乃至电影电视剧的各种记载与改编，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
材料二 在传统国人的观念中，法律不是一个本于自然正义形成的、有内在逻辑体系的强制性规范体系，而是能预防和解决一切纠纷的公共政治技巧或治理术。这一套技巧，并非是客观、真实、理性、冷峻的科学，而是因事制宜、无微不至的艺术，其核心是儒家思想：倡导尚贤之治，恩法兼施，凡事可以“活动”“找关系”，强调“实用”“实际”“实行”，用伦理的眼光评判衡量一切。“礼所不容，刑之所加”，“法不外乎人情”等等，成了人们共同的观念。
——摘编自张书勤《中国传统法律观念的系统论述》
(1)根据材料一，分析冤案发生及得以平反的原因。(2)结合材料二和中国古代史知识，评析材料二中的观点。（要求：观点明确，评述有理有据，史论结合）。
材料一 秦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灭义渠后在西北地区设陇西等三郡；开岭南，在南越之地设置南海等郡。汉王朝亦然，在匈奴故地陆续设立敦煌郡等，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是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其职责主要是维护当地秩序，保障丝绸之路西域南北道的安全和畅通。秦从匈奴手中夺得河套地区后，就以“益田一顷，益宅九亩”的“拜爵”方法，将数以万计的中原汉族军民，“戍以充之和迁去开垦土地”。有汉一代，更是大规模实行屯田戍守、徙民实边的政策。自汉代起，“汉人”作为华夏民族的称谓已为境内外普遍接受。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的融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内地居民迁入边地，对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
——摘编自徐杰舜《秦汉民族政策特点初论》
材料二 清王朝首先划定了民族之间的活动边界，限制族际人口流动；其次，在户籍管理上实行差别化的户籍制度，一是户籍有普通籍和特别籍之分，把满族、蒙古族等民族归在特别籍内，在特别籍内进行旗籍和藩籍的划分等；在管理体制上区分内外，这个区别有关内、关外之别。在国家的民族政策中，各民族的“自主权”越来越少。清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封禁制度，也是清王朝专制的具体体现。清王朝的民族政策覆盖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但是无论是政治制度的改革，还是经济制度的改革，都是以王朝统治服务为根本宗旨，而不是以天下苍生为念。
——摘编自董文强《清朝民族政策的历史进步与局限》
材料三 1949年9月，《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把民族关系列为第六大关系，又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1979年，中共中央批转的《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指出：“为了胜利地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一定要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加强各民族团结。”2009年，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党中央确立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还强调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思想基础、群众基础、制度基础等日益深厚牢固。”
——摘编自肖锐《新中国60年民族政策的主线》
材料四 朝贡外交是中国古代王朝特有的一种外交体系……自商周以来，中原王朝都一直认为自己居天人之中，是“天朝上国”，凡要与中原王朝建立关系、展开外交者，必须以朝贡方式进行。到了清朝，造就万邦来朝、八方来仪的盛世，并没有其他帝国那种军事的、经济的功利要求。……中国近代（1840—1919）外交转型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结果，它不是基于晚清社会内部新因素产生与发展的刺激而做出的主动反应，而是晚清政府所做出的被动对策。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发展过程，就是如何处理中国传统外交观念和西方近代外交观念与制度之间关系的过程。尽管晚清外交转型没有能够指导晚清外交奏响胜利的旋律，但在西方近代外交理念与制度的挑战下，在中国形成的近代外交思想还是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这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步入近代化轨道……
——根据李敏《试论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型》等文章改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政权处理民族关系的举措并说明其历史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述清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举措。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成立60年来民族政策的主线，并说明围绕这一主线新中国采取的政策和措施。
（4）根据材料四，概括中国古代朝贡外交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历史影响。
材料 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清末‘新政’的）舵手在获得一个新的罗盘以前就抛弃了旧的，遂使社会之船驶入一个盲目漂流的时代”。他还认为，中国的困难的实质在于，这种过渡阶段破坏了久经考验的选拔精英的程序，科举制度的废除破坏了经典教育，严重地削弱了传统价值的影响，代之以毫无章法可循的局面。
——摘编自萧功秦《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
