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古希腊，每个公民既有权利也有义务保护城邦的独立与安全。前594年，雅典执政官梭伦按财产将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并规定了相应的军事义务：富裕的第一、二等级提供骑兵，第三等级提供重装步兵，相对贫困的第四等级提供轻装步兵和在海军中服役。每个公民从20岁开始服兵役，直至60岁。公元前5世纪以后，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以及来自波斯帝国的海上威胁日益严重，雅典开始大力发展海军。第四等级的贫农和雇工，为海军的三列桨舰提供了舵手、瞭望员、桨手等，在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的希波战争中，他们为击退波斯所做出的贡献远大于前三个等级。这提高了他们在城邦内的地位，城邦领导者不得不给予他们更多的政治权利。

——据周雷《古希腊军制变革与城邦政治》

材料二   西魏时期，宇文泰建立了府兵制。唐朝前期实行经过隋朝调整的府兵制。府兵由地方政府取六品以下子孙及平民无职役者点充，拣点之法，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府兵在地方由折冲府统领，平时在家生产，农闲时由折冲府组织习射，并轮流到京城宿卫，战时在皇帝临时任命的将领的指挥下作战。折冲府共600余，其中约有40%设置于关中地区，形成“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之势。府兵宿卫和出征时免除本人课役，但他们要自备武器、甲胄和衣粮等，政府并不提供。战事结束后，将归于朝，兵归于农，以起到“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绝祸乱之萌芽”的效果。

——摘编自吴宗国《说不尽的盛唐——隋唐史二十讲》

材料三   新中国兵役制发展简表(部分)

材料一   中国古代救荒大事年表（部分）

——摘编自邓云特《中国救荒史》

材料二   晚清时期，随着灾荒日趋严重，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与借鉴的防灾救灾思想。郑观应认为生态破坏是灾荒频发的原因之一，他主张广植树木，以树吸水，使农作物“虽值干旱犹不至于速槁”。他还主张广泛设立金融机构办理农业保险，仿效西方保险之制，“损害分担，灾荒无忧”；设立农仓，平抑物价,农民一旦受灾,可及时提供帮助,使其免受盘剥。热衷于慈善的江南绅商经元善重视兴修水利，提出了治河代赈的主张，希望从根本上消除灾源。他还主张救急不如救贫：“工艺院教成一艺，则一身一家永可温饱，况更可以技术教人，功德无限量……此举不但恤贫，且以保富；不仅可变通赈济，亦可变通一切善堂。”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认为交通不发达是阻滞和影响救灾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主张将铁路建设与救灾事宜联系在一起，除此之外，他还提出一些防灾救灾的具体主张，内容包括大力发展实业，尽量增辟富源，以防灾救荒；寻河治水，利航而祛灾；发展农业与植树造林等。

——摘编自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材料一 从8世纪中叶起，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实施博采诸家、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大力倡导并赞助将古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等国的学术典籍译为阿拉伯语。在哈里发的资助和倡导下，在首都巴格达创建了国家级的综合性学术机构“智慧馆”、由翻译局、科学院和图书馆组成。智慧馆以重金延聘了各地不同民族、宗教信仰的近百名著名学者和翻译家，集体从事译述、研究活动，将用重金从各地所搜集的一百多种各学科古籍进行了整理、校勋、译述。他们在对原著直译的基础上，作了大量校勘、注释、质疑、摘要、评论等，发挥了自己新的创见。至阿拔斯王朝前期结束时，古希腊典籍中重要著作都已译成了阿拉伯文，其中有柏拉图的《法律篇》《国家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以及医学、天文学、数学方面的译作。这些著作给阿拉伯世界带来了深刻的启发和迷人的智慧，不仅大大丰富和增长了见识、学问，而且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将阿拉伯人由一神信仰阶段带入了层次更高的理性思辨阶段。

