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自明初开始，从中央到地方，方志的撰修受到普遍重视。朱元璋即位不久，即于洪武三年（1370年）“诏儒士魏俊民等类编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始末为书”，撰修全国性志书《大明志书》。永乐十六年（1418年）明成祖朱棣又诏令天下各地郡、县、卫、所撰修志书，并颁布了《修纂志书凡例》，对志书包含的各项内容做了明确的规定。此后，除景泰、天顺、嘉靖时期分别撰修的《寰字通志》《大明一统志》《承天大志》等全国性志书外，天下各地修志成风，形成一统志与郡县志齐修并举、共同兴盛的局面。嘉靖时期的《重修淳安县志序》中说的“皇明御极，鉴古定制，郡邑皆有志，而会其总于天下一统志”，便是这种状况的极好说明。《中国地方志综录》修订本中共辑录现存明代方志多达7413种，而实际数量超过这个数字。
中国自先秦以来，无论官府还是知识分子个人，对记录史事和撰修史著都十分重视，历史记载代代延续，所谓“国灭史不灭，故虽偏霸之朝亦皆有史”。到宋代，经过历代史家的不懈努力和艰苦探索，古代史著在内容和体裁上趋于成熟，这使宋代史学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也对元明史学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为明代上述史学成绩的取得奠定了基础。直至元代，虽然最高统治集团是文化较为落后的少数民族，但对史学的重视程度并不逊于文化发达的汉族统治政权。到明代，这种传统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清代学者在《四库提要》中说，明代人“尤好作私史”，便是其重史传统的一种表现。
——摘编自毛佩琦主编《中国大通史·明》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明代史学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其意义。(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简要分析明代史学取得成就的原因。
古代的佣书
材料一 受雇于贵族官府、书贾书肆、富豪士人及寺庙道观，为人抄写书籍以接取佣金的职业在古代称为“佣书”。抄书是一种艰苦的劳动，理应得到报酬，但佣书者也会遇到迟付酬金和欠薪的现象。敦煌遗书中就有好几则经生书手在卷子末尾写下的对雇主欠薪的报怨：“写书今日了，因何不送钱。谁家无赖汉，回面不相看。”
《魏书·刘芳传》记载：“芳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北齐书·张景仁传》载，张景仁“幼孤家贫，以学书为业，遂工草隶，选补内书生”。《宋书·吴喜传》亦载：“喜少知书，领军将军沈演之使写起居注。”这些人或因佣书而知名，或因字写得好，而得以担当抄参加工作。
三国东吴的阚泽，在佣书中“所写既毕，诵读亦遍。追师论讲，究览群籍，兼通历数，由是显名”。北宋苏轼在谪居湖北黄冈时，以抄书为“日课”，仅《汉书》就抄了三遍，起初一段事抄三个字为题，次则两个字、到后来则一个字，将书的内容烂熟于心。以至于友人举题一字，“东坡应声辄诵数百言，无一字差缺。凡数挑，皆然”。
明清两代，官方组织编纂的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四库令书》，就因卷帙浩繁，雕版、排字、印刷不易而采用车工誊抄。其中《永乐大典》的抄书手就达2669人，《四库全书》的抄书手也达3826名。据说《四库全书》的抄手每人每天要抄写1000字，每年要抄写33万字，五年限抄180万字。这些皇皇巨著渗透了众多抄书者的辛勤劳动。
——摘编自李明君《简论中国古代的“佣书”职业》
