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80年，吐鲁番文管所在清理柏孜克里克石窟垃圾时，发现了来自杭州金铺广告文书，广告词表述：“□口家打造南柜佛金、诸般金箔，见住杭州泰和楼大街南，坐西面东开铺，口口辨认，不误主顾使用”。文书上还清晰留有方形折痕。这说明它们当年真正的用途就是作为金箔的包装纸，旧称“裹贴”。在给这批文书进行断代时，出现的“官巷”和“泰和楼”等地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记载，杭州“常庆坊东北有太和楼桥”。太、泰相通，可见这里说的就是吐鲁番文书里的泰和楼。《梦粱录》还提道：“（杭州）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铺。”情况完全符合广告词中徐家金铺的位置。另外，周密《武林旧事》里也有关于太和楼的记述。然而，南宋并不使用“杭州”这个地名。宋高宗将杭州升为“临安府”后，一直到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1278）元朝才又设“杭州路总管府＂。元军入临安没有动用武力，它的城市格局在短期内没有大的变化，太和楼这些昔日的地标建筑应该依旧无恙。由此，基本可以肯定，柏孜克里克石窟的裹贴都属于元朝产品。
--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作者判断裹贴是元朝产品的依据。(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杭州的裹贴出现在吐鲁番的原因。
材料一 据《周礼》记载，周王室为保证夏天有冰块使用，专门成立了“冰政”这一机构，其负责人称“凌人”。每年大寒季节，他们就监督奴隶、庶民到水质好的地方凿采冰块，再将冰块藏到预先准备好的冰窖里。大约到唐朝末期，人们为生产火药开采了大量硝石，并偶然发现，硝石溶于水时会吸收大量的热，能使周围的水降温直至结冰。溶于水的硝石还可以用蒸发结晶法等手段提取出来重复使用，但硝石提纯极其困难，且要耗费大量人工，故制冰成本仍然十分高昂。
——摘编自宋衍昌《实现制冰自由，究竟靠什么黑科技？》
材料二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记载了北京城主要冰窖的分布和储量。民国时期，民办冰窖显著增多，各大酒楼、饭庄往往和民营冰窖建立了较为稳定的供应关系，走街串巷贩卖鱼虾的小贩也经常在担子中放块冰以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城区周边又修建了一批冰窖，民营冰窖也通过公私合营逐步收归国有。但冰窖收储的天然冰取自于河湖池塘，难免受到污染，人吃了天然冰制作的食品后容易罹患肠胃传染病。随着现代制冰厂特别是冰箱、冷柜、空调等制冷设备的出现和普及，冰窖很快衰落，到20世纪80年代，北京的冰窖已基本停用，少数明清遗留下来的老冰窖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摘编自刘林智《冰窖旧事：老北京的消夏记忆与历史遗存》
材料三 2020年9月，中国提出“双碳”目标，作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国承诺。2022年年初，北京冬奥会应用的跨临界二氧化碳制冰、造雪技术首次在冬奥史上用二氧化碳替代了对臭氧层存在危害的氟利昂系统。习近平总书记对此评价说：“国家速滑馆二氧化碳制冰技术世界领先，实现了低碳化、零排放。”
——摘编自王静宇、吕可欣等《张信荣：以碳制冰，变废为宝—绿色能源的领跑者》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解释唐末制冰技术取得突破的有利条件，并简要评价这一技术突破。(2)根据材料一、二、概括中国历史上“冰窖”的发展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影响“冰窖”发展的因素。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技术进步与生活变迁的认识。
材料一 中世纪欧洲最早的一次鼠疫发生在6世纪的查士丁尼帝国。14世纪的欧洲战争频繁，加之粮食歉收，助推了“黑死病”在欧洲的肆虐。据记载，该病最初流行于亚洲内地，后经君士坦丁堡延至意大利、法国，14世纪中叶又传入英国、德国乃至俄罗斯，夺走欧洲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引发劳动力工资增长、货币租税形成以及采邑制度和契约义务的瓦解。在14世纪，该病在西班牙先后爆发了6次，在意大利爆发了3次；14~17世纪里，在法国爆发了6次。至1720年，马赛暴发的鼠疫，则是欧洲最后一次鼠疫。至20世纪，随着青霉素等药物出现，鼠疫才被人们制服。对于鼠疫，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写道： “健康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触，就染上了病，那情形仿佛干柴凑着烈火那样容易燃烧起来……连信仰虔诚的教士也接连死去。”这不仅使得怀疑论兴起，还引发人们对人生的重新思考。
——摘编自高玉宽《中世纪欧洲鼠疫及其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影响》
