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百年变局的到来，与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风云变幻密切相关，与大国兴衰、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密切相关，与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催生的西方蜕变密切相关，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重塑世界密切相关。面对世界大变局，各主要力量加紧内外战略调整，抢占战略制高点，力 争在博弈中占据优势，导致国际形势加速深刻演变，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凸显。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上升，国际多边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遭到挑战。世界面临单边与多边、对抗与对话、封闭与开放的重大选择，处于何去何从的关键十字路口。

——摘编自门洪华《中国战略十二讲》

管仲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为法家先驱。拜齐国上卿(丞相)四十余年，辅助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管子》里多处出现“市”字，例如，《管子·问第》就指出，“而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以和而利也，正是道也”,说明物价是不断围统一个稳定价格上下波动，市场自有其内部机制进行调节，政府不能强行干预。《管子·国著》则提出“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认为虽然市场具有自组织的功能，但政府调控是不可或缺的，政府参与经济既可纠正市场失灵，又可带来财政收入，减轻人民税收负担。《管子·轻重甲》中指出，“故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鼓励齐国境内和诸侯国之间的商品流通，并采取了设立市场、减轻关税、提供服务、发展外贸等四大政策；同时，他还利用黄金与刀币间的兑换比率，即现代意义上的汇率，通过本币贬值拉动出口，聚敛财富。

——摘编自宗良、饶馨怡、武岩《管仲经济思想及其对现代经济理论创新的启示》

“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东西文化的差异性、两者的长短优劣以及文化出路等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大论战。辜鸿铭提出：“当我们中国人变成西化者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只有当欧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陈独秀则认为：“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国情的话来捣乱。”

——据辜鸿铭《在德不在辫》、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编写

晚清时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选官制度发生变革。1904年初，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其 统一的癸卯学制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由中央政府颁布且由政府督导施行的全国性法定学制系统，办学宗旨是“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文学为基……以西学沦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章程》对学校体系、课程设置、管理通则等做了具体规定，直接把“尚武”与“忠君”“尊孔”“尚公”等 内容定为教育宗旨，指出学堂应“陈述黄帝尧舜以来历朝治乱兴衰大略，俾知古今世界之变迁……以养成 国民自强之志气，忠爱之性情。”《章程》规定了学校教育中几何代数、植物动物、理化、法制理财、体 操等课程的课时，在中学堂180个课时中，读经讲经以45课时居于榜首，还规定自高等小学以上，毕业   考试结果分最优、优、中、下、最下五等，一般中等以上者都获相应奖励出身(大致可分为翰林、进士、 举人、贡生、生员五级),并被授以官职或得以升学。

——摘编自《中国近代教育史》

材料一 尧、舜、禹时代和夏代，黄帝被人们当作始祖祭祀。汉代帝王对于黄帝祭祀的次数较前有了明显的增多，并且形成了一定的礼仪制度，使得黄帝祭祀仪式规模化。

材料二

——以上材料摘编自马平安《黄帝文化与中华文明》等

郑观应说，外国银钱大多不足色，运到中国后按足银计算，造成中国无形中的损失。长此以往，由于大量外国银钱的使用，致使中国的金融市场被外国人占领，这让我们如何在商战中获胜?他说“中国如不自行鼓铸， 则其害正自无穷也”。他提出建议：应当“严订章程”，铸造的银元主币、辅币币值和外国钱的币值一致，成色一致，易于鉴别和兑换；外国银钱进入中国后则按照“外国公例”一律按币值九成使用，不得与中国自铸的银元通行。 中国如果能够这样铸造银元，“则自造之银日见畅行，外来之洋不禁自绝，……转移大局，莫要于斯”。

——改编自郑观应《盛世危言》 (1894年)

材料   人们可以轻松地在一张世界地图上找到欧洲，并标注出其边界。但是要找到西方的具体方位，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从地理上讲，它不是一块边界分明的地区，而是一片在历史变迁中边界始终处于变化之中的群岛，以及一种在政治上以类似方式建构的国家形态。长期以来，西方仅仅是指一种自然方位：日落之处；还有一层衍生意义，即尽头和往生世界。事实上，相较于“欧洲”，“西方”的概念具有更多的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的色彩，争议也更大。即便是在西方国家内部，也是这种情况。西方的拥趸——把西方视为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文明，会被扣上傲慢的欧洲中心主义论者、新帝国主义者，甚至是种族主义者的帽子。反过来，西方的批评者，则容易被贴上对人类最崇高理想的背叛者和说自己国家坏话的人之类的标签。历史表明，“西方”的概念是必要的。第一，当欧洲人越过欧洲半岛的边界并远离他们的大陆而去的时候，“欧洲”的概念已然不够，需要添加一些新的要素或者需要表述得更加准确，首先想到的就是“西方”。第二，西方需要它的对立面，它因与其它的概念有所区别才得以存在。用莱因哈特·柯塞勒克的话说，“西方”是一个不对称的概念。说它不对称，是因为在此概念的内核中嵌入了一种对自身优越的想象。非西方的，始终被视为低劣的。因此，“西方”是一个充满傲慢的概念。第三，我们所讨论的现代西方概念，如果撇开第一点中的“外欧洲”维度，那么它在空间上的范围要比欧洲更小。西方的概念始终能在欧洲境内划出一道分界线。这道分界线的前身，就是以前天主教与东正教在宗教上的分野。对于19世纪欧洲的自由派和民主派人士来说，“自由西方”的对立面在欧洲大陆内部的专制，即沙俄帝国。因而在20世纪初通过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将这一对立面的建构重新激活，也就并不困难了。而对于20世纪中期的西方而言，它的首要对手是国际法西斯主义，次要对手是1945年之后的苏联共产主义。它在当下的对手则相对比较模糊：“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个关键词有时可以概括，但也不尽然。

——摘编自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何谓西方？——一个富有争议概念的多义性》

广告中的历史

1923年饭店服务生出身的定海人周祥生在上海创办祥生车行（英文名“Johnson”）,经营出租汽车业务。1932年祥生车行更名为祥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额定股金10万元，周祥生入股6.5万元并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祥生公司成立后，周祥生花十根金条买来原电话公司自用号码40000，打出“四万万同胞，拨四万号电话”的广告，一举打败最大竞争对手美商云飞汽车公司，周祥生也就有了“出租车大王”的美称。但好景不长，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祥生公司便衰落下去。

1952年10月14日凌晨4点，天还没亮，上甘岭的平静突然被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给打破了。

“联合国军”集中了300门火炮、27辆坦克和40架飞机的超强火力，对“三角形山”的志愿军阵地发起了极其恐怖的轰击。

3.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短短一个小时之内就承受了四万多发炮弹和上百枚炸弹的攻击！

这个火力强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人类的战争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猛烈的火力输出！

……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讲，抗美援朝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最终我们打赢了，“一仗打出五十年和平”，可谓是“立国之战”。

——赵皓阳《抗美援朝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

泰西各国咸设议院，每有举错，询谋全同：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朝野上下，同德同心……设无议院，民志能如是乎？然博采旁参，美国议院则民权过重，因其本民主也……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故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国而终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

——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1894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