材料二 至宋代，由于印刷术的普及发展，版本书籍迅速增加并逐渐成为书籍传播的主要手段。但佣书业并非一蹶不振，而是依然兴旺，民间的文字往来、官私交书，大量需要专业的佣书。宋代佣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代笔业务，即为顾客提供以应用文为主的各类文章、文字服务。宋代佣书创办有专业办理、代写涉官文书的商业店铺，这就是“写状钞书铺户”、简稿书铺。书铺的主要业务是涉官文书，包括代写上书文学、供词、诉讼状于、填写税钞，办理公证文书，为举人、官员承办各类文书等。正因作用如此之大，所以书铺遍及全国各州县，而且官府对此类业务有着严格的审批和管理。政府如礼部、刑部、吏部的某些职能“外包”与书铺代理，使书铺佣书成为国家机器里一个文书方面的编外辅助组。除涉官业务之外，民间社会生活的佣书业务更多。家庭类佣书比较高档，有较为固定的客户。宋代是契约社会，土地自由买卖，租佃发展导致的买卖、租佃土地契约发展，是农村的代表；房地产的发展导致房地产租售契约发展，是城市的代表。广泛存在的契约文书，需要佣书完成，佣书非抄录性的文书业务大量增多。
——摘编自程民生《宋代的佣书》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古代佣书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宋代佣书行业的新变化进行阐释。
城市，是独属于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兼具物理空间、社会形态与精神投射的多重维度。
材料一 南宋时期，《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以及《咸淳临安志》相继问世，后人并称“临安三志”。《乾道临安志》主要记述南宋临安的皇室宫苑、朝廷机构、物产风俗、历代牧守；《淳祐临安志》主要载述南宋临安的城府、山川；《咸淳临安志》征材宏富，体例井然，对疆域、山川、秩官、风土、人物等内容均有记载，是三本志书中篇幅最长的一部。临安三志在中国古代都城志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过比较《咸淳临安志》与《长安志》，显然都城志在南宋时期已趋于定型。都城志发展至两宋时期，体例趋于完备，内容也更为丰富，这与当时宋代经济文化的繁荣，修志风气的盛行分不开。
——摘编自黄硕《临安三志研究》
材料二 临安成为都城的原因，首要问题是财赋。绍兴僻处海隅，州城狭小，其所在浙东地区的物产无法满足行都的财赋供应，距离驻扎在江淮一带的宋军也较远，不利于遥控指挥。绍兴二年（1132年）四月初一，回到临安的赵构将由绍兴府治改成的行宫赐还地方，复为府治，表示不再考虑将绍兴作为行都的候选地。其二是区位。临安有运河交通之便，腹地也比绍兴更广。建康的经济地理、政治地理与军事地理等条件都更优于临安，但就防御金兵来说，不如临安安全。他放弃在地理上有镇东南之势的建康，选择地势狭窄、僻在海隅的临安的主要原因，无非是前者太过靠近长江，而后者离金兵更远，且有“重江之险”。
——摘编自包伟民《南宋临安—壮心未与年俱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临安三志的史料价值。(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宋临安城发展的原因。
材料 《元典》记载：“自归附之后，权豪富户每坏了市舶司的勾当，出办的钱物，入宫喂少有。”元朝统治者决心整顿这种状况。至元三十年（1293年），中书省参考宋朝“元丰市舶条例”，制定出《至元市舶则法》，这是我国现存最早且体系较为完善的涉海外贸易的法律规范。
《至元市舶则法》中有关规定，比起前朝有了多处突破。比如，实行“奖出限入”的“单双抽”制度，将蕃货和土产予以区分，对蕃货的征课倍于土货，土货单抽，蕃货双抽；无论官吏、和尚、也里可温（基督教徒）、笞失蛮（伊斯兰教徒）、诸色人等，均可从事海外贸易；舶商要申领衙门公文（相当于今天的海关注册登），在公文上明确填写前往的番邦，不许在途中绕到别国，返航时必须要回到发船地；“金银、铜钱、铁货、男子妇女人口，并不许下海私版诸蕃。如到蕃国，不复前来，亦于去时公验空纸内明白开除，附写缘故。若有一切连犯，止坐舶商船主”；有关整治腐败、消除舞弊的强制性措施，占了全文的一半……规定“舶商、捎水之人，皆是趁办课程之人，其落后家小，合示优恤。其所在州县，并与除其杂役”。
元朝航海家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说：“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
