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世界市场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进程相一致，在生产力得到最初发展的阶段一新航路开辟时期，“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随着机器大生产代替了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为进一步发展而“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放，到处建立联系”，由此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大工业所开创的世界历史，打破了各国之间的壁垒，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大工业“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部分国家闭关自守的状态被打破，各民族间的相互依赖性大大增强。人们必须通过与他国建立联系才能满足消费需要，其生产和消费都带有世界性，所有国家都被卷入了世界市场。

——摘编自张毓颖《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   实际上，我的确相信，欧洲人民于这场大战之后，将在中国这儿，找到解决战后文明难题的钥匙。我再说一遍，正是在中国，存在一笔无法估价的、迄今为止毋庸置疑的巨大的文明财富。这笔财富，就是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他拥有欧洲人民战后重建新文明的奥秘，而这种新文明的奥秘就是我所谓良民宗教。这种良民宗教的第一条原则，是要相信人性本身是善的；相信善的力量；相信美国人爱默生所说的爱和正义的法则之力量与效用。可是，什么是爱的法则呢?良民宗教教导人们，爱的法则就是要爱你的父母。那么，什么又是正义的法则呢?良民宗教告诫人们，正义的法则就是要真实、可信、忠诚。每个妇人必须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丈夫，每个男人必须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君主、国王或皇帝。在此，我想最后指出，这种良民宗教的最高责任，就是忠诚之责任。忠诚，不仅表现在行事上，而且蕴藏于内心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黄兴涛、宋小庆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4页

19世纪上半期，工业文明以及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成为时代关注的焦点，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究竟是灾难还是福祉，是以平等为主导的发展，还是以自由为优先的行进，很多思想家在思想领域展开了批判与辩护的激烈交锋。

在工业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支庞大的雇佣劳动者，对于他们而言，工业文明带给他们的只是苦难与痛楚，他们成为这种体制的直接牺牲者。因此，工人阶级以及他们的理论家也最早展开了对工业文明的激烈批判：社会现实中劳动产品全部归属于资本家，导致了财富分配不平等，究其原因是因为劳动权利的丧失。因此，他们从自然法理论出发求获得劳动成果的权利，认为这是人的天赋权利。在对工业文明的一片批判声中，一批思想家也走上前台，发出了另一种声音，他们坚决为现有的工业制度和社会体制辩护呐喊，这批思想家主要为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法国社会学家圣西门等人。他们一致认为，只有工业文明，只有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才能增进国家的财富，带来社会的进步，实现理想的“文明社会”。

——摘编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第二编工业文明的兴盛：16—19世纪的世界史》

从上述材料中提取一个关于工业文明观点，并作简要评析。（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表明，适度的中央集权有利于维护“大一统”国家的发展，当它与封建君主制结合在一起，不得不以君主制作为自己的历史形态时，其作用和意义也是历史性的。中央集权一旦与君主制度结合在一起，哪怕是往前走一小步，也极易造成君主权力的过度扩张，形成君主专制。但就中国封建社会的总体情况来看，我们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君主专制，在思想上更不主张极端君主专制。真正的历史学家总能站在历史和时代的双重制高点，对复杂的历史因素采取分而析之的态度，并且因应时势变化而损益之，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而不是把“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

——摘编自周群《中央集权不等于专制》

材料   有学者认为，科举制度是制度化儒家的核心和枢纽，维系着儒家的文化价值和传统的制度体系之间的平衡。科举制的废除使绅士群体产生的机制不复存在，这导致了实际和潜在的儒家群体力量的削弱，儒家思想越来越失去民众基础。以废除科举为前提的晚清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传统制度体系中儒家成分的否定，同样也是对儒家制度体系的否定。

——摘编自干春松《科举制的衰落和制度化儒家的解体》

材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生存与发展，首先必须扫除战略思维上的障碍。在信息化、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的角逐有什么变化？政治战：当今强权国家已将政治战作为攻击其他国家的一种重要手段，其残酷性仅次于军事手段。经济战：经济不仅是一切军事、政治斗争的原动力，而且已经成为兵不血刃地攫取战略利益的直接手段。文化战：自经济全球化以来，西方强势文化传播主要以价值观征服、战略传媒欺骗、战略文化渗透、战略舆论攻击、战略心理攻击为手段，影响甚至部分改变其他国家的文化体系。外交战：在国际斗争中，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力量，还取决于该国运用外交战略。高明的外交手段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一国实力的不足。当今研究外交并制定对外政策，需要知己知彼；必须立足于对世界大势和各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才能在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和博弈中，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摘编自孟宪生《审视全球化时代国家角逐之变》

材料   近代中国存在着几种不同性质的资本主义运动。只有民族资本主义才是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有利的，才是进步的。官僚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则是造成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因素，是反动的。中国不是多了民族资本主义，而是多了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比较起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华开办的企业，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是十分微弱的。因此，不加分析地以资本主义运动作为主要线索来考察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笼统地说洋务运动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是难以令人首肯的。

---摘自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

材料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东洋近代史》说：“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认为“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

材料   西方的英国工业革命起源学说有两大“漏洞”，一是把工业革命理解为一场纯经济的变革，忽视这场变革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现象及其实质；二是把历史发展归结为少数人的创造，认为只有那些所谓的“天才人物”才能左右历史发展的进程。我们倡导“从下往上看”英国工业革命的起源，把历史研究的着眼点首先定位于广大的劳动人民，然后往上看整个社会和国家在工业革命前的变革……英国工业革命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个新时代的伊始。

——摘编自杨杰《三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一工业革命对环境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