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朱熹认为：“律历、刑法、天文、地理、军旅、官职之类，都要理会。虽木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识个规模大概。”他经常整理经典，并且将理论内容实践在教育工作中，形成了众多科学思想。朱熹重视对学生的科学教育，他提出：“立学校以教其民，而其为教必始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礼、乐、射、御、书、数之际，使之敬恭。”朱熹强调在进行自然知识学习时，不仅要集中在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更应该升华到人的社会以及道德层面上。他还认为为学需要先穷理，而要穷理则必先读书，这是因为“天理”的精髓和底蕴均蕴藏在圣贤书中。
——摘编自李宏爽《朱熹科学教育思想及其对当代人才培养的启示》
材料二 康有为在中国最早使用科学一词， 梁启超也曾在《格致学沿革考咯》一文中写道：“培根常日格致之学，必当以实验为基础；又曰，一切科学，皆以数学为其根。”首倡近代科学教育的严复提出“凡西士有言，凡学之事，不仅求知未知，求能不能已也。”他要人应用科学方法于事事物物，实在为科学教育之极致。改良主义者们希望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来代替《四书》《五经》等旧知识，他们还主张打破传统教育模式，仿照西方模式在中国建立具有现代形式的学校系统。与此同时，他们还主张改革科举、学以致用，并希望把“西学”列入考试的内容。
——摘编自牛楠《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学科学教育思想研究(1901-1937)》
材料三 邓小平提出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至今仍然是我们党的人才战略和科技战略的指导方针。在邓小平科教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科技成果形成了规模化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了人才保障。
——摘编自王建锋《浅析邓小平科学教育思想》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朱熹、维新派科学教育思想的特点及其背景。(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邓小平科学教育思想的创新之处，并谈谈你对科学教育的认识。
外交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加强对外交往有利于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
材料一 朝贡外交是中国古代王朝特有的一种外交体系……自商周以来，中原王朝都一直认为自己居天人之中，是“天朝上国”，凡要与中原王朝建立关系、展开外交者，必须以朝贡方式进行。到了清朝，造就万邦来朝、八方来仪的盛世，并没有其他帝国那种军事的、经济的功利要求。……中国近代（1840—1919）外交转型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结果，它不是基于晚清社会内部新因素产生与发展的刺激而做出的主动反应，而是晚清政府所做出的被动对策。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发展过程，就是如何处理中国传统外交观念和西方近代外交现念与制度之间关系的过程。尽管晚清外交转型没有能够指导晚清外交奏响胜利的旋律，但在西方近代外交理念与制度的挑战下，在中国形成的近代外交思想还是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这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步入近代化轨道……
——根据李敏《试论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型》等文章改编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外交历程，就是冲破各种阻力走向世界，与各种不同类型国家逐步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形成了1949年、1972年和1992年三次与外国建交的高峰（见如图），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外交开始转型，其核心是由普通外交转变为大国外交，由弱势外交转变为强势外交，由消极被动外交转变为积极主动外交。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朝贡外交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历史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请从1949年、1972年和1992年三次与外国建交的高峰中任选一次，分析形成该次建交高峰的国内外因素，并谈谈你对当今中国的外交转型有何建议。
材料 军功爵制是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秦国军功爵制规定：在军中，爵位高低不同，每顿吃的饭菜甚至都不一样。三级爵有精米一斗、酱半升，菜羹一盘。两级爵位“上造”的只能吃粗米，没有爵位的普通士兵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军功爵是可以传子的，如果父亲战死疆场，他的功劳可以记在儿子头上。一人获得军功，全家都可以受益。根据爵位高低会有相对应的俸禄，秦国以年为单位发放俸禄，主要是粟米，可兑换布匹。有爵位的人违法之后，量刑上也会宽松一些，还可以为家属赎身。
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人“甲士”（敌军的军官）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一级爵位“公士”。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然而，商鞅变法之后的一百多年里，真正被封过侯的不过寥寥十数人而已。并且，军官和士兵战功的计算方法是不同的，士兵可以计个人功劳，军官都要按照集体功劳算。
——摘编自史昊天《商鞅爵制思想渊源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分析秦国的军功爵制有何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述秦国的军功爵制。
材料一：唐太宗在天山南部先后设置了伊州（治今新疆哈密）、西州（治今新疆吐鲁番）、庭州 （治今新疆吉木萨尔北），州之下置有县、乡。州置刺史，县置县令，乡置乡长，里置里正。实行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以及严格的户籍制度。三州的设置斩断了西突厥的右臂和吐蕃的左臂，阻绝其联系。此后，在征服天山北部的西突厥残余势力和天山南麓的龟兹等国时，唐朝在龟兹设立安西都护府，又在新招抚地区设立羁縻州府制度。
——杜文玉《唐朝如何经略西域》