——据顾童《元代市舶则法变迁分析及启示》等整理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至元市舶则法》进行评析。材料 北宋初年四川有王小波、李顺的斗争，与南宋初年钟相、杨幺的斗争遥相对偶，皆可助阶级斗争说张目者。此二事，《宋史》及《宋会要》皆有记载，惟其特质，即“均贫富”之理论与举动，二书皆绝不泄露。幸有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南宋陈均《皇朝编年备要》等私史所记，尚足补其缺。以此二事例之，有裨于阶级斗争说之史实，为正史所隐，而不幸野史无传，遂以湮没者，当复何限？
此二事中，前者尤为重要，以其在中国民众暴动史中，创一新旗帜，辟一新道路，而后者实踵其武。合观史书记载，小波等之所为有可注意者三事：一者，诛杀贪官污吏。二者，借收资产阶级脧榨之所积，而不绝其生路，此真所谓仁至义尽者也。三者，以借收所得，大赈贫穷。在官书观之，彼等则为杀人放火之盗匪矣。从官报中寻官敌之真相，自来等于缘木求鱼，读史者不可不察也。
——摘编自张荫麟《张荫麟文集》
(1)张荫麟认为官方史书和私史对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斗争的叙述有何不同？(2)简析张荫麟的历史观和治史方法。
材料一 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
——摘自司马迁《史记》
材料二 据《新唐书地理志》所记载全国水利工程共236处，前期为155处，后期81处，前期约占三分之二弱。若以秦岭及淮水以南为南方，以其北为北方，则北方前期水利工程占104处，南方51处，北方占三分之二强。但若加上前期陇右道地区的水利，则前期北方占十分之七八或更多。从后期南北地区情况看，后期81处水利中北方仅为14处，南方67处，南方占十分之八强。
——摘编自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
请回答：(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说明西汉时期水利兴修的特点及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代水利工程的分布概况及形成原因。
材料一 朱邑，字仲卿，庐江郡舒县人，西汉循吏。初为桐乡啬夫，为政廉平不苛，迁庐江太守卒史。举贤良方正，授大司农丞，迁北海太守，治行第一、迁大司农，掌管全国租税、钱谷、盐铁和财政。廉平不苛，以爱利为行，未尝笞辱人，存问者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爱敬焉。“为人淳厚，笃于故旧，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身为列卿，居处俭节”。
——《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
注：循吏，奉职守法的官员。
材料二 西汉和东汉记载入史书的循吏共计18人，有明确记载的选拔方式有孝廉、茂才、贤良、明经、辟除、征召、任子、纳赀（资）这八类，涉及次数较多的有辟除、孝廉、辟除、征召。黄霸是循吏中仕途轨迹记载最详细，也是次数最多的，黄霸涉及到的选拔方式为2次纳费、2次察廉、2次举贤良、3次征召。除王成记载不详外，其他循吏最少也会经历1次选拔，平均每人2.7次，差不多就是每个循吏在仕途生涯会经历3次不同方式的选拔。
——摘编自徐鹏鹏《文官制度与汉代政治治理研究——以汉代循吏群体为视角》
(1)根据材料一、指出朱邑被列入《循吏传》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汉代选官制度的特点并加以评述。
材料 嘉庆六年（1801年），严如煜授陕西洵阳知县，至道光六年（1826年）病逝，期间为官主要在陕西汉中度过。其足迹踏遍汉中，“草有《三省山内风土杂识》《边境道路考》”。道光元年（1821年），其升任陕安兵备道，适逢朝廷筹划陕、川楚边防建设事宜，命令三省勘察南山地形，其总任其事。“公自川入楚，反陕数千里，相度形胜，析官移治，增营改汛，条列井井”。加之当时参与其事官员“皆能洞达时务而练习乎边事”，严如煜“爱谘爱询”“互相参考”。其在《三省山内风土杂识》《边境道路考》的基础上，于道光二年（1822年）辑成《三省边防备览》并印行。“自古以来舆地之书，所记范围或为全国，或为一省、一府、一县、一镇……记载范围打破行政区域的界限，几未得见”。书中“民食”与“山货”两门，“民食”详于农田水利、移民垦殖的记载。“山货”则对木厂、炭厂、纸厂、盐厂等作了较详记载，尤其是对当地盐厂的分布及销售等详加记载。《清代思想史》写道：“此书指陈形势，规画兵旅，区为十门，而史论居其一。是亦以史经世者也。”
