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恢复是中国打破遏制、走向世界舞台的重要一步。这表明，世界各国已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已经进入了国际社会，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大大提高，在国际社会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为日后中国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地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奠定了政治基础。重返联合国后，中国一直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积极致力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推动联合国改革，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

——摘编自高秀清《在中国重返联合国历程中美日等国所实施的阻挠策略浅议》等

材料二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将坚定以维护核心利益为使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同时积极发展伙伴关系，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同各国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使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广，新朋友越来越多，老朋友越来越铁。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贡献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充分发挥了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新的重大贡献。

——摘编自高杨《书写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篇章》

材料一   印度独立后追求民族自主性，成为一个市场封闭的国家，片面强调重工业的战略引发粮食危机、财政赤字居高不下以及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他们认为，其经济困难和危机的症结就在于国家干预过多，国有成分太高。因此，1980年以后逐渐实行经济自由化，对原有的混合经济体制进行大幅度改革，具体包括：扩充私营企业的经营领域，放松对垄断财团的控制；改善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实行部分国营企业的私有化；减少财政开支，精简政府机构，改革税收体制，降低财政赤字；改善投资环境，大力吸引外资；降低关税税率，对出口加工区和出口企业给予特殊优惠等。这些改革推动了印度经济发展，但印度缺乏有力、稳定的中央政府，政治领袖们一直没能克服党派利益的局限性，政治的不稳定影响了经济改革进程。

——摘编自孙培钧、华碧云《印度的经济改革：成就、问题与展望》

材料二   表1   1980—1999年中国与印度GDP年均增长率比较

表2   1999年中国与印度主要经济指标对比

——摘编自小岛真《印度经济改革的成果与课题——与中国之比较》

材料一   巴黎无产阶级深刻认识到资产阶级议会在运行中已日益蜕化成资产者、官僚进行权力争夺和瓜分财富的场所。在巴黎公社成立后，巴黎无产阶级彻底抛弃了虚伪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致力于建设一个具有无产阶级民主形式的政治机构。在进行政治制度建构时，巴黎无产阶级认识到立法权与行政权分立的设计只是资产阶级分割国家权力的理由，主张在无产阶级政权里所有权力归之于人民，故认为应由人民统一掌握立法权能和行政权能。

——摘编自胡剑《巴黎公社的制度建构及其当今镜鉴》

材料二   巴黎公社于1871年4月16日下令对被厂主停工的工厂进行登记，并制定计划：“把这些工厂的原有工人联合成合作社以开工生产，同时还要把这些合作社组成一个大的联社。”公社委员会认识到社会生产力是进行一切革命事业和建设工作的基础，指出应着重组织一切可以组织起来的生产资源。巴黎无产阶级已经开始理性思考如何对待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生产资料这一问题，对社会生产资料进行登记并合理利用。在社会生产资料的运用和治理上，公社委员会开始采用计划指导、计划指令的方式对经济生产进行干预，开始对原先分散的社会生产部门有计划地组织，意图克服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上的无序状态。

——摘编自曾文正《论巴黎公社管理制的特点、内容和意义》

材料一   公元723年，日本政府颁布《三世一身法》，鼓励土地开垦。公元743年，政府又制定了《垦田永年私财法》，允许新开垦的土地私有化。在这些政策的保护下，那些有实力的贵族和寺庙神社纷纷扩大私有土地，购买农民的土地或雇佣农民及流浪者进行耕种，这样就形成了日本的早期庄园。在庄园发展过程中，为了争夺农业资源及保护庄园利益，庄园与庄园之间经常产生摩擦和纠纷，甚至发生武斗。在初始阶段，参与武斗的往往是庄园里的农民，但由于常常耽误农活和农时，且战斗力低下，于是庄园主便选拔勇敢强壮的农民专门负责保护庄园，这些人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专门进行军事训练和战斗，他们就成为日本最早的武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的早期武士不同于国家的军队和士兵，他们是具有私人性质的、为保护庄园利益服务的、忠于庄园主的私人武装。

——摘编自张如意主编《日本历史》

材料二   进入11世纪后，伴随着耕地不断得到开发，领主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并加强对农民的统治，纷纷加强庄园的武装力量。武士规模不断扩大，实力也在不断增强，这些领主一般以开发地命名，在本族或上层农民中纠集“郎党”，从而形成了早期的武士集团，这些领主自然也就成为武士集团的领袖。由于许多领主同时兼任着地方的郡守或多长，因此，武士集团不但担当着保卫庄园的任务，同时还是地方的重要武装力量。这些地方上的武士集团分别隶属于中央的某个大贵族或大寺院，于是在日本就形成了几个全国性的大武士集团，直接参与或影响到中央的政治。

——摘编自张如意《论日本武家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材料   中国茶是作为一种神奇的“药用饮品”进入英国社会的。到1650年，饮茶风气开始传到英国咖啡馆。中国茶在英国立足后，1660年开始进入茶文化的本土化发展轨道。真正把喝茶习惯带到英国的是查理二世的妻子凯瑟琳王后。这位出身于葡萄牙的公主尤其爱好中国的功夫茶，认为饮茶不仅能提神，还能保持苗条身材，她的陪嫁就包括中国的红茶和精美茶具。王后的饮茶嗜好必然引起贵族们争相效仿，对茶文化推广起到表率作用。从1689年开始，英国直接从中国购买茶叶，是世界上茶叶进口和人均消费最多的国家。茶叶在进入英伦岛屿200年后开始流行于普通家庭，饮茶之风席卷整个英国。欧洲殖民者又将饮茶习俗传入美洲的美国、加拿大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等殖民地。到19世纪，中国茶叶的传播几乎遍及全球。

——摘编自赵淑萍、邵小红《中茶西渐——西方文化里的茶事》

材料一   1961年，法国总统戴高乐指出：不能无视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的存在。毛泽东对戴高乐与中国建交的提议给予积极回应。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同时发表建交联合公报，法国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这推动了西方国家在70年代的对华建交高潮。1975年5月，邓小平应邀访问法国，这是新中国领导人首次出访西方大国。1978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经济代表团访问西欧五国，首站便是法国。这次出访对促进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作用不容低估。中国吸引外资和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在亚洲始于日本，在欧洲则始于法国。1980年10月、1983年5月，德斯坦、密特朗总统先后访华，推动两国“顺应世界潮流进入技术与进步的新时代”，中法贸易额由1981年的不到7亿美元升至1989年的近20亿美元。

——摘编自孙海潮《中法关系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

材料二   戴高乐时期法国与美国的矛盾与争执，是整个冷战期间西方联盟内部最为引人注目的。戴高乐上台后，一改之前全面追随美国的“联盟政策”，强调将实现法国政策独立与行动自由作为长期战略目标。在他的领导下，法国退出北约组织，构建独立核力量；积极推动西欧一体化，实现与苏联、中国关系正常化；反对美元霸权，抵制美国经济渗透。但矛盾与争执只是法美关系的一面，另一面则是合作与共识。即使在矛盾重重时，法美两国的合作从未停止过。在共同抵御苏联威胁、维护欧洲安全等问题上的一致性，促使两国在矛盾中留有余地，在冲突中保持克制，共同维护西方联盟的统一。因此，把握好分歧与合作相互交织这一特点，有助于更全面、准确地理解这一时期的法美关系。

——摘编自张媛媛《论戴高乐时期法美关系的两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