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为了适应在华贸易发展的需要，1864年，英商投资创立汇丰银行。1868年，该行已被公认为“在中国最为重要的公司”。19世纪七八年代以后，汇丰银行一家买卖的外汇数额，经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总额的60%-70%，其外汇买卖牌价成为中国外汇市场行情的准绳。从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共借外债26笔，汇丰银行一家贷了17笔，占70.04%，成为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急先锋。1894年后，汇丰银行在承贷的外国银行中独占鳌头，并在每一笔对华贷款中，附加苛刻的条件，借此控制中国的税收存管等命脉。此外，汇丰银行营业即对外发行小额钞票，到1890年末，已达618万元，“与营业于东方各国之银行相比，则汇丰银行之兑换券流通数为最多”。
——摘编自姜建清、蒋立场《中国近代银行史》
材料二 1912年经孙中山先生批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成立伊始，即大力支持南京临时政府，经募公债、代收税款、稳定货币发行。1915年中国银行试办外汇业务，后又增加外币贷款、经理政府外债等业务，与外国银行相抗衡。1928年后，中国银行通过贷款支持，帮助经营困难的张裕酿酒公司、无锡荣氏申新纱厂渡过难关。20世纪30年代，中国银行斥巨资扶助铁道、公路、煤矿和水利建设，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支持内地经济振兴，率先发展农业贷款。抗战爆发后，恐慌蔓延，引发提存和抢购外汇风潮，中国银行为平衡汇市共投入英镑797万磅、美元1442万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银行积极为国纾难，每年经收侨汇占全国侨汇总数的50%以上，有力支援了前线。
——摘编自宗良、孙雨心《百年中行金融报国的历程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时期汇丰银行在中国迅速扩张的表现及其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归纳中国银行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
材料一 一般来说，三线建设是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到70年代中期，以战备为目的、以国防经济建设为中心所进行的大规模工业、交通等基本建设。三线建设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到1980年年底，国家在三线地区建成了868个企业和研究机构，生产能力约占全国的一半，形成固定资产原值231亿元，大大改变了国防工业的布局。在此过程中，三线精神逐渐产生、形成，并在三线建设调整后得到延拓。根据毛泽东的思想，要使三线建设的企业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就要让其远离大中城市，分散布点，做到即使在打核战争的情况下，这些工厂和科研单位也打不烂、炸不垮，能继续坚持生产和科研，支援前线。出于战备和保密的需要，当时的三线企业都要“依山傍水扎大营”，建设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尤其是分布在中部和西南部广大山区，有的甚至分布在不通水电的不毛之地。
——摘编自王蕾《试述三线精神的核心内容与现实意义》
材料二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我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在组织保障方面，全面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按照“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实现了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扶贫。全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县级以上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进行驻村帮扶，实现了贫困村的全覆盖，部分县区对脱贫任务较重的非贫困村也选派了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加上近200万名乡镇扶贫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强组织保障。在资金保障方面，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持续增长，2019年国家拨付了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261亿元，连续4年每年净增200亿元，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实财力保障。
——摘编自汪三贵、郭建兵、胡骏《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若干思考》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我国三线建设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开展三线建设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分析我国脱贫攻坚工程的特点。综合上述材料，归纳“三线精神”和“脱贫攻坚精神”的共同内涵。
材料一 整个汉代没有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大规模的体育组织。汉初“无为而治”思想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游乐体育活动项目多，规模大，不仅宫廷设有蹴鞠，皇帝出行时还要进行“弋猎、射驭、蹴鞠”等体育活动，而且民间出现“里有俗，党有场，康庄驰逐，穹闾踏鞠”的景象。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先秦儒学中体育教育从“六艺”中剔除了，使体育带上浓厚的伦理色彩，极大地抑制了中华传统竞技体育类项目的发展。自张骞通西域后，西方的体育文化或经官方、或经民间沿着丝绸之路陆续传至汉朝。汉匈战争期间，汉军也十分注意吸收游牧民族的骑射长技。晁错曾向汉文帝建议说：“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在汉朝豪强地主庄园中，不但把依附自己的农民变成自己的私家武装，按军队编制把他们组织起来，而且自筑营堑、坞壁，进行武装训练。豪强地主武装和坞壁的普遍发展，促进了各地民间习武活动的发展，为当时民间武艺活动提供了空间和动力。
——摘编自钱文军《汉代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基础》
材料二 近代西方体育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大约始于19世纪60年代。当时，它的传入主要通过中国自觉与不自觉地向西方学习。严复从教育救国的思想出发，高度肯定了体育的社会效能：自强保种、强健身体，进而富国强民。蔡元培从“保国强种”的角度竭力主张实行军国民教育，提出学堂的任务就是保国强种。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自然体育思想（把体育看成一种生活，强调个性发展）逐渐取代了军国民体育思想。近代中国的体育思想，就时代而言，民国时期较之清末进步很大，国民政府时期比北洋军阀时期亦有明显进步；就地区而言，先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继而向内地和边远地区发展；就项目而言，由体操到田径、球类等；就部门而言，先军队、教会学校进而普通学校，又由学校而社会。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颁布了中国第一部体育法《国民体育法》，设立了专门的体育管理机构，举办了四届全国运动会，参加了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摘编自任雪艳《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发展演变及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代体育文化发展的背景，并说明其特色。(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近代中国体育思想发展演变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发展体育运动的意义。
