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史记》记载，年轻时的郭解是一个漠视法律、作奸犯科、扰乱社会秩序的不法分子。但成熟后，他“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逐渐受到人们仰慕。郭解迁徙时，人们送钱一千余万为其送行；郭解入关后，关中豪杰都争相与其交朋友；郭解逃亡中，临晋籍少公助其出关，并在官吏追问时为其仗义自杀。虽然郭解身上缺点、污点明显，但司马迁更看重他转变后表现出的轻利尚义、缓人之急、救人困厄等侠义精神，因而对其结局充满同情。
《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引用班固之言，歌颂自古以来这种井然有序等级秩序的合理性，人们尊奉并服侍上级，而在下位的人也不会有逾越的念头，抨击“大夫世权，陪臣执命”和战国四君子“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的无耻行径，坚决反对郭解“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此等权利滔天的社会现象。
——摘编自车淼淼、尚小雨《论“两司马”的汉代三游侠书写》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两司马”对郭解评价的不同及其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侠义精神对当代的启示。
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国家礼仪，政府对各种礼仪的内容都有统一要求，抑制了仪法多元各行其是的现象，《史记》记载西汉初年朝廷上“群臣饮酒争功”,刘邦命叔孙通制订了朝拜礼仪，后来进行岁首大典时，“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敬酒)”,刘邦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在中国影响下，古代东亚地区事实上也形成了一个“礼文化圈”。
——摘编自胡新生《礼制的特性与中国文化的礼制印记》等
材料二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等国要求按条约规定及国际惯例，派使节觐见清帝呈递国书，但此后十几年清廷一直阻止使节觐见。1873年，外国驻华公使向清廷发出照会，要求觐见同治帝。随后围绕礼仪问题几经交涉，最终商定公使以鞠躬礼觐见。以下是描述觐见的两则笔记：
(2)材料二两则笔记记述的场景是否可信？请说明理由。
关于印刷术的产生有多种争议。1455年，德国人古登堡成功用铅活字印出《圣经》。欧洲学者一度认为德国古登堡是活字印刷的首创人。而有的韩国学者认为，印刷术的发源地在韩国。
【材料夹】
①日本《东大寺要录》记载：764年，日本建造百万佛塔，每塔置《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咒》。这是日本最古的、刊印年代确凿的印刷品。754年，鉴真东渡日本，并一度被天皇任命为东大寺僧都。而东大寺正是此次刻印经咒的活动中心。
②20世纪60年代，在韩国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我国汉字译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咒》，人们认为这是唐武后长安四年（704年）至玄宗天宝十年间的长安刻印本。
③1295年，陈英宗遣使从元朝收得《大藏经》，回留天长府副本刊行，这是越南早期的雕版。
④《吕氏春秋》载有“方玺捺到泥上是方的，圆玺捺到泥上是圆的”文献资料。175年，蔡邕等建议东汉政府正定经本文字，将儒家六经全部刻在46块碑上。4—5世纪，中国出现了烟桌墨。
⑤李约瑟等科学家认为，12—13世纪由中国传入欧洲的有磁罗盘、造纸术、独轮车和船尾舵；13—14世纪由中国传入欧洲的有火药、机械钟、弧形拱桥、纺丝机，雕版印刷术。
⑥蒙古在公元1219年至1260年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西征，建立起庞大的帝国。
⑦1991年在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废墟中发现了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残本。据考证，这是西夏后期之物，是世界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本实物之一。后来陆续发现包括西夏文、回鹘文、汉文的俗世文书、典册和宗教经典等，出土于我国黑水城、吐鲁番、敦煌、贺兰山、灵武、武威等地。
⑧科技史专家巴萨拉等认为：欧洲木雕版书的发明直到1460年才出现。其他学者研究发现：中欧早期的木板与活字形制、版面设计以及制版、印刷及装订方式与中国非常相似。
(1)请选择以上材料夹中可以作为依据的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描述印刷术的两条大致传播路径。（要求：选取对应材料，分别写出两条传播路径并用材料佐证说明，也可以自己增加佐证材料）(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活字印刷术带来的影响。
材料一 下表是中国古代有关质量管理的内容。
| 史料记载 | 出处 |
| 先秦时期出现“物勒工名”制度，即在制作的物品上要镌刻工匠的姓名，以便日后发现问题时追究责任。 | 《礼记·月令》 |
| “衡石不正，十六两以上”“甬（桶）不正，二升以上”“斗不正，半升以上”“斤不正，三朱（铢）以上”，均要罚款，“为器同物者，其小大、短长、广亦必等”。 | 《秦律》云梦睡虎地秦简 |
| “诸校斛斗秤度不平，杖七十……有行溢、短狭而卖者，各杖六十”，官吏如果是违法知情者，则与违法者同罪；不知情者，罪轻二等。 | 《唐律疏议》 |
| “民敢违诏复织，募告者，三分赏其一”，军器监派人到各地都作院指导、监督各项标准的执行，并将执行标准和产品质量作为都作院官员考核的依据。 | 《宋刑统》 |
| 凡造器用之物不牢固、（不）真实，及绢布之属纰薄、短狭而卖者，各笞五十，其物入官。 | 《明律》 |
| 本店……须凡事究心，益求其善，以为子孙世守之业。倘有不肖……劣者则为下流苟且之事，丧心败德，永无昌炽之期。 | 清代徽陈士策 |
——摘编自李良平《古代标准化与质量管理措施的启示》
