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鸦片战争以后，知识分子还遵循北宋以来逐渐形成的金石学传统，将“金石”类文物作为研究材料，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金石”类文物包括青铜器、石刻碑碣以及简牍、封泥等带有文字的可移动和不可移动文物，可供人鉴赏和研究，具有一定的审美和历史价值。多为私人收藏，具有较强的私密性。
材料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有为提出要发挥文物开启民智的作用，就必须让民众与文物近距离接触，也就是仿效西方创办博物馆，提倡文物公有。康有为还强调国人应重视文物搜集，“以考进化之据”，“以证吾国之文明”。张謇也提出了类似主张，并于1905年在江苏南通建立了中国人自建的第一个公共博物馆。梁启超强调了地下埋藏物对研究历史的重要性。五四运动后，国人文物主权意识不断高涨。1927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中国考察时“拟用飞机将所得之材料运往外国”，此举立即遭到学术界的强烈反对。北京学术界成立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要求采集物“绝对不得运出国外”。20世纪20年代以后，学术界进行了一系列考古发掘，推翻了西方学者“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谬论。
——摘编自臧志晗《中国近代文物观念演变简史》、李建《民族觉醒下近代中国文物保护思想的嬗变》等
(1)依据材料一，概括鸦片战争后金石学的特点。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解读19世纪末到20世纪早期我国文物事业的发展。
材料 夏鼐，1950年开始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1962一1982年任所长。经他的努力和倡导，《考古》文物》和《考古学集刊》等刊物逐渐创办，中国考古学会于1979年成立。他始终致力于促进利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开展考古学研究，主持定陵和多处古代都城的考古发掘工作。为证明江苏宜兴周处墓出土的带饰是银制而非铝制，他请多个科研机构鉴定、分析，纠正了早在三世纪的西晋中国便能提炼铝的错误说法。他还坚持以世界主义的眼光审视中国考古学，在日记中他曾写道：“中国考古学之重要，在于以全人类的观点来观察中国古代文化在世界中的位置。”他卓越的研究成果和慎重、诚实的治学态度，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钦佩和赞扬，被誉为是“现代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
——摘编自王仲殊《夏鼐先生传略》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夏鼐对新中国考古学的主要贡献。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夏鼐“坚持以世界主义的眼光审视中国考古学”的意义。
3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在202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新疆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又名沙堆峰）遗址赫然在列。根据碳十四测定等诸多证据，专家推断：沙堆烽的使用年代在公元692年至公元790年之间约100年间。
在遗址旁一处背风向阳的斜坡上，考古人员发现一个被沙土掩盖千余年的物品堆，里面埋藏了大量的纸、木、纺织品等遗物，专家惊呼发现了“一座小型档案馆”。出土文书也显示：沙堆烽遗址为唐朝安西四镇之一的焉耆镇所辖，同时也是一处游弈所治所，属于焉耆镇东境军事防线——“楼兰路”上一处基层军事管理机构。更重要的是，沙堆烽遗址出土的文书绝大多数为汉文书写，也有部分用焉耆文书写，有的文书中还提到“于阗兵”。艰苦戍边之余，唐朝将士还颇为流行看“小说”。在胡兴军看来，沙堆烽遗址考古成果最大亮点在于出土纸文书、术简883件，是近年国内烽燧遗址出土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汉文文书。其中，《韩朋赋》《游仙窟》等手抄本残片，是唐代盛行一时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有《孝经》《千字文》等中原传统典籍手抄本。如获至宝的胡兴军说：“把这些文书残片拼凑起来一点点释读，仿佛穿越了时空，与1200多年前的戍边将士对话。”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也由此可见。
——摘自《时代周刊》
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分析沙峰堆的考古发现反映了当时哪些社会情况？
材料一 2021年8月至2022年8月，考古工作者在陕西西安汉文帝霸陵共发掘23座动物殉 葬坑，发现动物种类共计11个属种，均为珍稀野生动物，既有现在仍生活在南方热带 或亚热带的动物如印度野牛、马来骥(目前簇在我国已经灭绝)和绿孔雀，也有“秦岭 四宝”中的三宝——金丝猴、大熊猫、羚牛。其中，虎、马来骥、牦牛、印度野牛在陕 西省属首次发现。从目前发掘资料来看，只有帝、后陵和太后陵有珍禽异兽出土。这次 发掘出土的动物在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班固的《两都赋》,以及《汉书》《山海经》 等古文献中基本都能找到。史书记载，汉文帝特别爱好狩猎。这种把生活设施置于陵园 之内的埋葬制度，体现了“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是关中地区秦后期和西汉时期陵墓葬制的一大特点。
