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今年是新中国建国75周年，社区设想以《回到历史的现场----共和国历史回眸》为主题的多个板块内容进行宣传。邀请你协助筹备其中第一板块，以下是初步收集的资料：
材料1：“民众游行，广场三十万人，红旗，红额，红灯，一片红色。燕都自辽金元明清以来，殆未有之盛典。”
——民主党派代表黄炎培1949年10月1日日记
材料2：昨日会推元首，我公荣膺之选，为吾国得人庆也。英伦三岛昔以鸦片强迫售我……桎梏百年，贫弱日甚，后虽设禁，终多粉饰。我公发愤为雄，力图自强，必能继前贤，铲此烟毒，一雪此奇耻。
——1949年10月1日出版家张元济私人书信
材料3：北京和延安一样充满了歌声/五星红旗在这绿色的城市中上升/密集的群众的海洋：无数的旗帜在掌声里飘动，就像在微风里颤动的波浪。（1949年10月1日创作）
——诗人何其芳诗作《我们最伟大的节日》
材料4：
材料5：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的庆祝大会上，由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所宣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以无比的巨响震撼着全世界。他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
1．依据上列资料，请为宣传活动第一板块以“_____的回眸”形式拟定一个标题，并说明理由。
2．材料2中“昨日会推元首，我公荣膺之选”中的“会”、“我公”分别指的是什么？请判定材料2是否符合第一板块主题的选材要求并简要说明。
3．从史料收集的角度看，上列资料来源有何特点？哪些资料能够形成互证？
4．如果要为第一板块资料进行优化和补充，你会对工作人员提供哪些操作性建议？
某学习小组对墨西哥从古代走向近代的历史十分感兴趣，他们发现从中可以看出近代世界连接的某些面相。
首先他们研究了墨西哥古代阿兹特克人所创造的阿兹特克文明，这是古代美洲灿烂的三大印第安文明之一。
(1)古代美洲印第安文明的代表，除了阿兹特克文明之外，还有(2)阿兹特克人利用浮动园地种植的农作物有（ ）（双选）
| A．玉米 | B．水稻 | C．小麦 | D．辣椒 |
接着，学习小组研究墨西哥及其他拉丁美洲地区后，发现：西方殖民者在物质和精神等各个层面，侵略了拉丁美洲：
1521年，西班牙人占领阿兹特克人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在城中大肆屠杀，并将该城彻底毁坏，后在其废墟上建立墨西哥城。
材料一：下图的版画创作于1505年，是欧洲人描绘美洲土著的最早作品之一。版画描绘美洲人以公社为单位生活，任何人都不享有私人财产。（版画出自本特利《新全球史》（第五版））
材料二：拿破仑战争使得西班牙政府无法维持墨西哥的银矿业，加上拉美独立运动，所以在1790—1799年和1820—1829年间，世界金、银产量减少了大约50%，鸦片贸易于是被用来吸纳中国的白银。尽管这些政治剧变后，世界银产量又逐渐恢复，但直到1860年才真正达到1800年的生产水平。大约自1755年起，中国的白银几乎全部是通过欧洲国家从拉美地区进口而来的，也因此直接受到19世纪美洲白银产量下降的影响。
——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
(4)在世界近代史上，拉美白银生产给中国历史进程带来怎样的影响？(5)综合上述分析及所学，你如何认识近代世界的连接？
材料一 美商琼记洋行“火箭”号轮船手绘图
材料二 1873年7月9日《申报》航运栏中，进入和驶离上海的客轮信息
材料三 1920年，长江流域的上海、武汉、长沙等地先后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次年7月，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值得注意的是，在参会的13名代表中，有11名代表来自长江流域各省。
——冯天瑜等《长江文明》
材料四 宜昌大撤退主要由私营的民生公司船队完成。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民生公司号召将一切工作迅速转移到战争轨道，集中宜渝（重庆）线上所有轮船，抢运川军数万人出川抗日，并组织长江中下游的工业设备、物资和人员撤退到西南后方。 民生公司也因此付出巨大代价。
——据冯天瑜等《长江文明》整理
(1)殖民者获得内河航运权，是以下哪次战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获得的特权（ ）| A．第一次鸦片战争 | B．第二次鸦片战争 |
| C．中日甲午战争 | D．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
(2)依据材料一，“火箭”号使用的动力应是（ ）
| A．风力 | B．水力 | C．内燃机 | D．蒸汽机 |
(3)中国人建造的使用与“火箭”号相同动力的轮船“黄鹄号”试航成功，揭开中国近代造船工业序幕，是在（ ）
| A．19世纪40年代 | B．19世纪末 |
| C．19世纪60年代 | D．20世纪初 |
(4)观察材料二中长江客轮信息（加亮部分），说说这一时期营运公司有何变化？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5)材料四中民生公司的行动，体现出抗日战争怎样的特点？
(6)依据以上材料及所学，如何看待长江客运与中国近代救亡文化发展。