——摘编自梁妮《严如煜与〈洋防辑要〉》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严如煜能够辑成《三省边防备览》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三省边防备览》的意义。
材料一：司马迁在《史记》中把秦汉的版图写成黄帝和颛顼帝的管辖区，并把夏、殷、周三朝写成了统一的国家。《史记》首设民族列传，以6卷篇幅叙述周边民族史事。它从广阔的视野出发，把周边民族及其生活的地区如匈奴、西域、西南夷等都纳入史学考察的范围，详尽地考究了周边各族的社会经济、文化、风俗等各方面情况。在编次少数民族史传顺序时，把民族列传与相关人物列传穿插安排在一起。在追溯所记少数民族世系时，《史记》认为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同源，如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东越则是“越王勾践之后”。
——摘编自李珍著《民族史观与中国古代民族文化认同》
材料二：范晔的一些史传直接接续了司马迁、班固的记载，如在《西域传》中，范晔写道：“班固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详备前书。今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以为《西域传》，皆安帝末班勇所记云。”同样，《南匈奴列传》的记载亦是范晔在《史记》《汉书》关于匈奴历史记载的基础上展开的。范晔还注意根据东汉时期周边各民族之新发展及各族与中原王朝之关系的新发展而增损相关内容。在《西羌传》中，范晔详细记载了东汉时期对当时政局影响颇大的羌族的历史。在《东夷列传》中，范晔详细勾勒了从帝尧时起，东夷与中原王朝关系的发展。从《后汉书》的整个记载来看，范晔确实是把东汉前期通过“王化”之道而实现民族关系之和睦和疆域之拓展，作为东汉大一统政治的一部分来认识的，并认为这与民族及民族关系本身密切相关。
——摘编自王亮军《论范晔〈后汉书〉中的“大一统”意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述司马迁《史记》中蕴含的史学思想与时代变迁之间的联系。(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说明司马迁《史记》与范晔《汉书》体现出的相同历史观念及其影响。
材料 贵州建省以后，明朝政府在采取各种措施重点培养和教育土司子弟之外，还大力创办社学，发展初等教育。自永乐以后，明廷严督贵州各属长官司于衙门附近及少数民族聚居区创办社学，令少数民族蒙童入学，读书习礼、接受儒学文化。明朝统治者为普及社学教育，一再提高社学的社会地位。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规定，社学中优秀学生可以直接升入各级儒学校学习，语令社学中“有俊秀向学者，许补儒学生员”把社学与府、州、县儒学在学制上衔接起来，调动了地方创办社学和民间子弟踊跃入学的积极性。弘治十七年（1504年），再次重申，要求全国各地抓紧创办社学，是年；“令府、州、县建立社学，选择明师，民间幼童十五岁以下者送入读书”.在中央政府的三令五申下，贵州出现大办社学的热潮。自弘治年间贵州按察使钱钺带头创办社学以后，各级地方官吏、社会贤达及民间有识之士纷纷出资也出力创办社学。据明代贵州各地方志书记载，明政府在各府州县治地、土司辖区与土流并治地区广泛设立的社学约有200所。未见于记载者肯定还有很多，可见当时社学的发达。
——摘编自张羽琼《贵州古代教育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贵州社学教育发展的有利条件。(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朝贵州社学教育发展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