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华”一词始见于记载两晋南北朝史实的史籍中。在当时东晋、南朝士人中，“强胡陵暴，中华荡覆”、“中华覆败，沉没戎虏”是一个很普遍的说法。将原西晋统治下中原地域的朝臣、士人统称作“中华人士”“中华之士”。从当时对“中华”一词的使用来看，可以发现如下事实：第一，“中华”用以指原西晋统治下的中原地域；第二，“中华”一词主要用以称谓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第三，使用“中华”一词的人主要是南迁的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他们对胡族大举入据而“湮没”和“荡覆”的中原政治及文化传统无限感伤与眷念。“中华”一词对胡族这一“他者”的排斥显而易见。
材料二 晋室南迁后，“北方世家大族未获南迁者，率与胡人合作”则是当时极普遍的现象。北魏、北齐、北周，均有相当数量中华士人参与权力中枢，他们是为北方民族政权塑造“中华”身份并推动其一步步融入“中华”的关键力量。北魏、北周等少数民族政权在主观上对“中华”不抵触、不排斥。孝文帝时大臣韩显宗上疏，斥南朝“欲擅中华之称”，说明北魏心目中已经以中华自居。北周闵帝时还在关中地区设置了“中华郡”（今陕西省富平县）。
入唐以后，“中华”不但成为唐朝的别称，在与外国或周边政权交往时大多使用“中华”一词，标志着“中华”实已成为中国的名号，“赤县神州，即有唐中华之国也”。李唐统治集团是北魏、北周以来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北方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代表，其竭力以“中华”自诩，最终使“中华”成为新的胡、汉融合体的统称。
——摘选自石硕《胡入中华：“中华”一词的产生及开放性特点》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指出“中华”一词产生的时代背景。(2)依据以上材料，概述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华”一词内涵扩大的过程及意义。
材料一 《周礼·考工记》中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庙，前朝后市，市朝一夫”。汉长安城，开始初步按照此要求布局，唐都长安宫城在城中部，南北中轴线北端，宫城南面是皇城，布置官署、祖社以及手工作坊和驻军；元朝大都皇城位于全城南部中央地区，符合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传统宫城制度……。在城市选址上，古人讲究居住处要达到天地人的和谐一致，着力选择适宜的居住环境。一方面，是“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另一方面，还要尽得自然之趣，“山翠万重当槛出，水光千里抱城来”。
——摘编自吴佳蕾《浅谈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特点及影响》等
材料二 中国最早的城市规划记载大抵见于《诗经》，其中提及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着礼服，考察四郊，并且量出各个方位和太阳的光线与阴影，甚至对地表水的流向也弄清楚。古代城市的中央区或宫城，通常有围墙，是宗庙、社稷坛、宫殿及贵族用的重要建筑所在的区域；围绕中央区是另有围墙包围的外城，是手工业、商业和一般市民的住宅用地，也包括一些农地。外城围墙外是护城河。城市建设先营宫室、宗庙，厩库次之，居室为后。汉代以后，中国的城市体系基本就是中央集权式的行政体系的载体，主要的城市都是地方官府和士人集中的地方，又是官学等教育机构所在，负责发展地方农业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建设。
——摘编自薛凤旋《中国城市文明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中国都城规划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提炼一个论题，并加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 1980年，吐鲁番文管所在清理柏孜克里克石窟垃圾时，发现了来自杭州金铺广告文书，广告词表述：“□口家打造南柜佛金、诸般金箔，见住杭州泰和楼大街南，坐西面东开铺，口口辨认，不误主顾使用”。文书上还清晰留有方形折痕。这说明它们当年真正的用途就是作为金箔的包装纸，旧称“裹贴”。在给这批文书进行断代时，出现的“官巷”和“泰和楼”等地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记载，杭州“常庆坊东北有太和楼桥”。太、泰相通，可见这里说的就是吐鲁番文书里的泰和楼。《梦粱录》还提道：“（杭州）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铺。”情况完全符合广告词中徐家金铺的位置。另外，周密《武林旧事》里也有关于太和楼的记述。然而，南宋并不使用“杭州”这个地名。宋高宗将杭州升为“临安府”后，一直到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1278）元朝才又设“杭州路总管府＂。元军入临安没有动用武力，它的城市格局在短期内没有大的变化，太和楼这些昔日的地标建筑应该依旧无恙。由此，基本可以肯定，柏孜克里克石窟的裹贴都属于元朝产品。
