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明治维新后期，儒家文化对日本国民教育路径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影响。1879年，明治政府颁布《教学圣旨》提出，着眼于国民在“文明开化进程中”研读西学而忽略传统社会风俗及道德品行可能带来的风险，强调应以儒学的“仁义忠孝”为教学根本。1883年，文部省向各府县公布《小学修身书编写方法大意》，强调“遵循万世一系天壤无穷之国体观，养成尊王爱国的精神；道德教育需基于儒教精神，在小学中采用欧美的道德教育将会有很多弊端”。1890年，《教育敕语》作为诏书由天皇直接下达给国民，奠定了儒学文化在国民道德教育中的关键地位，强调国民对于天皇的绝对服从和奉献。

——摘编自杨达《儒家文化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国民教育路径》

材料一由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矛盾，双方都想为自己抢夺更多的地盘，把各自的社会制度推行到被解放的国土。冷战之所以爆发，也源于美苏两种不同对外战略构想，美国的全球扩张和苏联的保障安全体系的碰撞。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大英帝国已失去昔日的辉煌，无力单独与苏抗衡，于是英国就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企图促使美国承担责任，借助美国的力量遏制苏联的扩张。

——摘编自白建才《论冷战的起源》

材料二从1962年10月22日到12月14曰间，除其他秘密渠道外，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之间来往的信件就有25封，在这些信件中，两人虽然相互指责对方的行为，但是都选择谅解，都明确表达通过和平谈判的途径解决危机的强烈共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不愿意让危机升级，努力避免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避免导致世界大战特别是核战争的发生。

——刘金质《冷战史（1945-1991）》

材料一   宋代宗族活动进一步下移，庶民化的宗族开始参与社会治理，基层官府依托地方宗族行使权力，主导乡村基层治理，但同时又试图以地域性行政组织来取代宗族组织，削弱其权力地位。理学家主张恢复古代宗法、重建宗族制度。北宋张载认为宗法能够“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世系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当时朝廷采纳了这些想法，鼓励士大夫阶层建宗祠，修族谱。明中叶以后，基层政权通在宗族内部推行乡约或依据乡约的理念制定宗族规范，实现了宗族的组织化。明清实行保甲制，宗族的互助功能大大加强，通过宗族公共财产来济贫、助学，宗族的社会保障功能加强，呈现出一种自治性的倾向。

——摘编自张绍良《宗族组织与基层治理关系探析》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通过了一系列组织方式将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中国组织起来，实现了民族独立。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乡村社会进行“阶级化”的方式，通过“划成分”“戴帽子”等措施强化农民的阶级意识，实现对农民的组织动员。新中国成立后，党通过土地改革、集体改造、政党下乡等三大组织化方式，推动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政治整合。1955年，农村党员总数达到600万至700万，自此以后，党组织基本下沉和覆盖了所有乡村，将原先离散化的传统乡村吸纳到党的组织体系之下。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国家权力开始从乡村抽离，乡村社会出现了短暂的“治理真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助推了乡村基层治理体制向村民自治体制转型。

——摘编自颜德如《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基层治理的探索：基于组织化的视角》

材料一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乏政治协商的相关实践和模式，包括国君和民众之间、皇帝与大臣之间和皇权与士人之间。古代中国基本保持着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形象，但并不意味着所有权力都被皇帝一人包揽，尤其在遇到一些重大事项时，经常会出现由皇帝主持，诸多大臣都发表意见、参与讨论的情形。其中，皇帝就某项政务专门征询某位或某些官员意见的“廷议”。秦朝，在若干大政方针如分封行郡县、焚书等的出台，需经过朝廷讨论这一环节。汉代的“廷议”现象更多，如在对待匈奴的态度上，汉王朝多次让群臣发表意见以供决策。秦汉以后，“朝议”和“廷议”同样常见于历朝历代。

——摘编自谢从戎、沈骅《古代政治协商对新时期协商民主的启示》

材料二   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基于共同的政治目标，就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直接进行政治协商的重要民主形式。推进好新时代政党协商，充分发挥民主党派职能、作用，对于凝聚共识、智慧和力量推动新时代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编自尚昭晨《推进新时代政党协商的问题与对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