——摘编自潘潇寒《阿拔斯王朝百年翻译运动》

材料二     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深感西方船坚炮利，提出必须“访夷情，译西书”，开近代翻译先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开始筹建京师同文馆译书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等机构从事大规模翻译活动。徐寿1868年在江南制造总局主持译书工作，大多是根据西文的较新版本，由传教士傅雅兰口述，徐寿用适当的汉语表达出来，前后译书17部约280万余字，所印书籍涉及经济、军事、物理、化学、医学等领域。……甲午战争之后，翻译活动迎来新的高潮。随着洋务运动的式微，翻译活动也逐步走向民间，形成了近代晚期新兴的翻译群体。著名的翻译家主要有马建忠、严复等。他们都满怀爱国热情和报国志向，有海外留学或驻外经历，对西方政治、经济、法律等有深入的了解。例如严复提出的“信、雅、达”的标准，确立了翻译作品的真实性、严谨性和可读性。他在所译作品中都有序言，介绍翻译本书的目的，同时对书中旨意进行阐述。如翻译《天演论》中介绍过达尔文的《物种原始》、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翻译《论法的精神》中对旧思想批判尤为突出，倡导“(立宪之国)主人非他，民权是已”的主张。严复的翻译可以说不独是理论学说的介绍，而且是一种“批判的武器”。

——摘编自史日丽《近代翻译活动的时代特征》

材料一 “天人合一”的含义随着历史的变迁而不断变化。春秋时期以前，“天”主要指“天神”，天人关系主要研究人神关系；随后“天”逐渐转变为“自然、天道、天理”，“人”指“人与人、人与社会”；汉代发展成哲学思想体系，贯穿古今文史，至今仍影响着后世言思。“天人合一”理念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彼此相互依存的写照，它反映了人对大自然的一种依赖感与亲和感。

——整理自陈伯海《“天人合一”——兼谈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的贡献》等

材料二 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时期，面对贫困问题日益严重的现状，英国政府在1834年颁布了《新济贫法》。到1867年，英国议会又通过了《城市贫困法》，使得济贫院的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二战结束后，英国政府开始进行建设福利国家。1946年英国着手福利制度建设，先后颁布了《国民保险法》与《国民医疗保健法》，在1948年又颁布了《国民救济法》。这三部法律的正式颁布与实施标志着英国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社会福利法律体系、建成了全面的社会福利制度。

——摘编自陈国强《社会福利制度的演进》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公共卫生领域面临卫生条件落后、疫病大肆流行、医疗设施匮乏， 医务人员短缺等突出问题。1952年1月，美国在朝鲜战场发动细菌战，并向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投掷用于传播病菌的媒介物。1952年3月14日，中央卫生防疫委员会成立，确立了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领导机构，并向广大群众宣传卫生防疫知识。1952年12月，毛泽东为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发出了“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号召。各地积极响应党中央开展卫生防疫运动的号召，相继成立各地方的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以除害灭病，保家卫国为核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

——摘编自郭荣浩、邓茜尹《中国共产党领导爱国卫生运动社会动员的三重考察》

材料一

中国古代每个都城都是规模较大的城市，人口数量庞大，远超地方城市，这是因为都城的建立是为了加强王权及聚合地方资源，历代王朝君王在定都之后，几乎无不使用国家力量，用强制的方式来聚集社会要素和经济要素，使都城得以快速发展。如秦始皇定都咸阳之后，强制性“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隋炀帝修建东都洛阳，“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明朝永乐年间，明廷迁都北京，曾先后两次以国家的力量强制性向北京移民。

——摘编自王立华、何一民《王权—国家力量与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与变迁》

材料二

古典时期雅典的僭主、政治家等也都认识到城市公共设施的重要性，比如露天剧场、体育馆、庙宇等公共建筑。工匠们就用一些“宽敞、漂亮的公共集会地”装饰雅典城，他们的工作包括种植树木，给广场和柏拉图学园修建小路和提供水源以及提供排水和卫生设施。在古典时代雅典的城市规划中，民主的因素也可见于居民区之内的房屋布局中。

——摘编自林雪丽《从古希腊城市规划的演变看政治因素的影响》

材料三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这样描写曼彻斯特的土地占有者：“只要哪里还空得下一个角落，他们就在那里盖起房子；哪里还有一个多余的出口，他们就在那里盖起房子来把它堵住。”这样见缝插针建成的房屋不仅结构混乱，而且采光和通风的不足还会带来恶劣的卫生条件。在利兹，一些工厂主在工厂附近的有限面积内塞入了小规模工人住宅区，包括臭名昭著的背靠背住房。这种住房只有一面墙上有窗户，采光和通风都极差；房屋围合成狭小的中庭和独头的死巷，只在一角设有公共清洗场所和厕所，几乎没有排水、排污及供水设施，因为工厂主认为“将管道引入尽头封死的道路，从经济上考虑是很不划算的”。

