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摘编自《论科举制度与唐诗的繁荣》

材料一“士”原是贵族的最低阶层，有一定的“食田”，受过“六艺”教育，能文能武，战时可充当下级军官，平时可作卿大夫的家臣。春秋战国之际，“士”发生了分化，既无田可食，又失去原来的职守，成为传授知识的教师或主持仪式的赞礼人，于是“士”就成为知识分子的统称。

材料二战国后期，诸子已开始尝试以自己的学说统一思想……《吕氏春秋·不二》篇宣称：“听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思想大一统被提到了十分醒目的位置。

材料三（李斯上奏，建议秦始皇采取强硬措施）“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乐、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焚书之命，行偶语之刑”，从而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战国时代蓬蓬勃勃的自由学术空气被窒息，广袤的思想原野上，万马齐喑。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四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

——《礼记•大学》

《汉书•循吏传》载，西汉元帝时，南阳郡太守召信臣，“其治视民如子”，劝民农桑，去末归本，为政勤勉有计谋，“好为民兴利”，尽力使百姓富起来。他亲自指导农耕，常出入于田间，住宿在民家，很少有安闲的时候。“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吏民亲爱信臣，尊他为“召父”。《后汉书•杜诗传》载，杜诗，担任郡功曹（官名）时，爱民如子，事事替百姓作主，由是全郡百姓家家粮丰衣足。百姓拿他与以前的召信臣相比，说“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南阳人为纪念这两位太守，修建了一座“二信守祠”，俗称“父母祠”。“父母官”一词由此而来，成为百姓对廉洁奉公、关怀百姓、造福一方的地方的敬称。

——据《汉书》《后汉书》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