--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作者判断裹贴是元朝产品的依据。(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杭州的裹贴出现在吐鲁番的原因。
材料一 据《周礼》记载，周王室为保证夏天有冰块使用，专门成立了“冰政”这一机构，其负责人称“凌人”。每年大寒季节，他们就监督奴隶、庶民到水质好的地方凿采冰块，再将冰块藏到预先准备好的冰窖里。大约到唐朝末期，人们为生产火药开采了大量硝石，并偶然发现，硝石溶于水时会吸收大量的热，能使周围的水降温直至结冰。溶于水的硝石还可以用蒸发结晶法等手段提取出来重复使用，但硝石提纯极其困难，且要耗费大量人工，故制冰成本仍然十分高昂。
——摘编自宋衍昌《实现制冰自由，究竟靠什么黑科技？》
材料二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记载了北京城主要冰窖的分布和储量。民国时期，民办冰窖显著增多，各大酒楼、饭庄往往和民营冰窖建立了较为稳定的供应关系，走街串巷贩卖鱼虾的小贩也经常在担子中放块冰以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城区周边又修建了一批冰窖，民营冰窖也通过公私合营逐步收归国有。但冰窖收储的天然冰取自于河湖池塘，难免受到污染，人吃了天然冰制作的食品后容易罹患肠胃传染病。随着现代制冰厂特别是冰箱、冷柜、空调等制冷设备的出现和普及，冰窖很快衰落，到20世纪80年代，北京的冰窖已基本停用，少数明清遗留下来的老冰窖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摘编自刘林智《冰窖旧事：老北京的消夏记忆与历史遗存》
材料三 2020年9月，中国提出“双碳”目标，作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国承诺。2022年年初，北京冬奥会应用的跨临界二氧化碳制冰、造雪技术首次在冬奥史上用二氧化碳替代了对臭氧层存在危害的氟利昂系统。习近平总书记对此评价说：“国家速滑馆二氧化碳制冰技术世界领先，实现了低碳化、零排放。”
——摘编自王静宇、吕可欣等《张信荣：以碳制冰，变废为宝—绿色能源的领跑者》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解释唐末制冰技术取得突破的有利条件，并简要评价这一技术突破。(2)根据材料一、二、概括中国历史上“冰窖”的发展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影响“冰窖”发展的因素。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技术进步与生活变迁的认识。
材料一：19世纪频频爆发的霍乱、天花等传染病考验了城市化时代国家的管理能力。英国政府于1848年颁布《公共卫生法》，全面介入公共卫生管理，并确立相关的权力介入规则。英国成立了卫生总署，以便作为中央机构监督指导法案施行，地方卫生管理机构则被称为地方卫生委员会……英国首次将地方城市治理纳入中央行政管制体系中，初步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以公共卫生治理为主要职能的城市管理体系。在此之前，英国在城市治理方面一直遵循中世纪以来的地方自治传统，各级政府较少干预相关事务。英国政府于1855年颁布《污染物清除法》，1866年再度颁布《卫生清洁法》。到1870年代末，英国944个城镇卫生机构中，官营供水公司达44%，1890年末更升至三分之二。当时民众普遍认为，身体健康程度与事业成功间联系密切。经过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发展，到1914年，英国已拥有了一套实施福利政策最重要的基础——完整的公共卫生管理法律体系。
——摘编自王广坤《试论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中的政府权力扩展及影响》
材料二：近代以前，除京师以外中国城市多为省、府、州、县的治所，没有专门机构负责公共卫生事业，城市的污水处理、垃圾清理、传染病防治，多由有关行会或士绅、居民等社会力量负责，基本处于半无政府状态。19世纪中叶，随着中西交流逐渐增多，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逐渐酝酿、开展。1910~1911年间，东北鼠疫大爆发，中华基督教博医会派出传教医师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学生以及沈阳等地的传教医师一起参加控制和扑灭东北鼠疫的工作。传教医师在广州、上海等许多大城市进行实物宣传，一些基督教出版机构发行了大量宣传物品。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出使人员有感于中国与欧美城市公共卫生的巨大差距，开始发起改善公共卫生的议论。上海租界等外国人居住集中的地区，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20世纪初，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在公共卫生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据记载，20世纪初，当医生要求给北京一些居民的儿童进行免费牛痘接种时，竟遭到拒绝，理由是“此痘疮乃孩儿之疫病，非患一次不可，故人为预防乃违天理。多有以种痘为邪法而排斥者”。