材料二 秦汉时期，无论是对官营手工业还是民间产品生产，其“度”“量”“衡”等计量规范，以及法式、形制等质量标准都由官方直接控制。唐宋时期，政府除了对京畿地区和宫廷奢侈品、兵器等特殊产品采取较为严格的事前质量规范外，对商品流通和市场交易环节的“行滥”现象，则更多采用“诸色人”等社会主体主动“募告”以进行事后惩戒的方式进行监管。明清时期……政府对官营手工业产品的质量监管从生产流程的直接控制转向对采购环节的事中、事后管理……政府对商品流通环节和市场交易环节的质量监管更大程度地依赖牙侩、行会、公所等社会第三方机构和个人进行，契约习俗取代法令条格成为商品质量监管的主流规范。
——摘编自程虹、陈昕洲《我国古代政府质量管理体制发展历程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质量管理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我国古代政府质量管理体制的变化，并分析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中非交往在唐代的始于贞观年间。根据史料记载：“殊奈，昆仑人也……贞观二年（628）十月，使至朝贺。”天宝十年（751），唐朝人杜环到达过非洲。唐代的中非交通线主要有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8世纪后，陆路渐趋衰落。瓷器和丝绸是唐代时期输入非洲的大宗物品。从7世纪开始，东非海岸商业性城邦的兴起、发展和繁荣，推动了中国商品进入非洲。香料、象牙则是非洲输往唐代中国的主要物品。
——摘编自景兆玺：《唐代中非关系论述》
材料二 进入21世纪，中非关系快速发展，中非合作取得巨大成就。中国已成为非洲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基础设施融资方、对非投资增速最快国家、非洲国际工程的主要承包方以及主要发展合作伙伴。非洲国家也积极支持中国在全球治理上的主张和倡议，非洲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最积极的方向之一。面对百年变局，中非团结合作是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能为非洲乃至全球繁荣发展和持久和平注入强劲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无论中国发展到哪一步，中国永远都把非洲国家当作自己的患难之交”。
——摘编自周玉渊：《大变局时代中非合作的新征程与新思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唐代中非交往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时代中国处理与非洲关系的基本原则。
材料一 《论语·子路》中记载，楚国有“直躬者”（坦白直率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他便去告发了自己的父亲。孔子不赞同“直躬者”的做法，他认为应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韩非子•五蠹》也记载了楚国“直躬”告自己的父亲偷羊的事，处理此案的楚国令尹（掌握军政大权的高级官员）认为“直躬”此举不孝，便定了他死罪。韩非子则认为“直躬”虽然是“父之暴子”，但却是“君之直臣”，令尹这样处理此事，楚国就没有人敢告发坏人坏事了，对君主而言，这不是“社稷之福”。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孔子、令尹和韩非子对于儿子告发自己父亲这件事的看法，并指出他们看待此事的出发点。材料二《唐律疏议》“名例篇”规定：同居相为隐，即亲属犯罪可以相互容隐，而容隐制度适用的主体中有一类人是“大功以上亲”（“大功”是中国古代礼制“五服”制度中的一级），即包括父母、祖父母等在内的血缘比较近的亲属。“斗讼篇”规定：告祖父母、父母者处以绞刑。父为子天，儿子可以为父亲隐瞒，如果父亲有过失，儿子应该恭恭敬敬地劝谏，尽到孝道，不让父亲身陷囹圄，“若有忘情，弃礼而故告者，绞”。同时还规定，以上两条法律都不适用于长辈有谋反（危害社稷）、大逆（毁坏宗庙、陵寝、宫阙）、谋叛（背叛国家）等罪的情况。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简要评述《唐律疏议》的上述规定。材料：李济(1896—1979)又名李济之，湖北钟祥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始终将考古学视为历史学的分支，认为考古学的责任是用自然科学的手段，搜集人类历史材料，整理出来，供史学家使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真实可靠的历史，最终推动健全的民族意识形成。针对上古史研究文字记录严重不足的状况，李济认为应关注地质、气象、古生物、人类文化遗址、民族学、人类体质学等各涉及多门学科的资料。他主张采取比较法，做到中国与外国比，国内各区域相互比，“比较各处的事实”“认识各处实物的真正价值”。他赞成在考古资料收录方面应详细记载出土时间地点和周围环境的做法，认为这体现了史学家求真的态度与素养，此外还要保持有控制的想象力。
——摘编自杨天通《考古和人类学视野下的古史重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李济的学术主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考古学对史学研究的价值。
材料一 中世纪欧洲最早的一次鼠疫发生在6世纪的查士丁尼帝国。14世纪的欧洲战争频繁，加之粮食歉收，助推了“黑死病”在欧洲的肆虐。据记载，该病最初流行于亚洲内地，后经君士坦丁堡延至意大利、法国，14世纪中叶又传入英国、德国乃至俄罗斯，夺走欧洲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引发劳动力工资增长、货币租税形成以及采邑制度和契约义务的瓦解。在14世纪，该病在西班牙先后爆发了6次，在意大利爆发了3次；14~17世纪里，在法国爆发了6次。至1720年，马赛暴发的鼠疫，则是欧洲最后一次鼠疫。至20世纪，随着青霉素等药物出现，鼠疫才被人们制服。对于鼠疫，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写道： “健康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触，就染上了病，那情形仿佛干柴凑着烈火那样容易燃烧起来……连信仰虔诚的教士也接连死去。”这不仅使得怀疑论兴起，还引发人们对人生的重新思考。
