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议会制度最早起源于英国，是近代民主制度发展的标志之一。英国1215年颁布的《大宪章》，规定国王在重大经济、政治问题上要咨询议会的意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国王和贵族的共治。从“模范议会”召开到都铎王朝建立，190年间共召开了175届议会，大约每年一届，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可行的议事立法程序。17世纪中期，随着新兴阶层的出现，他们极力要求参与国家政事，他们以议会为阵地，反对王权。经过1688年的“光荣革命”，英国政治制度从君主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制，1689年的《权利法案》，逐渐树立君主立宪制和议会高于王权的政治原则。但是英国下议院自从1688年后再也没有新的市镇取得议会代表权，而随着一些新兴城市迅速崛起,他们为了获得议会的席位，极力要求改革议会，于是19世纪中后期英国进行了三次议会改革，为全面实现普选和以后的议会改革扫清了障碍。

——摘编自蒙夺黄月芬《英国议会制度的发展及其影响》

材料二   近代中国议会大事年表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三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对代议制历史上出现的两种模式进行扬弃的产物。这种模式既借鉴了三权分立模式职权明晰、便于监督的优点，又克服了它会导致效率低下的弊端;既吸收了议行合一模式便捷高效的优点，又克服了它职责不清、不利监督的弊端。它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鲜明的特点，植根于人民群众，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和利益，把国家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表大会,不与任何其他机构分享人民赋予的权力，同时，又把立法权、决定权、人事任免权和监督权留给了自己，也把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等经由法定程序分别授予了政府、法院和检察院。

——摘编自钟丽娟《从理论到实践，理解和感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材料一 从秦汉开始，中国逐渐形成天下共同体的观念。在古代，天下乃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反映了儒家天下归仁的道德理想，华夏与蛮夷的界限是模糊的、相对的，所需辨认的乃是是否有文明，是否接受了中原的礼教秩序。但是晚清以来，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国被迫进入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国家主权体系之中，中国社会政治危机与道德、信仰危机先后发生，一种新的共同体意识诞生了，这就是以全球竞争为背景的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

——摘编自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

材料二 现如今，虽然人类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但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之前，人类仍然没有完全打破资本逻辑为全球化秩序所戴上的陈旧桎梏。……与过去两百年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资本化有所不同，新时代全球化意味着彼此之间突破固有屏障、日益展开密切的全方位交流。尤其在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量子通信技术的爆炸式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人类的普遍交往呈现出“零距离”“零时空”的态势。

——摘编自邹广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哲学思考》

材料一：西汉前期，政府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疫病甚少流行。及至后期，随着人口增长和大量商贸活动的开展，疫病开始猖獗。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平帝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东汉防疫除沿袭西汉的减免田租外，还开仓放粮，巡行赐药。六朝（指以今南京为京师的孙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这六个朝代）疫病流行至少74次，一次死亡10余万人的大疫，晋代就发生了两次。北魏显祖皇兴二年（公元468年），河南大疫，死亡人口达十四五万。这一时期，政府多向官员施散医药，北魏政府还设立医馆、医坊，为民治病。政府还公布了一些防疫药方供百姓使用。

——摘编自梁峻《中国古代抗疫启迪》

材料二：19世纪的英国，新兴工业化城市的出现，吸引了大量的人口向城市转移。

当时英国城市的特点是遍布天空的烟尘，随处可见的垃圾，随意排放的污水，卫生状况极差。19世纪初期，城市工人的平均寿命仅为40岁，诸如伤寒、天花、肺结核和白喉等传染病，每年要夺走20000人的生命。印度发生的疫情传入英国，引发了英国1831年的霍乱，疫病共肆虐了437个城市。卫生改革家埃德温·查德威克等指出，当时瘟疫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的原因是城镇人口的急速增长和恶劣的公共卫生状况。英国政府开始采纳其观点，开始了公共卫生立法和改革活动。

——摘编自陈超《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的公共卫生问题》

材料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卫生体系十分薄弱。从1953年起，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我国通过行政、立法等手段，到21世纪初形成了中央、省、地市和县四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中国卫生工作采用了以预防为主的低投入高产出的公共卫生模式，面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提供了最基本的公共卫生保障，这种“中国模式”取得了巨大成果。进入21世纪，我国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取得重要成就，已经基本形成了医疗保障体系的全覆盖。

——摘编自李立明《新中国公共卫生60年的思考》

材料一   15世纪40年代初，葡萄牙探险队将10名非洲黑人劫掠到欧洲，由此揭开了近代史上非洲奴隶贸易的序幕。继而西班牙人、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英属北美大陆人、北欧人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人都参加了奴隶贸易活动。为了进一步推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一些欧洲国家政府通过立法，向公民发放奴隶探险特许状并对奴隶贸易征税，跨越国际和国内边界的奴隶贸易都被合法化了。从1514年到1866年总计36106次航行中，大约有2133万名非洲奴隶从非洲上船，大约有1066.5万人活着抵达美洲，将近1000万名奴隶在运输过程中死亡。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不仅给被强迫劫掠到其他地区的黑人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苦难，而且也造成了近代以来欧美国家种族主义思想长期流行。

－摘编自龚刃韧《论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废除及其原因》

材料二   1834年，阿尔及利亚被法国武装占领，被强行宣布为“法国属地”。此后，在阿尔及利亚逐渐形成一种半封建、殖民地的经济结构。以法国人为主的欧洲人在阿尔及利亚的主要经济部门中占统治地位。法国殖民者利用强占的土地，吸引大量法国移民移居阿尔及利亚。法国除出售部分土地给法国移民外，还把土地转让给法国的大公司和投机商人等，建立了众多的大领地和种植园。在法国统治下，阿尔及利亚的农业开始朝着宗主国所需要的专业化方向发展，葡萄和蔬菜成为阿尔及利亚最主要的两项农作物。所产葡萄被销往法国，制成葡萄酒后再销往世界。1851年，法国把两国关税统一起来。20世纪初，法国征服了阿尔及利亚的全部国土，至此阿尔及利亚被法国完全纳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摘编自彭树智主编《阿拉伯国家简史》等

材料三   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国已成为国际对非洲投资增速最快的国家，中国在非洲投资兴业的中资企业从400多家增至3000多家创造了数十万个就业岗位。从2000年开始，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就曾承诺为中国国内外的非洲教育提供资金和支持。据统计，2012年到2016年的五年间，非洲来华的留学生总数为61594人，在各大洲来华留学生中增长最快，同比增长23.7％。中国还派出大量医疗人员赴非洲国家援助。同时，中国还有大量维和官兵参与维和行动并在重大国际事务中为非洲国家仗义执言。

－摘编自朱瑞君、关伟娜《数据看中非：“非”一般合作》等

材料一   中国古代政府历来重视社会救济。汉朝建立常平仓制度，积谷备仓，调节粮价。隋文帝置仓积谷，预防荒年，还鼓励民间自置公共粮仓“义仓”，令各州百姓在收获时按贫富分三等出粮，于当地造仓积蓄。官仓救大灾，义仓防小灾。宋朝以来，宗族内部的救助活动逐渐兴起。宗族通过设立义田、义学、义宅、义冢等族产，在衣食、住行、婚娶、蒙养、丧葬等方面资助族中贫困者。北宋范仲淹在族内创设义田，赈济族人，影响深远。明清时期，慈善组织开始兴起，出现了善堂、善会等慈善机构。

——《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材料二   工业革命后，面对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推行社会保障制度，以使贫困人群和由于各种原因丧失劳动力的人得到最低的社会保障。经历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恐慌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击，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到上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建立了所谓“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