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亚历山大二世即位来，即意识到司法体制变革的基础与改革农奴制的基础类似，不仅有合理的根源和“历史必要性”，而且合乎人道主义。在其推动下1857年到1861年开始了司法改革的准备工作。1862年，司法官谢·扎鲁德尼领导许多有知识和才能的法律学家参照欧洲的法律体系制定出法律制度和诉讼程序的改革方案，并向司法机关、大学及国外法学家征求意见。1864年11月由亚历山大二世批准并颁布了《司法条例》《法院侦查员条例》《民事诉讼条例》等法律，并逐步开始根据这些法律文件对俄国司法体制进行改革。改革使司法和行政相对分离，法院独立于行政机构，公民获得了“参政权、自由权和协政权”。当然，这些权利是有限的，司法改革不能允许政治权利和其他“参与到权力中”，但这是潜在承认未来政治权利的决定性一步，不过“自由权和协政权”可以通过新法院来具体充分地保障。
——摘编自王海军《西方法治在近代俄国的境遇—以1864年司法改革的法治目标为考查对象》
(1)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俄国司法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俄国司法改革。
材料一 中国古代部分粮食安全观摘录
| 内容 | 出处 |
| “国家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 | 《礼记·王制》 |
| “粟者，王之本事也”“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 | 《管子·治国》 |
| “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 | 《汉书·食货志》 |
| “蓄积藏于民为上，藏于官次之，积而不发者又其最次。” | 《救荒活民书》（南宋） |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主管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高度重视粮食工作。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提出“发展农业是保证工业发展和全部经济计划完成的基本条件”。“改善生活，吃还是第一位”“吃的方面，先粮食后副食品”“粮食工作极为重要，它决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经济工作，而且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工作”。60年代初，他又提出“在粮食问题上，应该有这样的目标：一是要过得下去，二是不依靠外国”。这一系列有关粮食安全的思想，对于今天保障粮食安全、提高粮食安全治理能力仍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摘编自赵纪萍《陈云的粮食安全思想和主张》
材料三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粮食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根基，提出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为核心战略思想的新时代粮食安全观。
——摘自毛长喜《新时代粮食安全观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粮食安全观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古代相比，新中国粮食安全观的新发展并分析其原因。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新时代粮食安全观。
“门罗主义”的演变
1823 年，门罗总统发表宣言，宣扬“美洲事务是美洲人的事务”，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欧洲同样不得干预美洲事务，即“门罗主义”。
1890年，哈里森总统组织召开泛美会议，企图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泛美联盟，打着美洲联合的旗号，频频干预拉美地区事务。
1898 年，借口“缅因号”爆炸事件发动了与西班牙的战争，获得了西班牙在拉美地区的殖民地，美国从此走向了对外扩张之路。
1902 年，西奥多·罗斯福提出了著名的“大棒政策”，就是以实力为核心、以武力干预为手段、以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美洲体系为目标。
1903年， 策动哥伦比亚巴拿马省独立， 占领巴拿马运河区； 1906-1920 年间， 四次武装干涉古巴。
1903 年，塔夫脱总统鼓吹“金元外交”，“以美元代替枪弹”对拉美进行资本渗透，进一步排挤欧洲国家在拉美的经济势力。以尼加拉瓜为例，美国政府与民间资本大量涌入，控制了当地许多自然资源与铁路。1911 年，美国政府干涉尼加拉瓜财政部改组，彻底控制了该国铁路。
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提出，“在世界政治的领域里，我将使本国遵循睦邻政策”“决心尊重自己，因而也尊重邻国的权利”。
1934 年，美国策动谋杀尼加拉瓜民族英雄桑地诺将军；1935 年，参与镇压巴西民族解放运动；1937 年，在巴西制造法西斯政变；1954 年，策动武装叛乱，推翻了危地马拉阿本斯民主政权，从而使“睦邻政策”彻底破产。
——据李永龙《“门罗主义”发展演变探析》等
“门罗主义”“大棒政策”“金元外交”和“睦邻政策”，体现了美国对拉美政策的演变。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评析这一演变中的“变”与“不变”。材料 从周代至战国，教化可谓政教风化和德育的代名词，是一种引导个体身心摆脱原始状态，达至“仁义”“礼”“智”的境界。就传统儒家而言，教化并不是反对法律，而是倡导“德先刑后”“德本刑末”的教化手段。传统教化思想在整个封建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成就与其严密的教化网络和运行机制密切相关，这种立体网络系统既包括各级各类组织化的学校系统，也包括了乡约、族法、家规、祭祀礼仪、蒙学等自发的社会教化系统。……在古代众多教化榜样中，有三类是人们效仿的对象：一是圣人，即“百世之师”。二是明君，即最高统治者的率先垂范。三是名臣和名士。此外，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背景下，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就成为人们的理念追求，而社会和文化精英扮演了规则发现者、表述者和践履者的角色……也是一般所谓教化向更普遍范围的人群示行、推广规则的基点。
