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至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西汉已建国近百年，处于蓬勃发展、大有作为的时期，国内真正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各个区域之间的交流与日俱增。与城外国家之间也开展了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人们的眼界大为开阔，民族自信心、白豪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司马迁选用春秋战国以后的各种传说，不仅给古今帝王排了一个纵的世系，而且给各民族排了一个横的血脉网络。中原各诸侯国便都是黄帝的后代。不仅如此，连一向被视为戎狄蛮夷的秦、楚、吴、越等国，司马迁也为他们排列出了与黄帝的血缘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为各少数民族立传，……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赞扬南越王赵佗能和辑岭南百越地区的各个民族，成为汉王朝的南方屏障。他对汉武帝发动的伐大宛、伐东越、伐南越、伐朝鲜、通西南夷等掠夺性的战争都深为不满，他也谴责了勾奴统治者对汉族人民的侵扰。

——摘自吕伯涛《浅议司马迁的民族观》

材料二   从明代开始，中央王朝在西南地方民族地区陆续推行改土归流。由于土司制度的性质，无论是中央王朝执行权力还是土司履行义务，都是通过土司阶层来落实的，而改流的内涵即为改土司统治为流官治理。改流后，曾经的土司区武陵山区（湖北、湖南、重庆的交界地区）对外道路体系迅速扩张，以“川湖大道”“澧沅水道”“黔湖通道”等为主干的道路网络体系在短时期内形成，“自改土而后，拔荆斩棘，行李往来，逐为三省之要区，四冲之捷径”：迅速成为全国桐油、茶油、蜂蜜、漆、木蜡、朱砂、水银、各种药材等的重要产区；各地官学、义学、私整迅猛发展，“人知向学，富家以诗书为恒业，穷苦子弟争自灌磨，亦不以贫废读。”在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士知向学，弦诵不绝，生聚教训，尚取古法。兼之舟楫可通，商旅所集，风景犹类中州，近日人文振起，彬彬礼乐之乡”。

——摘编自莫代山《改土归流对中华民族发展的贡献》

材料一：明代成都的蜀锦生产虽名传天下，但仅存于蜀王府而“闾阎不存”。而且蜀锦“不可以衣服，仅充茵褥之用，只王宫可，非民间所宜也”，因而产量肯定不多。保宁虽“有丝绫文锦之饶”“其丝绸绫绢既用以自衣被，其余且以货诸他郡，利云厚矣”，但输出量实际并不很大。因而四川民间衣服所用丝织品尚多取之于江南，位于川西金沙江林区的建昌卫，因有大量木材输往江南，故“虽僻远万里，然苏杭种种文绮，吴中贵介未披而彼处先得”。因而明代商人携数千金购苏杭绫罗绸缎运销四川之事颇见于小说。

——摘编自李伯重《明清江南生丝与丝织品的国内外市场及其变化》

材料二：公元6世纪之前，西方人还没有学会养蚕缫丝的技术，只能将从中国运来的生丝进行二次加工。丝绸一直是欧洲贵族、教廷追逐的奢侈品，价格高居不下，因此丝织业是有巨额利润的行业。12世纪中叶，意大利开始自己生产丝绸，并长期占据欧洲丝绸生产的霸主地位。到17世纪晚期，法国逐渐取代了意大利的地位，而路易十四是整个法国丝织业产业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他在位期间，对皇家工坊中丝绸、花边和花毡生产的补助费用达550万里弗尔。政府还鼓励人才引进，特别是意大利的大量技术、设计人才，无论是为金钱，或是实现设计理念和人生目标，纷纷来到法国。1789~1871年，法国丝织业市场萎缩、人才消亡流失、生产设备被破坏，行业遭受巨大破坏。至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彻底将法国丝织业推向了末路。

