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浙江龙游（县名）商帮发轫于南宋，活跃于明中叶，鼎盛于乾隆年间，清末趋于没落。南宋以来儒学贴近实际，浙东学派讲求事功，经世致用。龙游商帮在儒学滋润下，崇仁重义，义利并举，亦贾亦儒。龙游商人走南闯北，借助四省通衢的交通优势，以及竹、木、茶、油等产业优势，积累了不少资本。他们将钱投入工矿企业、造纸业、印刷业等，采用企业式的投资经营，用雇佣劳动关系代替单一的家庭生产方式。龙游商人还不排斥外地商帮对本乡的渗透，相处友善，吸收外地商人于已帮，推进了龙游商帮的发展。

——摘编自陈学文《龙游商帮研究》

材料二   1901年，清政府商务大臣盛宣怀指出：“华商虽有各商帮组织，但互分畛域，各行其是，每当与洋商交易往来，总不能相敌。”1904年，上海、天津等通商大埠率先成立商会，并制定了《商会简明章程》。1912年全国性商会组织成立。商会是所在地区的不同籍贯、不同行业的商人组成的新式商办团体。20世纪初，上海商务总会倡导大规模抵制洋货运动，多地商会参与了收回利权运动。商会还积极参加了清末的国会请愿运动以“尽立宪国民之义务”，部分商界的有识之士从支持立宪转向支持革命。五四运动期间，一些地区的商会领导商人罢市，抗议政府逮捕爱国学生，要求维护国家主权。总之，近代商会“登高一呼，众商皆应”，其影响力突破了经济领域而变得更加广泛和深远。

——摘编自伍继延《从“商帮”到“商会”》

材料   拓跋鲜卑本是游牧民族，北魏建国后开始发展农业，到孝文帝时期，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模式。随着经济转型，法律制度也发生相应变化。北魏太武帝修改律令，规定：“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没县官。害其亲者，轘之。”太和十一年（487），孝文帝下诏：“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改。”北魏前期游牧经济下，官吏依靠班赐获得生产生活所需物资，班赐的最大来源是掠夺战争。为了约束官吏，整治秩序，北魏设置赃罪，但贪污仍屡禁不止。孝文帝时期，实行班禄制，为官吏发放俸禄。盗罪在历史上由来已久，至迟在西晋时“盗”有了法律意义上的概括。拓跋氏隆兴之时，规定：“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太武帝以降，对于盗取官财的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盗劫官私财物者流放至边地，甚至处以死刑。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亲自勘定流刑：“诏群臣于皇信堂更定律条，流徒限制，帝亲临决之。”流刑自此入律成为正刑。这一系列措施，适应了经济转型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为北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姚周霞《转型前后北魏经济变迁对立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