——摘编自雷月荣、程红艳《传承与融合：论中国传统教化及其当代德育价值》
(1)根据材料，指出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教化的特点。(2)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中国古代传统教化。
材料一 由于受时代的局限，孙中山所表达的种种理想不无认识上的偏颇，如他发展海洋实业的思想仍受到当时西方海权论的影响，对海洋经济的认识多集中在港口、航运、造船等很狭窄的方面，具体设计也不尽合乎国情，而且他争取中华海权的努力由于旧中国的黑暗与腐朽并没有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取得圆满的结局，但他对近代中国海权沦丧的深刻认识和对国人提高海权意识的宣传与呼吁以及建立强大的海军、全面发展海洋事业的谆谆教诲都是高瞻远瞩的，体现了他振兴中华的崇高理想和建设近代化国家的热望，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很强的现实意义。
——摘编自史春林《孙中山海权观评析》
材料二 毛泽东研究海权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其研究往往更多地尝试回应当时各种焦点议题，尤其是领土争端、领海范围问题、台海危机、海洋开发等，其独立解决应景性议题的能力极强。毛泽东海权观中的“同世界人民一起创建一个和平的海洋”主张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包容性。他认为实现上述主张的具体办法就是建设“海上铁路”，所谓“海上铁路”本质上就是找寻中国发展海权同人类共享海洋一致与和谐的规律，而“海上铁路”本质上就是中国联通世界海洋交通网络，开创一个世界各国共享海洋的新格局，这一超前理念不仅是对中国海权最为有力的解读，而且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多元开放、包容平和的理念不谋而合。
——摘编自戴晨城《毛泽东海权观的生成、内容及其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孙中山海权观形成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毛泽东海权观的特点。
材料一 14世纪初，资产阶级只是一个势单力薄的阶级，它不得不与王权相结合，结成同盟来斗争，支持国王逐渐建立了以王权为中心的王朝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日渐羽翼丰满，这个王朝国家再也不能体现、代表着他们的利益和要求。于是，资产阶级便以全民族的名义展开了对王朝国家的批判，要求获得自由、平等、人权和幸福，要用这些新的政治原则和政治观念来构建新的国家——民族国家。所以，在英法这些资产阶级力量较为强大的国家，较为彻底地摧毁了旧的王朝国家，构建起了近代民族国家。
——李宏图《论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材料二 从巴黎掀起的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经过长时间艰难的逐字逐句的争论之后，1789年8月26日，制宪议会最终通过了这个庄严的宣言。宣言共17条，它庄严宣布：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惟一原因。
1804年3月21日，拿破仑签署法令，《民法典》正式颁布实施。作为资产阶级国家最早的一部民法典，这部法典在破坏欧洲封建制度和促进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上起过不容低估的示范作用。后来，世界各国资产阶级在制订法典时，往往以它为范本。拿破仑所创建的资产阶级的中央集权制，在以后的法国和欧洲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一直被沿用下来。这次革命为资产阶级所做的事情是这样之多，以至整个十九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
——据吕一民《法国通史》等整理
材料三 1958—1969年戴高乐执政期间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1959年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收回对法国舰队的指挥权，禁止美国使用法国基地。1960年法国爆炸第1颗原子弹。戴高乐拒绝签订美苏禁止核扩散条约（1963），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恢复邦交，提出“欧洲人的欧洲”的口号，否决与美国有特殊关系的英国加入西欧共同市场。1964年，法国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1966年法国军队全部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迫使该组织总部撤离法国迁往布鲁塞尔。
——张芝联《从高卢到戴高乐》
(1)根据材料一、概括法国资产阶级构建“近代民族国家”的努力，并结合所学，指出“近代民族国家”的显著特征。(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这个庄严的宣言”的名称，结合拿破仑的相关举措，对材料中下划线部分予以阐释。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评析戴高乐执政期间的外交活动。
材料一 在雍正朝以前，清朝的重要的军国事务，特别是战争的统筹、指挥几乎都由议政王大臣会议掌握，议政王、议政大臣均为满洲亲贵。雍正七年（1729年），清世宗由西北两路发动战争意图平定准噶尔部。雍正八年（1730年）十二月，清世宗建立军机处专事上述军务，最早进入其中的包括怡亲王允祥，议政大臣尹泰、阿齐图、特古忒、查弼纳，内阁大学士马尔赛。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两位汉人内阁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也在军机大臣之列。由于军务牵涉事项较多，其权力范围逐渐扩张，首席军机大臣也成为清世宗所谓“赞襄机务”之人。雍正十二年（1734年）清军主力撤回后，清世宗将在乌里雅苏台等地设置将军由战时驻扎变为日常驻防并受军机处直辖。在军务外，这些将军也兼管民政、制衡蒙古王公，与理藩院体系下的册封羁縻治理形成配合。
——摘编自刘文鹏《军机大臣议复机制与清朝国家政治体制重构》