材料二 1920~1921年，东北鼠疫肇始于海拉尔（位于呼伦贝尔草原），当地旱獭是病菌的主要携带者。此时恰逢俄境动荡，沙俄白军“纷纷东窜，我境满海各站，俄兵充塞街衢”，车站秩序混乱。部分居民害怕被检查，发病时不敢报告，病死后或弃尸荒野，最终鼠疫经由铁路蔓延至东北全境乃至境外。面对疫情，奉天政府则颁布《各省区筹赈办法大纲》将救灾款项交由地方解决。疫情爆发后，哈尔滨防疫医院院长伍连德提出：“由华人力求清洁，自为预防”的建议，后亲赴海拉尔调查，通过化验确证为肺疫菌（鼠疫），并公布其病理及治疗方法等。政府则设立防疫总处，统计病例，并出版防疫日报，专门报道鼠疫的流行情况、政府的防疫措施。政府还发布了养阴清肺汤、神仙活命汤等供居民购买或配置。社会大型医疗机构对染疫患者进行收容及治疗，民间的个体医生也开门为鼠疫患者进行诊疗。此外，官商居民“不待警界之传谕，已各严行防范，均于住室、街道，满垫石灰”。
——摘编自梁坤莲《1920~1921年东北鼠疫流行与社会应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世纪欧洲鼠疫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20~1921年东北鼠疫流行的原因。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鼠疫防治的认识。
材料一 乾隆二年（1737年），中央政府拟定十条标准评选“优秀农民”；同时，每年秋季丰收后，各个州县必须查找属地中的农民作为“典型”汇报上级，而后全国范围内统一奖励“农业先进”……针对许多地方官员春天出借粮食后，“年底尚无仓收申送”这一现象，制定了严格规定，要求应该填补粮库的粮食必须在“本年十一月内买足”，否则，追究粮库官员及其上司的责任，“春间出粜，秋成买补，定限昭然”。另外，据相关记载，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勒尔谨、王亶望一伙捐监冒赈、贪污粮款共侵吞上千万两银子的营私舞弊案全部暴露。案发后，勒尔谨被勒令自尽，王亶望被立即处斩。
——摘编自李晓巧《清朝政府如何维护粮食安全》
材料二 农业落后，是苏联当局非常头痛的一个问题。苏共二十六大（1981年）以来，苏联拟定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新措施，主要是制定并实施食品纲要，统筹安排农工综合体内各个环节的发展；进一步改革农业管理体制，扩大农庄、农场自主权；放宽、扶植私人副业等。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苏联当局把主要力量放在扩军备战上，对阿富汗的侵略、对越南等国的“援助”每年要花费巨额开支。加上苏联一贯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等弊病，苏联要想实现粮食过关，“基本解决”粮食问题，绝非易事，更不是几年内可以办到的。
——摘编自《从粮食一路减产看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民生问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乾隆时期维护粮食安全的主要措施，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苏联粮食问题出现的原因，并谈谈苏联粮食问题对我国的启示。
蓟镇自山海，抵居庸（今北京昌平），延袤辽阔，国初号称腹里。
——《九边图说·蓟镇图说》
材料一 明朝长城与九边重镇示意图
——选自选择性必修一《民族关系与中外关系》
(1)根据材料选择蓟镇的地理位置（填字母）材料二 蓟州一边，拱卫京师，密迩陵寝，比之他边尤重。
——（明）魏焕《皇明九边考》
(2)阅读材料一、二、分析归纳蓟镇成为九边最重要军镇的原因。关于蓟镇建立的时间，史书记载不一、史籍中有下列不同的记载：
材料三 蓟之称镇，自（嘉靖）二十七（1548年）年始。时镇兵未练，因诏各边入卫兵往戍。
——《明史·卷六十七兵三》（编撰时间：1645-1793年）
材料四 自嘉靖庚戌（1550年）始也。蓟始为镇也，始设督府总三镇摄之也。
——《四镇三关志》（成书于1574年）
材料五 永乐二年（1404年），以陈敬为都督镇守边关……为蓟镇守之始。
——《卢龙塞略》（成书于1610年）
(3)根据材料三至五、分别归纳蓟镇设立的标志性事件。现代有历史研究者补充《明实录》等材料
材料六 永乐十二年（1414年）：命镇守蓟州都指挥陈景先督军民修筑遵化城及缘边关溢之倾颓者。
——《明太宗实录》
材料七 嘉靖二年（1523年）：蓟镇金秋成熟。
嘉靖十二年（1533年）：命给事中曾汴勘蓟镇巡抚……先后失事状……谓蓟镇失事其大者有五。
——《明世宗实录》
材料八 15名蓟镇镇守总兵官：张隆平（永乐）、陈遂安（永乐）、陈敬（永乐）、陈景先（永乐）、王彧（宣德）。
——《三屯营帅府职官题名碑》选自民国《迁安县志》
(4)结合上述材料，判断蓟镇建立的时间，并说明理由。材料一：19世纪频频爆发的霍乱、天花等传染病考验了城市化时代国家的管理能力。英国政府于1848年颁布《公共卫生法》，全面介入公共卫生管理，并确立相关的权力介入规则。英国成立了卫生总署，以便作为中央机构监督指导法案施行，地方卫生管理机构则被称为地方卫生委员会……英国首次将地方城市治理纳入中央行政管制体系中，初步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以公共卫生治理为主要职能的城市管理体系。在此之前，英国在城市治理方面一直遵循中世纪以来的地方自治传统，各级政府较少干预相关事务。英国政府于1855年颁布《污染物清除法》，1866年再度颁布《卫生清洁法》。到1870年代末，英国944个城镇卫生机构中，官营供水公司达44%，1890年末更升至三分之二。当时民众普遍认为，身体健康程度与事业成功间联系密切。经过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发展，到1914年，英国已拥有了一套实施福利政策最重要的基础——完整的公共卫生管理法律体系。
