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制度变革中的制度内容与制度形式的关系状态，即制度内容与制度形式的“变”与“不变”，我们可以把历史上的制度变革模式归纳为三种不同的范式：第一种模式是原来的制度形式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原有制度行使的职能和程序在实质上却没有什么变化，这种模式可称之谓“新瓶装旧酒”模式。第二种模式是原有的制度形式和制度内容被新的制度和形式所取代，可称之为“新瓶装新酒”；第三种模式是传统的制度形式得以保留，但制度内容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模式可以称之为“旧瓶装新酒”模式。

——摘编自叶剑锋《制度形式与内容的“变”与“不变”》

材料：清季（即清末）以前，谈及宋朝学界常以“积弱不振”来概括。这与“积贫积弱”存在本质区别，其一，“积弱不振”更多偏向宋朝“积弱”，比如王夫之甚至认为宋朝的忧患有弱无贫；其二，更多侧重主观政论而非客观史评，比如古代学者对王安石变法恶语相向，以致人们将其视为奸邪小人。与前人相比，梁启超共有两大突破：第一，在评论宋朝的国衰兵弱时，兼顾评议宋朝的国贫民穷。第二，在谈论自家的主观政见时，立足讲说宋代的客观史事。从此，学界开始摆脱儒教史观中君臣之分与正邪之辨的束缚。积贫积弱论的定型，首次显现于民国钱穆的《国史大纲》一书，后来该论因邓广铭师徒的播扬而备受全国学界青睐。改革开放后，宋朝形象从积贫积弱论向登峰造极论迈进，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转型只是趋势，目前尚未彻底完成。

——摘编自朱永清《积贫积弱：清季以降宋朝贫弱形象的演变》

材料   秦始皇采用的“皇帝”称号，仅仅是皇权专制的象征而已。如果要在制度上完全实现皇权专制，还是要假以时日的。在汉朝，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制约关系，曾经让很多治史者为之倾倒。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世家与帝王共治天下，保障皇权专制的制度架构和社会结构还没有完全出现。从汉朝到魏晋，皇权只能算是“相对专制”。在唐朝，尽管皇帝凌驾于政府之上，但唐朝的政事堂制度及门下省的封驳制度，只能说明唐朝皇权是“有限专制”。直到北宋，皇权才高度专制，时人形容当时的专制情况说：“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也。”明代以后则是皇帝自兼丞相，合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为一，于是皇权专制达到顶峰。

权力斗争在朝中围绕“内外朝”之争而展开，在朝外则围绕中央地方关系（内外关系）而展开。当然，并不是说有了郡县制，就马上有中央集权。郡县制仅仅是中央集权的制度化表现，还不足以揭示事实中的中央集权程度。中国的地域间差异太大，出于对皇权的渴慕，至少在宋元之前，做帝王梦的人不在少数，地方分裂力量由来已久，国家需要中央集权为统一提供制度上的保障，也需要中央集权来协调地方之间的关系，按照政治的逻辑来调动资源，按照集权的逻辑来配置权力，这说明中央集权与封建制一样，并不完全是个人意志的产物。

——摘编自刘建军《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十六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