材料二：边区政府建立了盐池县城川蒙古族自治区、曲子县三岔回族自治乡、新正县一区第一、第九回族自治乡等区、乡一级的政权，在这些民族自治区、乡中，让少数民族行使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职权。在政府的帮助下，边区先后成立了“延安回民救国会”、“中国回教救国陕甘宁边区会”“蒙古文化促进会”等团体，开展抗战救国、保卫边区的活动。在优待难民政策下，迁入边区的少数民族群众得到了土地，边区还组织迁移来的蒙、回族同胞组成打盐运盐合作社，给他们发放贷款，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还为他们减免课税。边区政府先后在回族聚居区开办了民族小学，由政府拨款、拨地，并实行免费教育。
——王晋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民族政策与实施》
材料三：“两个共同”提出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民族工作的主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各族人民实现了空前的团结，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强。在新世纪新阶段，只有牢牢把握“两个共同”的民族工作主题，把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上来，凝聚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凝聚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上来，才能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提供不竭的力量之源。
——梁志忠、郭五明《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朝对“三州”治理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朝设置“三州”的作用。(2)根据材料二，评述陕甘宁边区政府对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做出的贡献。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个共同”的内涵，并概述其提出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1950年，中国开始向朝鲜和越南两国提供物资援助，拉开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序幕。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后，随着对外关系的发展，中国对外援助范围从社会主义国家扩展到其他发展中国家。1964年，中国政府宣布以平等互利、不附带条件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1949―1979年，中国政府对外援助（包括军事援助）的财政支出共计483.04亿元，占年均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5%，远高于同期的美苏两国。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
材料二 1979年7月7日，邓小平指出：“应当肯定我们过去援助第三世界是正确的。……具体办法要修改。”此后，中国逐渐压缩对外援助规模，1980—1981年，外援支出仅占我国财政支出的0.6%。1980-1985年，中国累计向联合国系统提供了5031万美元的捐款。1985年，中国加入非洲开发银行，对其进行融资和捐款。1993年开始，由政府部门委托有资质的企业具体执行援外项目，大量援外承建机构通过转制改革转型成为企业，变成市场主体。对外援助政企分开、注重政治与经济双重效应的机制逐步确立。1995年，中国开始对外提供优惠贷款，为受援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急需的生产、建设项目等提供资金支持，这符合国际发展援助的主流。
——摘编自唐丽霞《新中国70年对外援助的实践与经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对外援助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对外援助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自周秦以来，邮驿有不同的称呼。秦朝把“遽”“驲”“置”等不同名目一概统称为“邮”。在秦朝，“邮”负责长途公文书信的传递任务，近距离的用“步传”。在邮传方式上，秦时大都采用接力传送文书的办法，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秦朝还特别重视烽火通信，沿长城内外设烽火台，可以迅速传递边防情报。
——据《汉书·贾山传》等整理
“行命书（诏书）及书署急者，辄行之；不急者，日毕，不敢留。留者以律论之。”“行传书，受书，必书其起及到日月夙暮”。
——秦代《行书律》
材料二 清政府在东北、北部、西北和西南边疆地区，新设了若干邮驿机构，建成稠密的通信邮驿网。到了光绪年间，驿务萧条，据《河西驿日记》记载，河西驿残破不堪：房屋破烂，马棚倒塌，驿夫饥寒交迫，还有不法的官吏，不断进行勒索，造成文报迟延，通信阻塞，邮务不能正常进行。冯桂芬专门写了一篇《裁驿站议》，大声疾呼：“国家以有限之帑（收藏钱财府库）项，既饱县官私囊，复递无足轻重之例信，亦何贵此驿站为乎？”主张取消驿站，改设近代邮政，既利于官，又便于民。在形势的逼迫下，清政府于1896年始办大清邮政官局，中国近代邮政由此诞生。
——摘编自臧嵘《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代驿传系统的特点及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代邮驿系统出现的问题并分析邮传系统急需转型的原因。
材料一 非洲城市化开始于20世纪50—60年代。“1950年非洲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14.4%，为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19世纪60年代非洲城市化迅猛发展，此后20年间，非洲城市人口增长率居世界前列。1970年非洲城市人口达1000万人，是十年前的2倍，而到1980年已达7100万人。在此过程中，不少国家工业化战略促使大批农村居民涌入城市，建立棚户区，占据大量城市土地，使城市建设出现了很多问题。城市人口集中于为数不多但规模较大的城市。最大城市人口规模通常为第二大城市的两倍以上。据统计，加纳首都阿克拉城市人口有39万，而第二大城市库马西人口仅21.8万。非洲各地区、各国之间的城市化进展不一、其城市化发展速度和城市化发展水平均存在较大差异。
——摘编自李晶、车效梅《非洲城市化的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等
