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新中国科技发展战略与相关重要成果

——摘编自《科技发展大跨越创新引领谱新篇》等

材料国家的职能是国家发挥作用的具体体现。封建国家的统治职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对劳动人口的编制；二是施行平籴、和买等调剂社会经济的政策，但主要是对人民进行剥削，赋税、专卖和货币都是重要的剥削手段；三是组织军队用于保卫统治集团和统治阶级对内镇压、对外扩张；四是树立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体系；五是监察。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

在“学党史，知党恩，跟党走”红色网络研学活动中，同学们推荐了以下几个红色教育基地。

材料   纵观中国近代历史，晚清洋务运动所开启的，是一条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不归路，一旦开启，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就绝不会止于清末种种改良与改革举措所规定的界限之内。其“师夷之长技”的实质是经济变革，经济的变革、发展与其迟早必然引发的政治变革与维护清王朝统治之间的矛盾，对于清廷统治集团来说无疑是一道无解之题。所以，只有当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通过革命方式使其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清廷统治集团才被迫以接受“优待条件”而无奈地退出历史舞台。但辛亥革命中存在诸多弱点，对旧制度的扫除并不彻底，传统守旧的政治势力并未退出历史舞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继续有待于新的时机与新的推动力量。

——摘编自李学智《清末改良与辛亥革命后的建设：以宪法、国会为中心的考察》

5 .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中国古代外来作物的传入两汉至隋唐时期，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畅通，一批西亚乃至北非、欧洲特有的农作物品种被传入中国境内。如葡萄、石榴、西瓜等水果，深受人们的喜爱；菠菜、胡萝卜、黄瓜、大蒜等也成为重要的蔬菜。本土种植的一些蔬菜品种则被取代。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开启了美洲与其他大陆之间的农业交流。据《农政全书》记载，最早引种在福建、广东一带的番薯成为当时重要的救灾农作物，“无患不熟，闽广人赖以救饥”。进入清代中后期，番薯因其耐瘠高产的种植特点，迅速成为民众重要的主食来源。在某些地区，番薯甚至取得了与“五谷”类似的地位。此外，美洲原产的蔬菜类作物也大量传入中国，如辣椒、番茄、南瓜等成为中国人新的食物选择。辣椒“有辛味，可调理食味，乡人多嗜食之”；南瓜、番茄等在传入中国后，也纷纷取得了类似的地位。

——摘编自王思明《中国食物变迁之动因分析——以农业发展为视角》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中国古代外来作物的传入”为题撰写一篇历史短文。（要求：逻辑清晰、论证充分、表述成文）

材料   “兼听独断”是中国古代专制君主决策的基本形式。管子说： “明主者，兼听独断，多其门户。”刘向说： “众人之智，可以测天，兼听独断，惟在一人。”所谓“兼听”，就是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就是谋，可以扩大视听，防臣下之蒙蔽。所谓“独断”，就是在决策过程中由君主作出最后的决断，可以防止大臣专杈，维护君主专制。谋之在“兼听”，断之在“独断”，“兼听”是“独断”的基础，只有“独断”才能保障“兼听”，“独断”又是“兼听”的结果，二者是辩证统一的。

——摘编自樊有平《论中国古代专制君主“兼听独断”决策机制》

材料   民族古已有之，民族主义则是伴随18世纪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建立的产物，是一种“现代现象”。“民族主义”一词，最早见于15世纪的德国，1836年首次被列入《牛津词典》，19世纪中叶开始被频繁使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民族主义是近代欧洲历史上的一种现象……直到18世纪西欧资产阶级开始分享或获得全部权力时，才呈现其近代的形式”。目前，很多学者比较认可英国学者厄内斯特·盖尔纳的民族主义定义。他认为：“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就是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绪或者一种运动，可以用这个原则作最恰当的界定。民族主义情绪是这一原则被违反时引起的愤怒感，或者是实现这一原则带来的满足感。民族主义运动，是这种情绪推动的一场运动。”

“人们谈及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很多都是直接从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开始，而不是从它的更远的中世纪源头开始的”。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在历史中孕育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日益壮大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了最初的动力；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是思想的解放，文艺复兴运动使人们摆脱神权，追求人权，为民族主义的产生准备了思想武器；当经济与政治条件都具备后，以法国大革命为标志建立的民族国家催生了最初的民族主义。

在英、法、美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下，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建立，民族及民族国家的观念传遍欧洲，并随着欧洲国家的殖民扩张而传播到世界，民族主义由此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具备了全球性的意义。

——摘编自宋新伟《民族主义在近代西方的缘起和蜕变》

材料   自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的挑战持续震撼长达近六十年之后，中国士绅精英与民众才真正开始动员起来，并投身于一场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变革进程。自19世纪末期以来，为了摆脱民族危机和实现富强，中国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在思想与精神生活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他们为应付这种问题作出了各种选择。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二十年，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时期，中国人开始自觉地通过体制创新来谋求国家富强。这些选择中，有的较为激进，有的则相对保守，彼此相互冲突对立，种种选择又与社会变迁中出现的种种不同的既得利益的考虑与动机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中国从此也就在这种种选择的交替中，从传统社会向更具现代性特征的社会进行转变。

——摘编自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

材料   在中国历史书中，宋朝可算是画上过浓重一笔的王朝。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学者，对宋朝的评价大相径庭。朱熹认为“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今人陈寅恪先生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则认为“宋朝内政最腐朽，外患最强烈，成为历史上怯弱可耻的一个朝代。”

材料   中世纪一词最先是由意大利史学家比昂多于15世纪提出来的，他把古希腊－罗马文明结束和欧洲文艺复兴，即欧洲文化史上的两个顶峰中间的这段时期（5-15世纪）称之为中世纪。中世纪被称为“黑暗时代”，是因为在那段时间里，日耳曼人、法兰克人、撒克逊人等在西欧纷争不断，将之前建立在罗马帝国基础上灿烂的古希腊－罗马文明毁于一旦。在宗教神学统治下，欧洲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发展都陷入停滞。但当我们认真了解和思考欧洲中世纪历史之后发现，人们常说的“黑暗时代”是指中世纪前期。而到了11世纪之后，生产力有了较快的发展，社会先后出现了很多的文化进步现象。

在当今绝大多数世界历史普及读物中，对西方文明发展历程的介绍往往从古希腊开始，沿着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一近现代西欧这样的主线展开叙述。而近年来国内研究者对西方文明的重新思考，实际上标志着学者们对传统的西方文明史叙事框架的质疑。国内大多数参与讨论的学者认为，西方文明源起于中世纪，正是在中世纪时期，日后西方文明中一些最根本的制度规则和观念得以确立，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础。

—摘编自赵琪《客观认识欧洲中世纪历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