——摘编自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中政府权力扩展的背景，并分析其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近代英国相比，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不同之处，并说明其原因。
材料一 伴随着汉朝对匈奴的战争，中原水利技术首先在汉军的军事要塞以及随后的屯田点被引入。《水经注》记述了敦煌人索劢率领酒泉、敦煌兵士千人到楼兰屯田，兴修水利的事迹：“敦煌索劢，字彦义，有才略……将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楼兰屯田。……横断注滨河（注：筑坝断河）。河断之日，水奋势激，波陵冒堤。……劢躬祷祀，水犹未减，乃列阵被杖，鼓噪讙叫，且刺且射，大战三日，水乃回减，灌浸沃衍，胡人称神。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威服外国。”
材料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于1964年对米兰绿洲行进勘查规划中发现了米兰（西域楼兰古国）汉代水利工程遗址。自米兰河故道发现了古城堡干渠，进而追踪发现7条大型支渠，均匀地分布和控制着整个古城地区。干渠全长8.5公里，渠身一般宽10~20米，渠高3~10米。支渠总长28.4公里，渠身一般口宽3~5米，渠高2~4米。渠槽微成洼曲，小的斗、农、毛渠面积，阡陌纵横，密布于各支渠间的灌溉面积上。估计古城灌区控制面积达4.5万亩，其中曾经从事于农耕的土地约1.7万亩。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郑晓云《汉代中原水利的西传与民族融合》
(1)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代中原水利技术传入西域的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水经注》的记载、米兰汉代水利工程遗址的史料价值。
(3)如果想证明汉代向西域传播的水利技术来自中原，而非当地的原创或传统，可以从哪些方向研究？请简要写出研究思路。（要求：研究思路紧扣研究问题进行说明，写出相应的研究措施，表达清晰）
材料 北宋初年四川有王小波、李顺的斗争，与南宋初年钟相、杨幺的斗争遥相对偶，皆可助阶级斗争说张目者。此二事，《宋史》及《宋会要》皆有记载，惟其特质，即“均贫富”之理论与举动，二书皆绝不泄露。幸有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南宋陈均《皇朝编年备要》等私史所记，尚足补其缺。以此二事例之，有裨于阶级斗争说之史实，为正史所隐，而不幸野史无传，遂以湮没者，当复何限？
此二事中，前者尤为重要，以其在中国民众暴动史中，创一新旗帜，辟一新道路，而后者实踵其武。合观史书记载，小波等之所为有可注意者三事：一者，诛杀贪官污吏。二者，借收资产阶级脧榨之所积，而不绝其生路，此真所谓仁至义尽者也。三者，以借收所得，大赈贫穷。在官书观之，彼等则为杀人放火之盗匪矣。从官报中寻官敌之真相，自来等于缘木求鱼，读史者不可不察也。
——摘编自张荫麟《张荫麟文集》
(1)张荫麟认为官方史书和私史对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斗争的叙述有何不同？(2)简析张荫麟的历史观和治史方法。
材料一《易·系辞》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大戴礼记·五帝德》记载孔子说：黄帝“设五星”，创造了度、量、衡、亩和数，此时，“市不预贾”。考古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了一定数量的海贝、骨贝和石贝。上古三代，夏的商业制度缺乏史料，而《国语·晋语》描述商周时期商业时说“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周朝国都建设是“面朝后市”。同时，周朝市场管理设有司市（总负责人、最高管理者）、质人（验证书契）、廛人（征收商税）、胥师（分区负责人、管辨别货物真伪）、贾市（管理物价）、司暴（负责禁止斗嚣）、司稽（负责捕捉盗贼）等。
春秋时期，是古代商业的自由发展时期，周人“巧伪趋利，贵利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列国统治者允许商业自由发展，出现了子贡、范蠡等杰出代表，子贡、范蠡对后世商人影响巨大，后世商人们流行在自己的店铺店堂内悬挂“端木生涯、陶朱事业”八个大字。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古代中国商业自由发展的短暂春天即将结束。
———摘编自周晓敏《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探析》
材料二北京瑞蛱祥和上海永安公司是20世纪初几乎同时创办的两家企业，二者的资金来源和经营方式明显不同，前者商业经营资本很大程度上来自土地剥削的收入，而商业经营所得又用来购置土地。而后者深受国外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建立之初就采取了股份制的组织形式。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上，二者也存在差异。（见表）