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材料中有关科举制度被废除的观点。（要求：可对观点进行评析，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新观点；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一 明末清初，以西方传教士为媒介，还进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天主教耶稣会士的来华传教，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为背景的。……来华较早并影响较大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1610年）。德意志人汤若望（1591~1666年）比利时人南怀仁（1623~1688年）等，也较著名。……耶稣会士在传教的同时，除了向中国朝廷和士大夫进献一些新奇工艺品外，也介绍了某些科学知识。利玛窦带来的《万国舆图》，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了世界五大洲的面目
——《世界史·近代史》（上卷）
材料二 200多年前，欧洲兴起中国文化热。在宗教的欧洲，人的心灵是神的奴隶，人们以为心中如果没有上帝，便有罪恶感。然而，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无神论和理性主义，让欧洲人看到了一个不信仰上帝的国度，人民有着积极向上和快乐的心灵。这促进了理性主义哲学的思考。儒家文化中君为轻，民为重，民心决定政权的思想，成为民主思想的源头。当时的欧洲，国家主要由皇权和贵族统治，平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更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欧洲人对中国通过公开考试在平民中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极为推崇。
材料三 一般来说，“五四”以前中国知识分子的“格义”方式主要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分析、吸取西方文化，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式去套用西方近世文化；“五四”以后，人们的主要倾向则是借用西方文化的观点评析、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文化的模式去解释中国传统文化。前者实质上从旧文化的立场批评或赞赏新文化，后者则用新文化批评或赞赏旧文化
——欧阳哲生《严复评传》
（1）材料一反映了当时中国兴起的什么潮流？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股潮流兴起的国际背景。
（2）依据材料二，概括指出中国文化中可供欧洲人借鉴的元素。并进一步分析200年前欧洲中国文化热的意义。
（3）请各举一例分别评述材料三提到的“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出现的文化倾向。
（4）综合上述材料，反映了中国社会怎样的变迁趋势？
5 . 阅读以下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举中国万里之土壤，历二千四百年之绵暖，合数万后王卿士绅缨民庶妇孺之礼俗，所信受奉行，诵读尊敬者，岂非先圣孔子之遗教耶？夫孔子之道，本于天，人之性出于天，故因人性以为道，若男女食味被服别声，人之性也，但品而节之，而不绝之，故至易至简，而人不可须臾离其道也。苟非若婆罗门之去由出家，墨子之非乐不歌，则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不能也。非惟中国人，凡人之为人，有生我者，有与我并生而配合同游者，有同职事而上下者，则因而立孝慈友弟义顺忠信笃敬之伦行。苟非生于空桑，长于孤岛无人之地，则是道也，凡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不能也。非惟中国为然也，恻隐羞恶谋虑进取，人之性也，扩而充分之，以为仁义智勇之德，虽禽兽亦有是一二焉，但不能合而扩充耳。则是道也，凡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子教须臾而不能也。……
故灭国不足计，若灭教乎，则举其国数千年之圣哲豪杰，遗训往行尽来灭之，所祖述者，皆谓他人父也，是与灭种同其惨祸焉。何其今之人，不自爱国，乃并数千年之文明教化，与其无量数圣哲之心肝，豪杰之骨血，而先灭之欤？彼以孔教为可弃，岂知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若孔子教可弃也，则一切文明随之而尽也，即一切种族随之而灭也。
——康有为《孔教会序二》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材料中康有为的观点。
（要求：观点明确；运用材料中的史实进行评析，史论结合）
材料一 埃及降水非常少，但因为尼罗河，这个地方很早就有了农业，很早就出现了文明。尼罗河在埃及境内有1200多千米，埃及人把尼罗河周围的土地称为黑土地，与周边沙漠的红土地相区分。尼罗河不仅给埃及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还为埃及提供了交通、通信以及食物来源。尼罗河在每年7月开始泛滥，9月达到高峰，尼罗河的泛滥使埃及进行耕种的肥料有了保证。因为尼罗河，古埃及的历法把一年分为三季，分别是7—10月的泛滥期，11月到次年2月的生长期，3—6月的干旱期，这与尼罗河的涨落是完全吻合的。尼罗河中的鸟类、鱼类，还有其他动物，是埃及人非常重要的食物来源，也是埃及文明发展的物质基础。
——摘编自晏绍祥《世界文明的摇篮：古代两河流域和埃及文明》
材料二 在古埃及固有的文化传统中，象形文字的产生与发展颇具代表性。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既不像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那样可以为几个不同民族的语言所利用，又与古代中国的象形文字的演变不同，它仅仅为古代埃及民族所利用。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从公元前4000年代后半叶开始出现，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一直使用到公元4世纪末，大约流行了三四千年之久。虽然在这几千年中，象形文字的语法和词汇变化相当大，特别是在罗马统治时期的埃及语言，较之法老时期，很少相似，但是象形文字的传统却得以保存下来。
——摘编自刘文鹏、令狐若明《论古埃及文明的特性》