——摘编自鲁佳亮《17—19世纪法国丝织提花技术及对中国的影响研究》

材料三：2019年1月11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法国HEART&crafts公司共同主办的“新考工记——中法手工之美”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在中法两国政府的支持推动下，HEART&crafts公司将15位法国手工艺大师的160余件精彩作品带到中国，与11位中国不同领域的手工艺大师、非遗传承人的代表性作品同台亮相。双方策展人介绍，展览以中法传统手工艺的当代创新为主线，让观众置身神奇的艺术空间，真切感受从陶瓷到金属、从漆器到玳瑁、从皮影到褶榈、从传拓到印刷、从刺绣到榫卯的历史脚步。

——摘编自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聆听大国工匠的“对话”——中法手工之美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启幕》

材料一   早在汉代，中国政治法律文化就开始对朝鲜半岛产生影响。到了唐帝国时期，已经在东亚和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势力范围，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中华法系。到过中国的西方人，也都盛赞中国文明的优美与进步。13世纪的《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国王治国至公平，境内不见有人为恶，城中安宁，夜不闭户，房屋及层楼满陈宝贵商货于其中，而不虞其有失。”16世纪后半叶，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来访开启了“中学西传”的进程，把作为中国文明本体的儒家学说传播到西方世界，在大革命前夜的欧洲大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摘编自公丕祥《19世纪之前的中外法律交往》

材料二   按照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在各个主权国家的法律制度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但是，在英、法等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之间却不存在平等关系，而是隶属关系，宗主国的最高法院往往是殖民地法院的最高上诉法院。在公法领域，作为西方法治主要原则的人权和宪政从来没有真正移植到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中，在殖民地根本谈不上平等权、普选权。在私法领域，打开贸易壁垒是西方国家关注的焦点。殖民地的法律制度几乎都采取属人主义原则，即对殖民地占领当局实行宗主国的法律，而对殖民地的人民则实行殖民地法或者当地的习惯法、宗教法。

——摘编自朱景文《西方法治模式和中国法治道路》

材料   1886年，从日本舶来的“东洋车”开始出现在北京街头，由于不需要什么技术，大量农民进城拉洋车。调查显示，到1924年时，北京有20%的人的生活离不开人力车。北京本有深厚的行会传统和基础，但人力车夫却长期没有行会。车夫与老板的矛盾都局限在个人层面，没有上升到阶层的层面。当有轨电车开进上海、天津，并开始向北京进发时，遭到“人力车”从业人员的激烈反对。1929年，以人力车夫为主的“旧行业”与电车工会甚至发生暴力冲突。此前人力车夫常被社会视为流痞一类，而这次公开的集体行动、集体反抗，使社会开始正视他们。中国共产党也重新重视起在北京人力车夫中的组织动员工作，不久就大见成效。

——摘编自雷颐《北京人力车夫与中国现代性转型》

材料一   罗马帝国后期用以调整市民与非市民之间，以及不同国籍和无国籍人之间关系的法律被称为万民法。在有的法学著作中，万民法兼具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的性质。公元3世纪左右，罗马帝国的民事流转关系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奴隶主统治集团对商品货币有着贪婪的欲望，这都是市民法所不能适应的。根据统治集团的意志，结合罗马人与异邦人、外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法律实践，由罗马外事裁判官在司法活动中逐步制定和发展出名为“万民法”的私法体系。它的发展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吸收了同罗马国家有贸易关系的其他民族的法律规范。万民法因而被罗马法学家称为“各民族共有”的法律。

——摘编自雷昕《浅析国际私法与古罗马万民法的学理关系》

材料二   雍正时期的《恰克图条约》是清朝在《布连斯奇条约》的基础上与俄国签订的一系列条约的汇总。其子约较多，对于处理贸易、边界交往、实施边境管理等具体事务有着较为明确的规定。以下为其中部分条文：

“送文之人俱令由恰克图一路行走。如果实有紧要事件，准其酌量抄道行走。”

“凡边界附近打猎，因图便宜，在他人之处偷打，除将其物入官外，亦治其罪……”

“设立边界头目，凡事务须乘公办理，速行完结；如怀私推诿贪渎等情，各按本国刑律治罪。”

“两地奉差大小使臣，因公事到边时，说明因何事前来，系何等人在边候信，听候迎接。”

“俄使请造庙宇（东正教教堂），中国办理俄事大臣等帮助于俄馆盖庙。”

