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王朝成功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边疆政策。汉初郡国并行，此后在郡国之上设刺史部，监察地方，再后演变咸行政区划一州。汉朝对边疆地区大约有三种辖治方式：一是设郡县直接管理；二是设属国间接管理又后改为都县者：三是设都护、中郎将、校尉等对西域各部、匈奴和羌、乌桓、鲜卑各部进行管理。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二 北宋榷场贸易货物在“澶渊之盟”前，从宋输出的有香药、犀角、象牙及茶，……“澶渊之盟”后，“凡官鬻物如旧，而增缯帛、漆器、粳糯”等。……大量茶叶的北运，极大地满足了各族人民的生活需要。铜、锡输入辽以后，大大促进了草原地区的广泛开发。加速了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力的发展。
——摘编自陈宏茂《试论宋辽间的榷场贸易》
材料三 长期以来，中原王朝在西南各民族聚居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土司又称土官，指由当地民族首领世袭担任的宣慰司、知府、知州等职务。虽然土司承袭在形式上必须经过中央批准，并承担缴纳赋税、出兵助战等义务，但还是具有一定的割据性。自雍正时起，清政府在西南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政策，逐步取消土司世袭制度，任命有任期、可调动的流官，随之进行清查户口、丈量土地、核实赋税等工作。改土归流，强化了清政府对西南地方各民族的管理，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摘自《中外历史纲要（上）》第79页《历史纵横》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朝边疆治理的主要特点。(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述北宋榷场贸易的主要影响。
(3)根据材料三和所学知识，简述实施改土归流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从商周时期的官文书到汉唐时期的官报，官方一元化的信息主导传播方式源远流长。宋代官方报纸(邸报)的发布受到严格控制，当时还实行对报纸的“定本”审查制度，报纸检查制度逐步形成，消息的报道有严格规定和一定程序，许多章奏不能在邸报上发表。明末，中国新闻史上出现了最早的合法的非官方报纸——京报，就其操作工序而言，最多只是官文书邸钞的翻版，实为官报的附庸。朝廷不允许民间独立办报，一般民众和士人不能在报上表达自己的思想，更不能发表自己撰写的政论性文章。
——摘编自杨师群《中国新闻传播史》
材料二 下表近代中国报刊创办概况 (部分)
| 报刊名称 | 创办者 | 栏目 | 宗旨 |
| 《中外纪闻》 | 康有为 | 上谕、外电、译报、各报选录、评论、时评等 | 开通风气， 广联人才， 为变法先声 |
| 《国闻报》 | 夏曾佑、严复等 | 上谕、外电、论说、内外新闻等 | 通上下之情， 通中外之故 |
| 《时务报》 | 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 | 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 | 宣传变法维新， 救亡图存 |
| 《渝报》 | 宋育仁等 | 辕门抄、上谕、奏折、论文、国内外新闻、译文、物价表等 | 广见闻，开风气 |
| 《湘学报》 | 唐才常、谭嗣同等 | 史学、掌故(时务)、舆论、算学、商学、交涉、各报近事节要等 | 倡新学，开民智、育人才、图富强 |
| 《蜀报》 | 蒲殿俊等 | 谕旨、论说、奏议、批评、纪事、文汇、译丛、附篇 | 一以监督行政， 促进宪政之成立：一以指导社会，鼓铸宪政之精神 |
| 《新青年》 | 陈独秀 | 国外大事记、国内大事记、通信等 | 传播新知识， 塑造新青年 |
——据姚琦《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与百年社会变迁》整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报刊业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国人自办近代报刊的核心内容及意义。
(3)综上并结合所学知识，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为进一步研究近代中国报刊业发展的全貌提供一个研究视角，并说明理由。
材料一
图1是甘肃省博物馆馆藏唐代蓝地翼马纹织锦残片：图2是2020年杭州“丝绸之路周”形象徽标。
图1 图2
——摘编自王菊《甘肃省博物馆藏唐代“蓝地翼马纹锦”的保护修复》等
材料二 古希腊人以其神话中的马神为原型，塑造了生有双翼的飞马形象。古希腊陶器上的飞马与丝绸相遇，翼马纹逐渐成为两汉至隋唐时期较为广泛的织锦纹样。从地中海沿岸到中国新疆、青海、甘肃等地，考古学家挖掘出许多织有飞马纹样的纹理细腻、图样精美的织锦实物。在中国丝绸博物馆、法国里昂纺织博物馆和日本奈良法隆寺也有飞马织锦藏品。这一艺术形象出现在不同时空，寄寓着人们朴素天真的想象以及对自由、速度和力量的渴望。2020年，中国丝绸博物馆发起国际人文交流活动——“丝绸之路周”，翼马纹飞马形象成为此次交流活动的徽标。
——摘编自李启正《丝绸文化承载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翼马纹织锦物的特点并分析其流行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丝绸之路周”徽标进行解读。