——摘编自胡松梅等《令人叹为观止的西汉皇家苑囿——霸陵与南陵出土珍禽异兽及其意义》
材料二 美国考古学会主办的《Archaeology》杂志新出版的2024年第一期，评选出了“2023 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汉文帝的地下苑囿”(即陕西西安汉文帝霸陵发现的动物殉葬坑)入选，这也是中国唯一入选项目。
——摘编自《“汉文帝的地下苑囿”入选“2023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华商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汉文帝的地下苑囿”考古成果的意义。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于“汉文帝的地下苑囿”入选的认识。
南昌海昏侯刘贺墓于2021年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其中青铜蒸馏器引发了学界关于汉代是否已出现蒸馏技术的讨论。持肯定观点的学者依据如下
材料
| 史料 | |
| 依据一 |  |
| 依据二 |  |
| 依据三 | 1992年，马承源先生通过对上海博物馆馆藏东汉青铜蒸馏器的复原件进行实验，证明其蒸馏效能显著。2022年，江西省博物馆张琼、刘荃等研究员通过理论论证以及使用现代建模技术从结构、功能等方面论证了海昏侯墓青铜蒸馏器能够满足狭义蒸馏和广义的煮馏 ——摘编自张琼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青铜蒸馏器研究》 |
材料一 在汉武帝经略西南夷之前，西南夷地区人民与身毒（印度）有一定规模的物品交易活动，司马迁所言：“居大夏（今阿富汗一带）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日：‘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到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汉王朝政权征服了滇西地区哀牢王国，在云南保山设置永昌郡，通滇官方商道开通。
——摘编自王婷《犍为置郡与汉代西南丝绸之路的开拓》
材料二
1941年彭山东汉崖墓出土了一件陶质摇钱树座，底部为双龙衔璧图像，身部采用浮雕手法，塑造了“一佛二胁侍”人物造型。在乐山麻浩和柿子湾两座东汉崖墓中后室的门额位置，也发现了三尊坐佛像，皆采用浮雕技法刻成，形象逼真。类似的考古发现还有很多，可知佛教从印度传入四川的时间显然要早于北方。从四川早期佛教造像出土的地点看，主要分布在西南丝绸之路的干道上，而且呈现出向北方和长江中游传播的趋势。
——摘编自黄剑华《中华文明与西南丝绸之路》
材料三 相对于陆上丝绸之路而言，海上丝绸之路有其特殊性，海上航路本来就一直存在，需要的只是海上运载工具及港口等基础设施的支撑，当然也需要政策的允许与支持。在公海，由于存在领土主权与海洋管辖权益重叠，以及需要经过地理位置重要、穿行可能面临各种风险的海峡，海上航行通过权的取得较之于陆上更为复杂。海上贸易缺乏陆上贸易通道设关建卡的监管，导致其线路可能出现巨大的变异性。明朝实行“海禁”政策之后，当时中国东部沿海与域外不法商人的走私贸易几乎就没有中断过。这种缺乏政府支持的贸易所面临的风险也是巨大的，海盗.恶劣天气、技术条件、贸易规模等因素，可能使贸易效益变得不如今天那么突出，也由于缺乏担保与保险等信用支持，一些海上贸易的安全与收益甚至没有任何保证。
——摘编自傅梦孜《对古代丝绸之路源起、演变的再考察》
(1)依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西南丝绸之路开通的条件，并分析其影响。
(2)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海上丝绸之路的特点。
材料一 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是中原地区早期国家和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在陶寺遗址（属龙山文化）中发掘的宫殿区、仓储区、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等都被权力阶层所独有。在陶寺遗址的墓葬中，既有规模宏大、地位凸显的宫殿夯土建筑，又有简陋普通的半地穴式或窑洞式小房子。陶寺遗址早期和中期的墓葬都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且存在着多个层次等级。此外，陶寺遗址中还发现了许多乱葬篡，死者或被弃于灰坑，或被作为人牲用来祭祀或被夯筑于城墙中，有的甚至是多人从葬。围绕陶寺遗址分布的14处遗址中，陶寺聚落在该聚落群中有着唯我独尊的地位，是绝对的中心聚落。
——摘编自高江涛《试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模式与动力》
材料二 原始社会晚期的考古发掘中，甘肃大地湾群落以一个长方形主室为中心，两侧备有一侧室，左右对称，整个建筑坐北朝南，无论是面积、质量还是结构都首屈一指。在这一时期的姜寨等遗址中，除作为群落中心的准都邑有墙垣或其他防御性设施外，其他聚落已没有了这些设施，在这些聚落中，还发现了相对独立的军事将领和巫觋人员。此外。在良渚文化区的大型墓中，有精致的玉铖等高级殉葬品，中型墓中玉域的制作工艺与形制与之相比略逊一筹。在此时的大汶口墓地中，石钺、玉铖与作为贯通天地神人法器的骨牙雕筒同时出土，说明这一神权与政权结合的传统至夏、商、周三代依然如故。
——摘编自马新《群落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龙山文化考古遗存中蕴含的早期国家和文明的因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以原始社会晚期的考古发掘为依据，概述这-时期早期国家和文明的特征。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出现的根本原因。