——摘编自高玉宽《中世纪欧洲鼠疫及其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影响》
材料二 1920~1921年，东北鼠疫肇始于海拉尔（位于呼伦贝尔草原），当地旱獭是病菌的主要携带者。此时恰逢俄境动荡，沙俄白军“纷纷东窜，我境满海各站，俄兵充塞街衢”，车站秩序混乱。部分居民害怕被检查，发病时不敢报告，病死后或弃尸荒野，最终鼠疫经由铁路蔓延至东北全境乃至境外。面对疫情，奉天政府则颁布《各省区筹赈办法大纲》将救灾款项交由地方解决。疫情爆发后，哈尔滨防疫医院院长伍连德提出：“由华人力求清洁，自为预防”的建议，后亲赴海拉尔调查，通过化验确证为肺疫菌（鼠疫），并公布其病理及治疗方法等。政府则设立防疫总处，统计病例，并出版防疫日报，专门报道鼠疫的流行情况、政府的防疫措施。政府还发布了养阴清肺汤、神仙活命汤等供居民购买或配置。社会大型医疗机构对染疫患者进行收容及治疗，民间的个体医生也开门为鼠疫患者进行诊疗。此外，官商居民“不待警界之传谕，已各严行防范，均于住室、街道，满垫石灰”。
——摘编自梁坤莲《1920~1921年东北鼠疫流行与社会应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世纪欧洲鼠疫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20~1921年东北鼠疫流行的原因。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鼠疫防治的认识。
材料— “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修昔底德出生在雅典伯利克里统治下的“黄金时代”。其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严格地按照编年体记事。约有四分之一篇幅是演说辞，其中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在著作中引用伯里克利的话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力图站在世俗的立场上总结这场战争的原因及其教训。他将自己参与过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写作的唯一主题，“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虽身为雅典人，但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却是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来记述的，并非偏袒雅典。
——摘编自李永明《从<考古学>篇看修昔底德的历史思想》等
材料二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其成书于赵宋政权内外交困由盛而衰的转折关头。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设定了极其严苛的三道编撰程序。第一道是编“丛目”，就是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排出史料索引。有学者研究指出，三百多万字的《通鉴》是从六七千万字的正史、杂史中精心淘炼出来的，而且《资治通鉴》中所引用的许多史书现在早已失传。第二道工序叫做写“长编”。长编可看作一种史书体裁，写作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按照这个要求，修书者必须详细阅读各种史料，一旦出现记载不一致的情况，还要认真考异（分析史料），并详细注明是否采信的理由。最后一道工序是定稿。这项工作主要由司马光自己完成，他要在长编的基础上考订史实、删繁去冗，同时还要统一语言风格和全书整体逻辑。为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等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这样的工作，如果没有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摘编自周吉《宋朝进行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的史学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共同的历史价值。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伟大历史学家应具有的优秀品质。
材料 1972年新疆出土了唐代绢画《双童图》，该图描绘了两个儿童在草地上追逐嬉戏。左边的儿童右手放掉飞虫，左手怀抱卷毛小狗。这种卷毛小狗在唐代称为“拂袜狗”，据《旧唐书》记载：“（高祖）七年，（高昌王）文泰又献狗雌雄各一，高六寸，长尺余，性甚慧，能曳马衔烛，云本出拂菻国。中国有拂菻狗，自此始也。”经学者考证，“拂菻狗”的故乡是当时被称为“大秦”或“拂菻”的东罗马帝国。
图中两个儿童穿的彩色条纹背带裤充满了浓郁的异域风情。背带裤、背带裙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山西太原北齐娄睿墓出土的侍女俑，就穿着背带长裙。有学者提出，其可能源于我国北方契丹族服饰中的“连脚背带裤”，传入汉民，族被汉族儿童所穿而沿用下来，并由中原再传〉吐鲁番高昌地区。彩色条纹面料最早在战国楚墓出土的服饰实物中可见，至唐代随着与西域少数民族文化的不断融合，服饰的条纹逐渐变窄，并出现多色相间，色彩越来越艳丽。同时期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的“八彩晕绷提花绫裙残片”也进一步证明了彩色相间的织物在这一地区的流行。
——摘编自廖瑜等《艺术社会学视角下唐代婴戏图研究——以阿斯塔那187号蔂〈双童图〉为例》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绢画《双童图》为例谈谈历史学研究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