——据马长泉《康熙、雍正两朝中俄划界原则探析——以<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为中心》整理

材料三   二战结束后，《联合国宪章》中的集体安全制度有了明显的进展。《联合国宪章》以普遍禁止使用武力为原则，使一切武装干涉、进攻、占领或武力封锁以及以此相威胁的行为，都成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这一规定对国家的国际责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由于科学技术以及交通和通信的巨大进步，各种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性的科学、技术及行政机构有增无减，这为国际法的实施提供了保障。国际法院的设立及其运作在二战后有了明显的发展。二战后还出现了许多国际法的新分支，如国际经济法、国际人权法、国际环境法、国际组织法、国际发展法、国际能源法、国际刑法等。

——摘编自程晓霞、余民才《国际法》等

材料一

马克思说，产业革命“使一种和机器生产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而“大工业工人的不断过剩”大大促进了国外移民并且把外国变成殖民地，使之成为宗主国的原料产地。

——摘编自王苏颖《从殖民地概念的发展看当代殖民体系》

材料二

殖民主义是非洲绝大多数地区、南亚与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以及太平洋地区在1870—1945年所经历的并具有过渡性的发展状况。从历史上看，欧洲的海外扩张和帝国主义的蔓延、渗透将产生三种直接的结果。这就是由白人垦殖者所推行的殖民化，某些不同类型的无形控制以及殖民主义。在殖民体系状况下，一个附属国完全被殖民帝国家所控制。它的政府为宗主国派遣的官员掌握：它的社会、法律、教育、文化甚至宗教生活，均为外国统治者所操纵，其经济结构也是为了服务欧洲资本主义的需要而存在的。

——摘编自高岱《“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考释》

材料三

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使印度人民陷入了殖民奴役的深沉苦难之中，英国在印度的殖民侵略和统治，带给印度人民更多的是灾难，但同时也造就了印度社会结构的基本框架。伴随着苦难，印度传统的自然经济受到重大冲击，市场经济得到了发育，印度形成了民族市场经济的雏形，传统的王公统治和地方割据状态被彻底打破，代之以议会民主制度和联邦制的统一。

——摘编自郑豪杰《试述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

材料一   《汉谟拉比法典》对贷款利率有如下规定：①商人若以谷物放贷，每1库鲁（180卡，约合121公升）谷物可收取60卡谷物为利息；②若以白银放贷，每1舍客勒（约合11.25克）白银可收取1/6舍客勒又6塞白银为利息。如果商人违反规定，收取的利息超过了1库鲁谷物允许获得的60卡谷物，或者1舍客勒白银允许获得的1/6舍客勒又6塞白银，则商人应丧失其所贷付之物。

——摘编自【日】板谷敏彦著、王宇新译《世界金融史》

材料二   美国“国民银行法”出现在南北战争期间，1863年2月经国会通过实施。其主旨在于确立联邦注册银行的主导地位，创造一种统一的通货，为低息政府债券提供销路。它正式引入了银行监管的全国性框架和原则，由此开启了银行监管的专业化道路。“国民银行法”赋予通货监理署对国民银行的审批权和监管权，并强调了实际工作重点在监管而不是审批。用现代语言表达，国民银行制度与州立银行制度的一个显著区别是，前者重视“事中监管”，而在审批事务上体现了自由银行的原则，后者则不容易区分“事前监管”与“事中监管”。

——整编自贺力平《世界金融史·从起源到现代体系的形成》等

材料三   1993年12月，在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了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目标，推进综合监管改革的步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1月，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定了“加强金融监管，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主题，提出对我国金融业实行分业监管，将保险业和证券业的监管职责从人行中分离出来。1998年成立保监会，并将人行的证券经营机构监管职能划归证监会。2003年正式成立银监会，人行彻底告别了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集于一身的时代。银行、证券、保险自成系统、条款分割，易造成金融监管存在盲点、重叠和矛盾现象，2013年，经国务院批复，建立由人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加强“一行三会”之间的监管协调。

——摘编自姚遂主编《中国金融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