材料一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雅典作为理想城市的范本，不是因为它集聚了多少财富和人口，而是因为它的文明和文化创造。但即使在雅典城，仍存在着美中不足乃至重要缺陷——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这种物质与精神的不平衡，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宋代江南地区，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宋代江南城市引领中国古代城市按照更符合城市自然规律的方式发展演化，展示了经济与文化“两全其美”的盛况。
——摘编自刘士林《城市史视野下的宋代江南城市与文化》
材料二 明代中期以后，若是将其置于“都市化”的范畴下进行考察，其时代的特殊性就更容易显现出来。此时，社会出现了一个转变过程，举凡人口的持续增长，经济的货币化和多样化，社会流动的加速，无不显示出它与明初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到明朝后期，在外部文化力量的引发下，新的思想迅速萌芽，产生了强烈的变革要求，历史的陈旧的传统受到了来自各方文化力量的猛烈冲击，思想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活跃。
——摘编自陈宝良《明代的社会与城市生活》
材料三 新文化何以能够演变成为现代中国最具深远意义的文化事件?首先是上海这个中心口岸。借助上海这个贸易、经济、文化的码头，新的思潮、新的文化最初在上海落户，然后由上海逐步传播出去。《新青年》迁到北京后，并没有割断和上海的联系，它的印刷和发行仍在上海，因为当时的北京尚不具备这种能力。但《青年杂志》在上海时没什么影响，到北京以后影响就放大了。《新青年》到北京这个政治中心，是由北大的一些教授撰稿编辑的，《新青年》的编辑还是原来那些人，但发言的位置跟在上海时完全不同。
——摘编自周武《新文化运动是京沪共谋的结果》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写出雅典作为“理想城市的范本”所体现的城市功能及雅典卫城中的建筑艺术代表，并分析宋代江南城市能够解决“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从“都市化”的角度概括明代中期以后经济“货币化和多样化”的突出表现，并扼要说明其与明朝后期“新的思想迅速萌芽”之间的关系。
(3)根据材料三，归纳作者的主要观点并简要说明理由。结合所学，列举1919-1922年间在上海“新的思潮、新的文化”得到进一步传播和实践的主要史实。
材料一 民族主义从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开始兴起，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资产阶级用民族、祖国的观念把法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并形成了民族主义思想。它明确提出法国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国家，民族自治、民族统一和民族个性的公民观念，得到了不断强化和广泛传播；用民族国家代替王权国家、用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代替了王权利益至上观念，主权不受侵犯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理论中占有核心地位。
——摘编自张国臣《论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
材料二 19世纪末，民族主义逐渐极端化。它认为在竞争激烈、强国林立的国际环境中，生存竞争是国际关系的常态。它强调把国家的边界尽可能的扩张到本民族全盛时期所统治过的历史疆界或天然疆界，极尽可能地为本民族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和资源。它认为本民族的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最有资格普及到所有的民族。它认为民族间的竞争根本上依靠军事力量，并且只有通过战争才能促进民族、国家的发展，乃至世界的进步。
——摘编自于海峰《论民族主义的演变、作用与影响》
(1)据材料一概括19世纪初期欧洲民族主义的基本内涵，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兴起的时代背景。(2)据材料二归纳19世纪末欧洲民族主义极端化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对国际局势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11世纪末以降，西欧的教育发生了大的变化。随着欧洲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城市的兴起，市民生活的活跃，社会对法律、医学等专门人才的需要量大增。为了满足这些对专业知识、技能学习训练的需要，中世纪大学逐渐发展起来。其中著名的有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
——整编自朱寰主编《世界古代史）
材料二 英国传统大学和非传统大学之比较
| 传统大学 | 非传统大学 | |
| 咸立时间 | 13一16世纪 | 19世记以后 |
| 办学者 | 教会 | 政府。私人捐助 |
| 办学宗旨 | 实施精英教育 | 开展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满足工业发展需要 |
| 课程设置 | 古典人文课程、基础理论课程 | 专业技术应用课程，职业技术课程 |
| 人才培养 | 神职人员、政府官员、社会精英 | 各行各业专业及技术人员 |
| 学生来源 | 皇室、贵族及富家子弟 | 中产阶级和普通百姓子弟 |
| 教师成分 | 神职人员 | 专业教师 |
——整编自徐继宁《英国传统大学和工业关系发展研究》
(1)根据材料一、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西欧中世纪大学兴起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19世纪以后英国大学教育发展的趋势并分析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整体主义原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道德原则，它认为群体的利益绝对高于个人的利益。一切个体皆没有独立的自己的价值，个体的存在和价值，完全是由社会群体派生。以宗法、血缘和自然情感为纽带，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约束个性，培养群体人格，个人只能以“孝”、“忠”为坐标在家族、血缘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与中国不同，西方的价值观念是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个人本身具有最高价值。人们有决定自己生活和前途的自由和权利。而社会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国家和社会的使命就是要保护个人的权利。