北京瑞蚨样和 上海永安公司企业的经营管理情况
人事管理 | 财务管理 | 业务经营 | |
| 北京瑞蛟祥 | 企业内部人员（6类）:东家、掌柜、内伙计、外伙计、学徒、后司 | “四柱账”财务制度:最高财务机关（东家的家里）；地区最高.财务管理机构（总店账房）；基层各号账房。年终统一核算，分号资金由总店统一拨付 | 进货:联货代购、派人选购、函购（通过寄号信向上海等地购进）。 销货:门面柜台销售为主、送货自上门、烟茶招待讨好顾客等，但商品价格没有商量余地 |
| 上海永安公司 | 企业内部人员（3类）:投资较多、参加管理的监督与司理；一般雇佣职工；高级职员 | 注重资本积累和资金的流动性，通过账房间和银业部兼营金融业，保证企业资本安全和充裕的流动资金。采取现代股份公司制，控制股权保证公司的完整性和权威性，在利润分配上与控股权相对应 | 进货:洋货方面:通过洋行、批发字号、向外国工厂直接订货及向外国推销员直接购进；国货方面:直接从产地和工厂购进。 销货:送货上门、外埠信购、注重品牌效应等 |
——摘编自李敏《中国传统商业的近代化与经营方式的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时期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征及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近代商企经营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变化发展。
材料一 以茶易马，从唐宋朝代起，即被认为是一种强有力的“制夷”手段。明王朝对此则格外重视，据《明史·食货志》记载：“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毕振姬在《西北之文》一书中也指出，明“洪武于洮河、河州、西宁各设茶马司，内贮官茶……酌为一代之制……”西番史三百年不侵不叛，皆由于此。
——摘编自林永匡《明清时期的茶马贸易》
材料二 入清以后，蒙古、新疆等地尽入版图，前朝的边茶政策已不合时宜。于是清政府改弦更张，以边政和财政为着力点。一般情况下，清政府并不限制对边疆民族地区的茶叶供应，但当边区发生反抗或叛乱时，边茶禁运又会成为清政府治边的选项。对于内地与边疆地区以茶叶为主的贸易，清政府更多的：是进行规范和鼓励，如乾隆二十四年，清军统一天山南北地区后广泛开展屯田活动，为解决屯田军民的日常生活用品问题，清政府积极发展内地与新疆的贸易。内地茶商从张家口、归化城将茶叶贩至新疆古城，分销于天山南北地区，然后从古城“将米、面各物贩回北路，以济乌里雅苏台等处”……以川藏茶叶边销为例，“岁约征银十数万两”，清政府将所征茶税用于支付它赏达赖喇嘛银两，修缮寺庙经费以及泰宁协军饷，等等。
——摘编自何强《边政与财政：边疆治理视域下的清代茶叶边销模式》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明清时期边茶贸易的异同，并分析清代边茶贸易政策调整的背景。(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朝边茶贸易政策所带来的影响。
材料 自明初开始，从中央到地方，方志的撰修受到普遍重视。朱元璋即位不久，即于洪武三年（1370年）“诏儒士魏俊民等类编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始末为书”，撰修全国性志书《大明志书》。永乐十六年（1418年）明成祖朱棣又诏令天下各地郡、县、卫、所撰修志书，并颁布了《修纂志书凡例》，对志书包含的各项内容做了明确的规定。此后，除景泰、天顺、嘉靖时期分别撰修的《寰字通志》《大明一统志》《承天大志》等全国性志书外，天下各地修志成风，形成一统志与郡县志齐修并举、共同兴盛的局面。嘉靖时期的《重修淳安县志序》中说的“皇明御极，鉴古定制，郡邑皆有志，而会其总于天下一统志”，便是这种状况的极好说明。《中国地方志综录》修订本中共辑录现存明代方志多达7413种，而实际数量超过这个数字。
中国自先秦以来，无论官府还是知识分子个人，对记录史事和撰修史著都十分重视，历史记载代代延续，所谓“国灭史不灭，故虽偏霸之朝亦皆有史”。到宋代，经过历代史家的不懈努力和艰苦探索，古代史著在内容和体裁上趋于成熟，这使宋代史学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也对元明史学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为明代上述史学成绩的取得奠定了基础。直至元代，虽然最高统治集团是文化较为落后的少数民族，但对史学的重视程度并不逊于文化发达的汉族统治政权。到明代，这种传统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清代学者在《四库提要》中说，明代人“尤好作私史”，便是其重史传统的一种表现。
——摘编自毛佩琦主编《中国大通史·明》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明代史学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其意义。(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简要分析明代史学取得成就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