史料一 在世界文化史上，安息为开辟丝绸之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公元前2世纪丝绸之路正式开通时，安息是位于丝路西段的主要大国，同时又是连接中国和更西边的叙利亚、埃及、罗马的桥梁，在丝路的开拓上起了关键的作用。从历史渊源上看，中西交通与丝绸西运实际上早在数百年前就已开始，不过当时主要通过草原民族与各地商旅辗转传运，尚无国家支持保护的直接交往与贸易。正是由于这些草原民族的中介联络，波斯帝国时期丝绸已运到西亚，成为皇帝宫廷中的稀世珍宝，西方首先便是通过服务于波斯宫廷的希腊人而得知丝绸和称为“丝国”的中国的。这条经匈奴、斯基泰人而辗转传递的路线也有人称为北方丝绸之路
——摘编自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
史料二 根据文字记载，历史学家很早就意识到，从中国到罗马的通商路线是连接东西方商业与文化的桥梁。近期的考古勘探还发现了南方的海上商路，当时的商人所使用的红海港口现在已消失在沙漠中了，而出土的文物显示，埃及海岸的贝雷尼塞有可能是公元1世纪最重要的贸易港口。东西方的船队为了寻找货物（如奴隶与象牙）沿着非洲海岸南下，他们懂得根据季风的风向适时安排他们的航行。商船载着东方的宝石、香料和特产，穿越南中国海与印度洋，到达罗马市场。而在这里，他们又可以买到葡萄酒和玻璃制品等物品。这种海上路线对于东西方的交流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各种冲突、狡诈的中间商和政治矛盾切断或阻碍了陆上的丝绸之路的时候。
——摘编自【美】丹尼斯·舍曼等《世界文明史》
根据史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陆海丝绸之路开通的过程，并指出二者的差异。
材料一 上（汉武帝）使王然于以越（南越）破及诛南夷兵威风喻滇王入朝。……滇王未肯听。元封二年，天子以兵临滇。滇王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摘编自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
材料二 近年来，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河泊所遗址（云南省昆明市滇池东南岸的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村附近）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发掘。挖掘出了道路、建筑基槽与河道等大量遗存。道路路面总体宽约12米，主体部分分层明显。在洪积层堆积中出土了大量的陶片、瓦当、砖块、红烧土块、铜器、铁器、铜钱等，共计2000余件。其中铜钱有“五铢”、“大泉五十（王莽新朝通行货币）”等字样。
滇国相印 益州太守章 遗址中出土的部分简牍残片
2019年，在90号灰坑中发现了官印封泥“滇国相印”，这是继1956年“滇王之印”出土后，古滇国考古的又一次重大发现，弥补了传统文献关于古滇国史迹记载的缺失。2021—2022年在河道废弃堆积中发掘出837枚枚封泥，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官印封泥，有“益州太守章”等，涵盖益州郡24县当中的20个地名。此外在周边区域还发现了一些简牍残片，目前已辨认出的文字包括“滇池以亭行”、“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等，是反映当时益州郡行政往来的文书。
——摘编自蒋志龙等《河泊所遗址——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西南缩影》
(1)阅读上述材料，指出材料中所述史料的类型。
(2)依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简述河泊所遗址的历史价值。
材料一西汉时，江南地区还处于地广人稀、农业落后的状况。但到东汉时期，江南地区农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水稻亩产量从西汉时期的四石升至东汉时期的约六石。据考古资料显示，湖南、江西等地出土了大量东汉时期的陶罐、陶仓等物品。江南郡县明显增多，垦田多辟，耕地面积扩大。广大农民辛勤耕作、农业劳动力资源增加、汉越民族交融和共同开发、相对较好的自然条件以及铁农具广泛使用，成为此时江南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虽然东汉时期江南农业发展水平仍远低于北方，但还是为后来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作了一定的准备。
——摘编自夏时华《东汉时期江南农业发展若干原因探述》
材料二北宋立国后，太祖、太宗及其继承者通过强化地方官员劝农督导职责、推广优良品种废除苛捐杂税等措施重点发展东南经济，这促使当地农业飞速发展。随着麦、粟等旱地作物在南方的推广，东南“专种粳稻”的种植制度得以改变，农作物种植范围得到扩大。东南地区农民利用平原、丘陵山区的各种不同地理条件，开辟出经济作物的专业经营区域。因东南地区民田十之八九种稻，水稻产量大幅度提高，从而使水稻的总产量超过了粟、麦而跃居全国首位。
——摘编自叶依能《宋代东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农业政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东汉江南农业发展的表现。(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与东汉相比，宋代南方农业发展的不同之处，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