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本轮2023年巴以冲突以来的部分停火方案内容及其表决结果

材料二   本轮巴以冲突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导致严重人道主义灾难，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多次就当前巴以局势表明中国原则立场，强调应立即停火止战，保障人道主义救援通道安全畅通，防止冲突扩大，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凝聚国际促和共识，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注：“两国方案”是指恢复巴勒斯坦民族的合法权利，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摘自中国外交部《中国关于解决巴以冲突的立场文件》

材料一   清乾隆以来，称海关所在口岸为“母口”，内陆常关、厘卡为“子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依《天津条约》之规定，英、法、美等国外商若“已在内陆买货，欲运赴口下载或有洋货进售内陆，倘愿一次纳税，免各子口征收纷繁”，而中国商人仍需逢关纳税，遇卡抽金，不堪重负，只得部分地将税金转嫁于蔗农，许多蔗农被迫改种它物。据《东莞县志》（1911）记载，随着洋糖大量倾销，台湾、福建等地“旧日之糖，销路日微……多转由洋糖厂漏煮（精炼加工）”，民间不乏“或有以重金告求外洋糖车（制糖机械）奥妙者”。在此形势下，四川尤内江地区糖业经济却得到巨大发展——1911年，内江本地甘蔗种植面积超耕地面积50%，每年糖产量近万吨，超全国总产量50%。

——摘编整理自范毅军《广东韩梅流域的糖业经济》等

材料二   民国初年，四川军阀割据，关卡林立，糖税冗杂，无一定规，杂乱难考，多以糖房的牛只数量和产糖量进行双重计税，甚至有预征至1985年，致使内江糖业渐渐没落。1937年川政统一后，内江开展糖税制度改革，撤销了糖税（厘）局，实行糖清、白糖、桔糖改一税制，由营业税局负责核实征收，统一征收糖类专项营业税。1942年，国民政府财政部设川康区食糖专卖局于内江，糖类统税改为糖类专卖，按糖类收购价格（未核定收购价格前按当地批发价格）的30%征“专卖利益”，内江地区的糖税收入暴发性增长，与自贡制盐业并驾齐驱，内江成为川内重要经济中心，财政影响力甚至超过成都和重庆。1941年内江糖类统税收入不到1000万元，1943年增长到20845万元。

——覃玉荣《抗战时期川康区食糖专卖政策对内江糖业的影响》

材料三   新中国初期明确规定甘蔗、土糖为国家统一收购物资，一律不许进入利伯维尔场，全部实行统一收购，内江糖业进入“黄金时代”。1991年，内江市恢复征收糖业营业税，鼓励制糖自主经营，与市场接轨。但糖税制度改革忽视了必要流动资金、储存设备和等问题，许多糖厂选择将税负转嫁蔗农，导致蔗区损农坑农现象普遍，甘蔗面积剧减。糖厂进而“难为无米之炊”，最终许多制糖人才出走内江，内江制糖业逐渐衰落沉寂。

——张格《新中国成立后内江糖业的兴衰》

材料一   潮汕地区始终存在一道阻隔彼此的“无形壁垒”……它即是在数千年来封建统治下形成的基层农村宗族组织。在封建时代，专制政权为维持自身的运转，同时由于生产力水平落后，每个农业家庭必须寻求一定的外力支持，农村社会也要保障乡民的基本权利利益，由此兴起了具有皇权色彩并以族权为主要内容的乡村自治权，加之潮汕地区多山地的地理环境使村庄生态相对稳定，资源竞争关系更加突出。在这种地缘和血缘关系的双重影响下，潮汕地区形成了强烈的血缘意识，它们视通婚为一种违背祖宗誓言的行为和宗族禁忌，长期以来使得基层乡村间的经济交流和文化沟通上存在着一道“无形壁垒”。

——摘编自马浩佳《潮汕宗族行为模式与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关系考察》

材料二   2023年，槎桥、美西、美东、下六四个“世仇村”举行祭祖仪式，宣告解除数百年来的不通婚旧约，村民们互相赠送了睦邻友好牌匾，并在彼此祠堂告知先祖，表示大家已成为友好邻居，可以相互通婚，这个决定是多么来之不易……其实，自建国以来，伴随土改、农业合作化等系列运动，宗族早已被视作封建余毒成为国家重点打击对象。随着国家政权结构的触角延伸到乡村每一个角落，象征乡族自治传统的宗族组织就几乎已经停止了。但随着改革开放到来，家庭联产承包制又为宗族复兴提供了经济基础……它的存在实际上是对古代宗族社会合理成分的延续，但如何改造宗族组织使之符合农村现代化注定是一大难题。

——《广东百年不通婚“世仇村”和解调查》（南方农村报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