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契约是商业活动中买卖双方诚信从事买卖活动的重要形式，也是经济活动中产生纠纷时进行法律裁定的依据。宋代契约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中，常见的如买卖契约、借贷契约、雇佣契约等普遍存在。契约关系中都明确要求必须订立书面契约，“凡田宅、车船、牛马交易只凭契照”。在买卖中凡不依“官版契约”格式，被视为违法买卖，所定契约不具有法律效力。宋代把契约的建立和履行保证的第三人参与作为必要条件，在借贷契约中有中人、保人、见证人，而且要求担保人必须是有一定的担保能力。规定“诸负债违契不偿，官为理索，欠者逃亡，保人代偿”。宋代将全国户口分为主户、客户，佃户、雇工、人力都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有了法律上的民事主体资格，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能够作为民事主体参加活动。

——摘编自杨卉青《宋代社会变革与契约法的发展述论》

材料二：民国初期，上海金融市场已初具规模，征信问题愈益成为决定经济往来的关键。上海、交通、金城等华商银行纷纷借鉴仿照欧美国家银行的做法，设立信用调查机构。1932年6月，中国第一家独立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正式成立，其主要业务就是信用调查，“提倡社会信义，便利工商发展”。但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不仅战争频繁、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而且法制建设严重滞后，政府甚至“视法律如弁髦”。在这样的环境下，信用难以成为社会的普遍认同，银行信用制度演进和有效运作的社会基础极为薄弱，携款潜逃、亏蚀公款等金融舞弊现象突出。据统计；仅1934年1月至1935年4月，全国发生金融舞弊案件达38件之多，金额达到140余万元。

——摘编自谢冬慧《民国时期社会诚信机制及其当代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