材料二 1937年8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设置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由蒋介石担任主席，并允许主席对“作战期间关于党政军一切事项”“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改国防最高会议为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担任委员长。该委员会凌驾于国民党中央和“五院”之上，一切与“抗战建国”有关的重大事项均由其议定后再交付有关机关实施（紧急时也可自行实施）。后来，蒋介石又在委员会下设秘书厅等辅助他处理机要事务。当时，汉口《扫荡报》对此有社论：“国难严重到如斯地步，政权需要统一，力量需要集中，步伐需要整齐”。据学者统计，至1947年该委员会撤销前，其有关财政、内政和立法的决议最多，合计超过六成，而关于军事的不到四成。
——摘编自石柏林《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战时政治体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军机处建立的直接原因，并分析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扫荡报》关于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社论进行评析。
材料一 “中间阶层”是处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社会集团。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中间阶层不但包括传统界定的“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还包括政府部门的中级行政官员、国有和私营垄断企业中的中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教师、律师、医生等。据统计，目前西方国家中间阶层已占社会总人口的60％～70％。他们往往具有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对国内的政策、形势、利益，以及全球问题都非常敏感，是国家选民的主体，他们的政治要求往往可以在统治阶级贯彻其意志的过程中起到延缓或促进作用。
——摘编自穆宏佳《当代西方发达国家阶级结构的变化研究》
材料二 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生产关系的调整，这个调整不仅引起了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引起了阶级结构的变化。基于此，中间阶层的发展成为引人注目的事实，西方学者也据此认为西方国家将由中间阶层占统治地位，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将随之消失。
——摘编自李其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间阶层”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二战后西方国家“中间阶层”的特点。(2)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二中“西方学者”的观点。
材料一：明朝中叶，王阳明“心学”崛起并得到了极为广泛的传播。朱学在这个时候虽然还是官方哲学，但逐渐退居次要地位。王守仁“专提致良知三字”，最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心学体系，把主观唯心主义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王守仁事功赫赫，弟子众多，并且通过立乡约、建乡政、办乡学、恤乡民等措施，切实做到“知行合一”，于是王学开始逐渐普及开来。浙中则有王畿、钱德洪，“挤阳明而为禅”，为浙中王学。此外还有江右王学、南中王学、楚中王门、粤闽王门、北方王门等，地域很广。王学诸学派中后来影响最大的是泰州学派。李贽、王艮、何心隐等都是当时有名学者，对王学有所发展。
——陈洋《从陆王心学到乾嘉学术》
材料二：《新青年》这个可观的阵容，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旗帜更加鲜明，矛头所指；震动了整个旧社会。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概述了这种情形：“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
——魏宏远《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几个问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朱学”的创立者及“致良知”的内涵，并简要评析心学崛起及其广泛传播的历史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三位“这个可观的阵容”中的知识分子及他们的“破坏”行动高举的“旗帜”。分析其“破坏”行动的历史意义。
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的30年间，中国史学研究者对于洋务运动的主流评价基本为：洋务运动是清朝统治者在汉族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办法，换取外洋枪炮船只来武装自己，血腥地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借以保存封建政权的残骸为目的的运动。它是反动的、卖国的、以军事为中心的运动，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
材料二 1979年以来，对于洋务运动的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新论争、新成果。一些学者立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对洋务运动作出了基本肯定的评价。指出它“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在中国近代史当时的现代化问题上迈出了第一步”。随着论争和研究的深入，目前学者们初步达成共识：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既存在反动与消极的一面，又存在进步与积极的一面，我们在评价它时，应同时兼顾，不可偏废，既不应全面否定，也不宜全面肯定。
——摘编自李时岳《洋务运动研究四十年》姜铎《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
阅读材料并结合所学，评析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