——摘编自王广坤《试论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中的政府权力扩展及影响》
材料二：近代以前，除京师以外中国城市多为省、府、州、县的治所，没有专门机构负责公共卫生事业，城市的污水处理、垃圾清理、传染病防治，多由有关行会或士绅、居民等社会力量负责，基本处于半无政府状态。19世纪中叶，随着中西交流逐渐增多，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逐渐酝酿、开展。1910~1911年间，东北鼠疫大爆发，中华基督教博医会派出传教医师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学生以及沈阳等地的传教医师一起参加控制和扑灭东北鼠疫的工作。传教医师在广州、上海等许多大城市进行实物宣传，一些基督教出版机构发行了大量宣传物品。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出使人员有感于中国与欧美城市公共卫生的巨大差距，开始发起改善公共卫生的议论。上海租界等外国人居住集中的地区，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20世纪初，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在公共卫生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据记载，20世纪初，当医生要求给北京一些居民的儿童进行免费牛痘接种时，竟遭到拒绝，理由是“此痘疮乃孩儿之疫病，非患一次不可，故人为预防乃违天理。多有以种痘为邪法而排斥者”。
——摘编自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中政府权力扩展的背景，并分析其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近代英国相比，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不同之处，并说明其原因。
材料 西瓜起源于非洲。924年，契丹军队攻取西州回鹘后，西瓜种子被带回上京进行种植。1143年，南宋使臣洪皓从金国带回了西瓜种子进行试种。元代，西瓜在中国北方已经形成规模化种植，并且成为瓜农创收的重要经济作物。东南的江淮、闽浙地区也开始大范围推广栽培。明代，西瓜栽培技术更加成熟，品种资源也日益丰富，种植面积和规模都显著增加。情代的西瓜生产盛极一时，达到中国传统社会的顶峰。外洋品种的引进也进一步强化了中国西瓜种质资源的多样性。
关于西瓜的栽培技术，农书及许多地方志中都有详细记载。西瓜的生育期较短，又比较适宜进行间作套种，可以有效提高土地利用率，显著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历代瓜农不断总结和提高栽培技术经验，培育和推广优良品种。西瓜除直接生食之外，人们还把西瓜渍以糖；也可以用西瓜皮做成凉拌小菜；瓜子经过曝晒、炒制能够加工为荐茶佳品。西瓜不只具有食用、药用意义，它还可以被加工成玲珑可爱的工艺品，同中国传统节日风俗实现融合。
——摘编自刘启振《西瓜在中国的引种、传播和本土化》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历史上种植利用西瓜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西瓜在中国广泛种植的作用。
材料一 “中华”一词始见于记载两晋南北朝史实的史籍中。在当时东晋、南朝士人中，“强胡陵暴，中华荡覆”、“中华覆败，沉没戎虏”是一个很普遍的说法。将原西晋统治下中原地域的朝臣、士人统称作“中华人士”“中华之士”。从当时对“中华”一词的使用来看，可以发现如下事实：第一，“中华”用以指原西晋统治下的中原地域；第二，“中华”一词主要用以称谓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第三，使用“中华”一词的人主要是南迁的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他们对胡族大举入据而“湮没”和“荡覆”的中原政治及文化传统无限感伤与眷念。“中华”一词对胡族这一“他者”的排斥显而易见。
材料二 晋室南迁后，“北方世家大族未获南迁者，率与胡人合作”则是当时极普遍的现象。北魏、北齐、北周，均有相当数量中华士人参与权力中枢，他们是为北方民族政权塑造“中华”身份并推动其一步步融入“中华”的关键力量。北魏、北周等少数民族政权在主观上对“中华”不抵触、不排斥。孝文帝时大臣韩显宗上疏，斥南朝“欲擅中华之称”，说明北魏心目中已经以中华自居。北周闵帝时还在关中地区设置了“中华郡”（今陕西省富平县）。
入唐以后，“中华”不但成为唐朝的别称，在与外国或周边政权交往时大多使用“中华”一词，标志着“中华”实已成为中国的名号，“赤县神州，即有唐中华之国也”。李唐统治集团是北魏、北周以来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北方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代表，其竭力以“中华”自诩，最终使“中华”成为新的胡、汉融合体的统称。