材料一 泉州市处于福建省东南沿海，晋江下游的北岸，有“三湾十二支港”之称。古代泉州港经过历代对内河航道的大规模整治，到宋元时期已经形成了一个畅通的交通网，拥有了极广阔的经济腹地。泉州自古以来就广泛种植水稻、甘蔗、茶叶、桑麻、水果等亚热带作物，这就为泉州海外贸易提供了充足的货源。宋元时期，泉州海外贸易蓬勃兴起，成为支撑泉州乃至福建经济的重要产业。在海外市场需求扩大的刺激下，泉州的制瓷业呈现出专门供应外销的特点。为了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数量，窑工们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如大量使用当时先进的“支圈覆烧法”等，以适应外销要求。受海外贸易浪潮的冲击，人们的思想观念得到了更新，“男耕女织”的传统自然经济劳作模式在海外贸易的厚利诱惑下不得不改弦更张。繁华的泉州港吸引大量外国人来这里经商、定居，当时世界的几大宗教伊斯兰教、景教、印度教、基督教相继传入。
——摘编自刘新慧《海外贸易与宋元泉州社会》
材料二 从元朝末年到明清时期，泉州港由盛转衰。明清政府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对海上贸易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宋元时期的合法海上贸易活动变为非法，闽南地区的走私和海盗活动一度十分猖獗。1567年“隆庆开海”，闽南地区的贸易中心转向曾经边缘化的漳州，清代之后转向厦门。泉州港辉煌的时代就此结束，而继之而起的漳州和厦门至今也未能达到泉州曾到达到过的高度。
——摘编自朱嘉仑《论宋元时期泉州港的兴起与衰落》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元时期泉州港崛起的条件，并结合所学分析泉州海外贸易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元朝末年到明清时期泉州港衰落的原因，并谈谈你从中得到的启示。
材料一 共和国治理惯性在罗马帝国时期并未消失。在公元2世纪时，罗马帝国中央与行省的高级官员总共为150人到200人左右，即使到了3世纪早期，这一人数也才达到350人左右。绝大部分帝国地方的行政工作，罗马人都交给了自己的地方代理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官员、议事会和公民大会，决定有关城市的一般事务，包括授予公民权、财政、税收、司法、宗教崇拜、建筑工程等一系列与城市直接相关的问题。只有在城市觉得自己无力解决时，才会求之于总督。在司法问题上，只有涉及金额超过一定限度，或者事关公民的生命时，才会上诉到总督或者皇帝那里。”在城邦众多的帝国东部，本地的市政自治机构仍然被继续维持下去。在城市比较稀薄的西部，统治者则默许本地的部落贵族按照自己的标准建立政治结构，并将周围的土地与社群分配给这些贵族。英国史学家芬纳说“帝国的官员只是附加到遍布帝国的自治共同体之上的上层结构”。
——摘编自（意）弗朗切斯科·德·马尔蒂诺《罗马政制史》
材料二 两汉时期，特别是汉武帝时期以来，封国势力和豪强势力不断遭受打击和削弱，王朝的统治标准逐渐渗透到帝国每一个角落，所谓“六合同风，九州共贯"虽有夸张之处，但始终是汉朝诸帝追求的政治目标，地方官吏如果擅自更改或假传中央命令，可能面临最高死刑的惩罚。西汉王朝强盛时期，郡一级行政单位的数量为103，下辖县一级行政单位的数量为1587，至东汉时期，县一级行政单位的数量仍然有1180。县以下，“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三老地位较高，通过榜样示范和宣讲宗法伦理使得统治者意图自然而然地传到基层民众的圈子里，从而达到控制乡里人心的目的。据统计，两汉时期，中央加郡县官员数量竟高达到13万到15万之间。
——摘编自周长山《汉代地方政治史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罗马帝国地方治理的特点及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朝地方治理不同于罗马帝国地方治理之处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进入战国后，诸侯国君逐渐演变为集权专制君主，实行官僚制度。这套制度的基本内容是：其一，在官吏任免方面，突破“亲贵合一”“世卿世禄”的旧制。选拔官吏，或因军功，或由荐举、游说，或择自侍从养士。被任命的官吏多非贵族，“官无常任”，不得世袭。其二，以玺印符节作为官吏权力的象征和凭据。国君任命官吏时授予玺印，免职辞官时回收玺印。将帅统兵发兵，也须持有兵符。派遣使臣，则用国君授予的“节”，国君颁赐给官吏玺印符节，赋予官吏行使行政、军事、司法诸权以合法性。其三，严格实行官吏岁终“上计”。每年地方官须向国君呈报财政预算。国君采用合券制，年终稽查两片符券所载数目的盈亏。盈者升官受赏，亏者降职问罪，以督促官吏尽责尽力。其四，推广俸禄制。发放数额，依官职高低而有等差。俸禄取代封色，国君可随时任免或调动官吏。
——李治安《中国古代官僚政治）
(1)概括战国时期官僚制度的特点，结合所学分析官僚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材料二 秦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这里的“监”是“掌监郡”的“监御史”。它隶属于御史大夫，代表皇帝监察地方官吏，使地方官不敢欺骗和违抗中央。汉初，郡国并行，各郡没有设置监御史这个官职，但中央派人监察地方的作法继承下来。到汉武帝时，在全国置十三州部，每州派刺史一人。刺史对上受中央御史中丞直接管辖，对下主要监察郡守和强宗豪右，从其“周行郡国”可以看出，诸侯王也在督察之列。刺史以六条问事，形成“秩卑”“任重”的局面。作为中央派出的监察官，虽不是地方官，由于能控制地方长官，因而极易越权。随着东汉后期阶级矛盾尖锐，刺史（州牧）的秩位提高、权限扩大，刺史可以督察辖区内一切朝廷命官，有选举、劾奏之权，有权干预地方行政，又拥有领兵之权，事实上演变为地方的高级行政长官。有的州牧、刺史甚至权位父子相袭，实际上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
——摘编自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秦汉地方治理体系的变化，并分析变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