材料二 陈独秀认为：“世界民族多耶，以人种言，略分黄白，以地理言，略分东西两洋。东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亦各成一系。”李大钊认为：“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富，生产之丰，故其生计以农业为主，其民族为定住的。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赐予甚乏，故其生计以工商为主，其民族为移位的。惟其定位于一所也，故其家族繁衍；惟其移住各处也，故其家族简单。家族繁衍故行家族主义；家族简单故行个人主义。’
——摘编自杨胜利《从“群体本位”与“个人本位”看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差异》
(1)据材料一，概括中西方传统价值观念中对“群体”与“个人”关系认识的差异。(2)据材料二，归纳李大钊和陈独秀对中西文化差异影响因素的共同认识。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形成的原因。
材料 从英国革命开始一直到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其动因主要来源于“无承诺、不纳税”或“无代表、不纳税”的公正、公平观念。在日本，与权力精英相对应，非权力精英要求通过立法机关（议会）影响政府决策，以扩大或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之所以争取参政权，是因为意识到作为国民的义务和权利，即纳税和选举权的关系。正是从这一理论出发，他们发起了自由民权运动。1873年地税改革以后，土地所有者直接向国家纳税，因而在自由民权运动者的眼中，国家赋予了土地所有者参政权。1874年4月，板垣退助等人组成“立志社”，大力提倡“天赋人权”，呼吁建立民选议会、制定宪法。1875年2月，组成统一的政治团体——“爱国社”。该政治团体主张“各伸张其自主之权利，尽人类本分之义务，小则保全一身一家，大则维持天下国家”。
——摘编自王新生《日本明治时期近代化的得与失》
(1)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概括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基本特点。
(2)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归纳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兴起的原因。
材料一 秦历代君主都很重视上帝、山川之祭祀，而在宗教建设上汉承秦制，刘邦接续了诸秦王的工作。武帝刘彻在宗教建设方面自觉性更强。“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而汉武帝封禅所需的相关礼仪都记载在六经中，当时“唯有儒者熟习六经”，这成为儒家之机运。武帝刘彻时代，国家宗教与儒家结盟已成大势。这一过程中，国家是主动的一方，宗教需求是主要动机，前朝完成的国家统一，国土与行政的统一必须有精神的统一为基础。而此时，董仲舒将自己对上天、天道的理解与《周易》的诠释完全相合，共同构成中国思想正统。
——摘编自谢遐龄《董仲舒：儒家与国家宗教始结盟》
材料二 黄宗羲经常对封建时期的法律进行批判，他主张政府制定能够反映当下市民各阶层利益的“天下之法”，而且能够实行法治，他非常重视学校在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学校不仅仅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且还应该成为“公其是非”的议政单位。王夫之则认为法律是由私而转变为公，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顾炎武提出了反对当时君主“独治”的思想。他所认为的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已经不再是停留在感叹一个朝代的兴亡更替，而是提出了一个“保天下”的新观念，唐甄认为应当运用法律手段来限制君权，可以“抑尊”即限制君主的权力，尊重御史等官员的纠察权力，真正做到“下畏御史”，还应允许有一定的思想言论自由。
——摘编自石春燕《试论我国明清社会启蒙思想的内涵》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儒家思想在汉代成为正统思想的原因。(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儒学思想在明清时期的新内涵，并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简要评价。
材料一 中国传统农业在原始社会时期便已产生，并延续至今。它诞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与自然的选择，即自然环境影响较大，农产品商品率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农业经营往往以一家一户为单位，集中式的大规模农业生产较为少见。传统农业知识与技术的延续往往依靠的是代际传承，这造成传统农业知识体系更新缓慢，相关知识与技术强调归纳与总结。
——摘编自韩贤克《中国传统农业与农业文明的发展探索》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结合所学，列举元明时期农业“相关知识与技术强调归纳与总结”的代表性著作。材料二 1946年5月，随着国民党破坏和平的企图日益明显，中共中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这一指示改变了抗战以来我党推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强调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然而，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五四指示”的局限性、不彻底性的缺陷显露出来，主要原因是没有无条件废除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提出的方式均为“有偿”，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土地改革运动在各个解放区进行也是不平衡的，有些地方的土地分配不合理。针对这一情况，1947年夏，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
——摘编自周锦涛《刘少奇与解放战争期间的土地问题》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简析全国土地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指出这次会议“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通过的文件及其影响。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和完善土地政策，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从初期的“农民个体所有，家庭自主经营”到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两权分离”到新时代的“三权分置”。这些变革适应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维护了广大农民的利益，符合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确保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摘编自刘雅静《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政策的演进及基本经验》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概括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综合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概述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调整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