——摘选自石硕《胡入中华：“中华”一词的产生及开放性特点》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指出“中华”一词产生的时代背景。(2)依据以上材料，概述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华”一词内涵扩大的过程及意义。
材料一《易·系辞》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大戴礼记·五帝德》记载孔子说：黄帝“设五星”，创造了度、量、衡、亩和数，此时，“市不预贾”。考古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了一定数量的海贝、骨贝和石贝。上古三代，夏的商业制度缺乏史料，而《国语·晋语》描述商周时期商业时说“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周朝国都建设是“面朝后市”。同时，周朝市场管理设有司市（总负责人、最高管理者）、质人（验证书契）、廛人（征收商税）、胥师（分区负责人、管辨别货物真伪）、贾市（管理物价）、司暴（负责禁止斗嚣）、司稽（负责捕捉盗贼）等。
春秋时期，是古代商业的自由发展时期，周人“巧伪趋利，贵利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列国统治者允许商业自由发展，出现了子贡、范蠡等杰出代表，子贡、范蠡对后世商人影响巨大，后世商人们流行在自己的店铺店堂内悬挂“端木生涯、陶朱事业”八个大字。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古代中国商业自由发展的短暂春天即将结束。
———摘编自周晓敏《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探析》
材料二北京瑞蛱祥和上海永安公司是20世纪初几乎同时创办的两家企业，二者的资金来源和经营方式明显不同，前者商业经营资本很大程度上来自土地剥削的收入，而商业经营所得又用来购置土地。而后者深受国外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建立之初就采取了股份制的组织形式。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上，二者也存在差异。（见表）
北京瑞蚨样和 上海永安公司企业的经营管理情况
人事管理 | 财务管理 | 业务经营 | |
| 北京瑞蛟祥 | 企业内部人员（6类）:东家、掌柜、内伙计、外伙计、学徒、后司 | “四柱账”财务制度:最高财务机关（东家的家里）；地区最高.财务管理机构（总店账房）；基层各号账房。年终统一核算，分号资金由总店统一拨付 | 进货:联货代购、派人选购、函购（通过寄号信向上海等地购进）。 销货:门面柜台销售为主、送货自上门、烟茶招待讨好顾客等，但商品价格没有商量余地 |
| 上海永安公司 | 企业内部人员（3类）:投资较多、参加管理的监督与司理；一般雇佣职工；高级职员 | 注重资本积累和资金的流动性，通过账房间和银业部兼营金融业，保证企业资本安全和充裕的流动资金。采取现代股份公司制，控制股权保证公司的完整性和权威性，在利润分配上与控股权相对应 | 进货:洋货方面:通过洋行、批发字号、向外国工厂直接订货及向外国推销员直接购进；国货方面:直接从产地和工厂购进。 销货:送货上门、外埠信购、注重品牌效应等 |
——摘编自李敏《中国传统商业的近代化与经营方式的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时期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征及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近代商企经营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变化发展。
材料一 北朝时期的地理景观是村落遍布各地，朝廷触角直接深入到村落内部。北朝很早就建立了户口管理制度，自太和中叶以后，“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负责掌握户口、交纳赋役等工作。同时，村落中依然存在“乡里”编制。朝廷也利用乡里的名称灌输儒家思想，推行教化。由于统治者沿用先秦以来的传统，自都城到郡县均设刑场于“市”，村民时常会遇到处决犯人的场面，从中可以直接感受到朝廷官府的赫赫威力，有心人也能从中察觉到政治的细微变化。
材料二 关于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主流观点认为两者是对立的。不过，分析有关记载，可以找到事例，为认识两者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角度。《太平寰宇记》：“废延福县……后魏废帝元年于此置延陵县，属扶宁郡。”值得注意的是西魏设立延陵县是在“延陵村”的基础上进行的，县的名称也由该村而得，县的治所也设在该村。这个原本普普通通的村落由于这次设县活动，一跃而成为“县”一级的行政治所。……从而使该村朝城镇方向发展。延陵村在西魏时期所经历的变化并不是孤例，而是有相当普遍性的现象。
——摘编自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简要梳理北朝对村落治理的主要举措。(2)运用材料二所提供的事例，简要说明城市与乡村关系的“新的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