材料二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实施，以城市为中心和以中心城市带动区域发展逐渐成为一种共识，强化城市经济功能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1980年，国家在沿海地区设立了四大经济特区，其后又相继在沿海地区设立了14个开放城市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试验田。1985年，对于中国城市发展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中共中央决定全面启动城市改革，重点是改革国有企业，打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战。此后，广大内地城市的改革也全面推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制度创新，使城市充满活力，中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的启动期。
——摘编自何一民《新中国城市历史分期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20世纪50年代以来非洲国家城市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20世纪80年代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 中国古代法律最早成文于春秋时期，确立于秦，成熟于隋唐，形成了中华法系。元朝对唐宋法律整体上弃而不用，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广泛援引唐律。明朝以唐律为蓝本制定《大明律》，在司法实践中又特别重视“例”，曾数次重修《问刑条例》，而最后一次重修采取“律为正文，例为附注”的形式，开创了律例合编的体例，时人称之为“《大明律例》，一部礼经。礼法立教，出礼入刑。人知守礼，自不非为。非为不作，刑法何拘？”清朝法律延袭《大明律》，同样非常重视“例”，制定了《大清律例》。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13世纪，英国通过《大宪章》，确立了法律至上和王权有限的原则。光荣革命后，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法律体系更加完善。美国等很多国家在学习英国法律基础上制定了本国法律，构成了“英美法系”。1804年，拿破仑签署法令，颁布了《法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继承了罗马法传统，很快推广到欧洲各地，形成了“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有以下共性：法律由代表人民行使权利的议会制定，行政机构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行使行政权，法院根据法律独立掌握司法权，司法实践中坚持程序公正和无罪推定。
——摘编自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卷》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华法系确立的标志。(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欧洲近代法律体系与中华法系的不同之处。
材料一 公元前11世纪下半叶，周公东征胜利后，在广阔的征服地域内分封其亲属子弟，拓殖建“城”，“国人”居于城内，“野人”居于城外，他们都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国人政治身份高于野人，西周时期的“国”指天子诸侯之都城，其建设有一套理想化的标准模式。都城必置宗庙，立社稷，建高墙，是国家的象征，秦以后两千多年都城的修建往往继承了这种规划传统。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公元前8世纪，希腊城邦兴起，为数众多的城邦一般都建在高地或山丘上，建有城墙等防御设施。城邦大多建立了大规模的神庙，是城邦的宗教中心，城市的中心广场即市政广场是城邦社会与政治活动中心。在许多城邦，人民凭着对土地的拥有权而获得公民权，可以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的讨论和执行。城邦一般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周围有大片的农村地区，这是城邦的主要经济基础。
——摘编自黄洋等主编《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西周时期的都城和古希腊城邦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希腊城邦兴起的历史条件。
材料一 春秋时期民族关系不是强调血统与种族之差异，而是以文化礼仪作为华夷区分的标准，实际上反映了华夏文明的发展中融合了众多其他种族或部族。如秦，本为西戎，最终统一六国，建立我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此后，“华夷观”逐步形成一套中国化的民族思想：强调四周民族与华夏的不同，凡文化习俗不同者，皆目为夷狄。第二、夷夏之防。游牧民族进入中原，既威胁中原王朝的统治，也会给中原农耕经济造成破坏。因此防止少数民族冲击中原便成为历代处理民族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第三，用夏变夷。统治者将经济文化上的先进落后关系指称为文化上的尊卑关系，把少数民族内附称为“归化”或“内化”。
——摘编自霍维洮、马艾《经济、文化、制度三维向度中的古代多元一体民族关系格局》
材料二 在近代中国，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政治精英将西方经典民族形成理论中国化，提出“保国保种”“爱国爱种”的思想意识。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宣布“五族共和”，在民族与国家关系上，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后来孙中山制定了22行省外加内外蒙古、西藏、青海联合建国方案；中共制定了由“民族自决”“联邦制”发展到“民族区域自治”的建国方案。在中国各民族的前途问题上，孙中山提出过“振兴中华”的目标；中共制定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中华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是中共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上述民族政策，致力于维护国家和中华民族整体性的意图充分显现，中华民族独立和建立主权国家伴随着中华民族“自觉”的历史进程。
——摘编自赵刚《民族政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华夷观”民族关系思想的积极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中所呈现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