(1)根据材料一，分析尼罗河对古代埃及文明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指出古代埃及象形文字发展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古代埃及文明。
材料一 “食客”又有“舍人，客，门客，门下客，门人，门子”等称呼。食客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他们以不事生产，寄食于权贵之家，为其服务，并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主要特征。从经济学角度看，他们似乎是社会的边缘人，但是他们却活跃于政治、外交的舞台，如商鞅、李斯、蔺相如、毛遂等，而吕不韦的食客集体著述的《吕氏春秋》一书，显示了他们在思想政治上深邃的见解和扎实的理论功底，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杨宁宁《社会变迁条件下的春秋战国食客》
材料二 汉初贵族养士的风气很盛，强大的诸侯王都大量招致宾客游士，扈从左右，其中有文学之士，有儒生、方士，还有纵横论辩之士。诸侯王策划反叛时，宾客游士往往是他们的重要助手，所以汉武帝力加压制，颁布了《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后者限制士人与诸王交游。从此以后，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不能参与政事，其中支脉疏远的人，就与一般富室无异了。
——摘编自邓广铭等《百科名家中国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食客”产生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汉代游士阶层的兴衰。
材料一 中国古代有三次大的人口迁徙，第一次是南北朝时期的“永嘉南迁”（307～311年），第二次是唐朝时的“安史之乱”（755～763年），第三次是“靖康之变”（1127年）。这几次南迁都是因为北方战乱不止，在求生的欲望下，北方人民纷纷向南迁徙。而南迁带给中国历史的影响不只是人口重心的变化，更导致了文化和经济重心的变化。优秀的北方人去到南方，不仅带去了优秀的文化，而且将那块未开化的地方变成了经济的重心，直到今日还处于中国经济的领先地位。
——摘编自刘建军《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十六讲》
材料二 与前朝相比，清代是中国人口剧增的时期。……据《东华录》记载，1651年（顺治八年）全国丁男之数是1000余万。其时，户籍以一户一丁计。若按户各五人推算，加上由于种种原因而隐瞒的人口，实际数字在6000万上下。到康熙时突破1亿；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猛增到3亿以上；1834年（道光十四年）已经超过4亿。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人口增加了6倍以上。同当时的生产力相比，其速度和数量都是惊人的。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关于中国古代南北方人口变化的观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清代前期人口数剧增的原因及造成的影响。
材料一 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下令，除了京师附近七郡外，将全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每区由朝廷派遣刺史一人，专门负责巡查区域内的吏政，检举不法的郡国官吏和强宗豪右，其管区称为刺史部。十三刺史部，简称“十三部”或“十三州”。
——《古代的行政区划“州”，是怎么从省级区划变成一个市级区划的》
材料二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于夏商周时期，确立于秦汉时期，完备于隋唐宋时期，加强于明清时期。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颇具中国特色的机构、职能和监察法规，切实起到了在国家机器运行中的制衡作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证明，虽然古代监察制度是建立在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基础上、服务于以皇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专政，但是在纠察百官、保证吏治清明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不仅对历代封建王朝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作为一种重要的国家制度，至今仍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摘编自汤建华、宋晓辉《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演变及借鉴意义》
(1)根据汉武帝时期刺史分布图和所学知识，概括指出该图所反映出的重要信息。(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
材料 早在二战期间，苏联和美国就制订了严厉的战后对德索赔计划。为了改善德国的国际形象和重返西方世界，阿登纳总理决心将战争赔偿上升为一种外交手段，变被动赔偿为主动赔偿，通过赔偿实现“赎罪外交”。1952年，联邦德国和以色列签订《卢森堡条约》,开创了一种“战败国自愿赔偿战争受害者”的全新战争赔偿模式。
两德统一后，德国社民党和绿党不断在联邦议院发起议案，敦促政府对工业界施加影响，赔偿“被遗忘的受害者”——二战期间强制劳工等非犹太受害者。2001—2007年，德国政企共建的“记忆、责任与未来”基金会向166.5万名二战强制劳工及其遗属支付了44亿欧元赔偿。
《雅尔塔协定》规定，德国必须以实物偿付它在战争中给盟国造成的损失，随后确定了战争赔偿的实物种类。自20世纪50年代《联邦赔偿法》发布之后，赔偿转入了更加便捷高效的“货币赔偿”轨道。截至2020年12月31日，德国政府已向二战战争受害者支付赔偿金共计790亿欧元。
——摘编自孙文沛《二战后德国战争赔偿政策的演变及其影响》
(1)根据材料，概括二战后德国战争赔偿政策的特征。(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二战后德国战争赔偿政策演变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