——摘编自梁远《近代英国工业城市的空间结构与城市规划（1848—1939）》

材料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城市规划法》开始酝酿出台。1978年，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1980年，国家建委召开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此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随之建立城市规划设计与管理机构。改革开放加快了城市规划编制单位的增加与规划行政管理机构的队伍建设，到1986年年底，全国城市规划队伍发展到了1.5万人。1989年后，中央人民政府着手建立以《城市规划法》为中心的城市规划法规体系，配套法规和相关法律法规相继颁布实施，城市规划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不断出台。

——摘编自任致远《改革开放与城市规划》

材料一   铨选制度是我国古代的官僚选任制度。宋代一方面通过科举等方式广求人材，吸收“新鲜血液”；一方面通过铨选使这支队伍分门别类、上下有序。照宁年间，作为王安石吏治思想的实践，铨试受到了充分的重视。四年十月，重定铨试之制。据马端临说：“旧制荫补初赴选，皆试律暨诗；已仕而无劳绩、举荐及无免试恩，皆试判；(熙宁)更制以后，概试律义、断案、议，后又增试经义。中选者皆得随铨拟注，其入优等者，往往特旨擢，赐进士出身。”于是，荫补人及天下官吏争相诵习法令。

—摘编自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

材料二   虽然北洋政府制定颁布了大量有关考试的法规法令和施行细则，也口口声声说“无论何项文职，均以考试或甄用合格者为进身之正轨”，并下令要求对考试各法规应“切实遵行，不得臆为出入，致滋徇滥”。然终其灭亡，北洋政府也没有制定公布出一个完全以考试为文官任用标准的正式文官任用法。事实上，通过文官考试获得为官资格的人微乎其微，充斥于政府的仍是大量的旧式官吏。现任的前清官僚得以留任或升任自然不在话下，甚至那些早已不在任的前清遗老们竟也被重新任用，“都中各部犹存清代之风光”。因此，民国的官吏是“旧官僚奴根未去，新官僚又大种奴根”，在民主共和制华美的外表下包含着的是封建主义的内核。

—摘编自秦昊扬《民国文官考试制度研究：1912~1949》

材料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国的人事管理工作进入到一个恢复、发展和改革的新阶段。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决议，明确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1982年开始，国家机关进行了机构改革，在实行干部退休制度的同时，大批地选拔中青年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另一重要措施是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对领导职务规定一定的任期和届数，任期满时，根据考核的结果决定升降或连任。针对长期以来干部管理权限过分集中，国家适当下放干部管理权限，把过去管理下两级改为原则上只管下一级，企业和一些文教科卫等事业单位管理权限的下放也逐步跟进。

—摘编自陈振明《国家公务员制度—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新模式》

材料一   唐自建国不久，吸取隋武力统一未果的教训，在贵州“招抚”各少数民族首领内附，谢氏、赵氏、宋氏等大姓纷纷率土内附。在此基础上，对归附各族地区逐步形成了体制比於内地，由中央派流官治理的经制州；仍由当地土酋担任州县长吏，按原有风俗统治的羁縻州；及与中央王朝保持松散臣属贡纳关系的藩国，一共三个政治圈层的行政建置体系。初唐、盛唐时期，经制州范围不断扩大，中唐以后则渐次缩小，不得不将一些原经制州改为羁縻州。

——摘编自何仁仲主编《贵州通史》

材料二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一方面削弱甚至废革土司，增加赋税收入，同时将尚未纳入建制的地方设官管理，扩大流官统治；另一方面开辟苗疆，开通贵州—湖南、贵州—广东的通路，雍正王朝在贵州境内大规模改土归流。到乾隆初年，贵州全省面积17万多平方公里，比明朝时期增加了5.7万平方公里，扩大了约1/3，南迁移民相当一部分来到贵州山区，开垦出了大量耕地，贵州的汉族人口在数量上开始逐渐超过了其他民族人口。

——摘编自王纪鹏《明清时期政府对贵州改土归流策略论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