材料 在对近代意义的“国民”进行构建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结合西方的政治理念与中国现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梁启超对国民的理解是“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邹容认为，国民应该是“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之公权，有自由之幸福，无论所执何业，而皆得为完全无缺之人”。《国民报》在《说国民》一文中，通过国民与奴隶的对比，强调国民应具备“有权利”“有责任”“喜自由”“言平等”“尚独立”的品质。1905年《民报》刊载的《民族的国民》一文中，将国民的特征定义为“构成国家之分子”“有国法上之人格”“独立自由，无所服从”“有权利义务”。另外，清末立宪的开展以及国会请愿运动的进行，都要求国民拥有一定的行宪能力，所以参政能力也被强调为国民应具备的一种素质。
——摘编自黄志成《晚清〈申报〉的国民程度观》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先进知识分子所构建的近代“国民”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先进知识分子构建近代“国民”的背景。
材料一 19世纪晚期，西方科技发展出现新趋势：科学研究与工业生产直接结合，许多大型企业建立了科学技术实验室，如德国西门子等；科学研究走上集体攻关道路，1873年德国“国立物理研究所”、1876年美国爱迪生实验室即在此背景下创立；各国大量创办理工学院和技工院校；企业在科研中的地位日益提升。1901年，美国82%的专利颁发给个人，18%颁发给公司；1932年，公司所获专利数超过国家颁发专利总数的一半。
——摘编自何顺果《世界史：以文明演进为线索》等
材料二 二战以来，科学研究出现一种新模式——“大科学”。它将基础理论研究与尖端工程联系起来，以解决重大问题。“大科学”对资金、设备和跨学科要求更高，远超普通企业的承受能力，只能由大型企业或政府资助和组织。到1965年，美国国民收入的3%用于科学研发，科研资金的3/4来自政府。苏联也大致类似。二战以来，美苏在众多领域尤其是军用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大科学”日益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舞台。
——摘编自巴克勒《西方社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科学研究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19世纪晚期以来科学研究主体的变化及其影响。
材料一 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丛报》即刊载了五口通商口岸的史地知识。1850年，传教士郭实猎向英国皇家学会呈递关于西藏史地和自然资源的报告。《天津条约》以后，西方传教士和领事官员便发文介绍了北京、苏州、杭州、汉口等地的史地资料。1875年，罗约翰撰文将中国东北地区的重大史事按编年进行勾勒。除此以外，来华西人还着眼于中国的生活、习俗、文学、艺术、科技，在内容建构上，逐渐呈现出综合的书写倾向。随着中外时局的变动，来华西人的中国历史书写改变了“中华文明西源说”，把中国视为了一个独立的文明单位。
——摘编自崔华杰《从历史理解中国：近代来华西人的中国历史书写及其路径演进》
材料二 道咸以来，海禁大开，部分文人士大夫将传教士介绍到中国的世界史地知识梳理成系统，撰《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著作，介绍西方政治、地理、科技，徐图寻求“制夷”之法。同光年间，“史学经世”的观念流行，读者群体也不断扩大。1874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并发文评介西方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交通，鼓吹变法自强。1876年，郭嵩焘将出洋考察日记汇编为《使西纪程》，对西方的政教、工业、海防、外交做了相对客观的记载。甲午战败后，世界历史书写和评价的著作剧增，最具代表性的是王先谦所著的《日本源流考》《外国通鉴》《五洲地理志略》，不仅将“中国”纳入“世界”进行书写，还为后人了解各国的政局、物产、民俗等提供了重要史料。
——摘编自邢科《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世界史”书写的视角转换》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以来西方书写中国历史的背景和演进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与近代西人书写中国史相比，中国人书写“世界史”有何不同之处，并分析近代中国“世界史”书写活动的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归纳影响历史书写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电磁感应”现象的发现者法拉第在19世纪40至60年代以蜡烛为主题，面向青少年发表了一系列演讲。演讲内容后来被编成《蜡烛的化学史》一书出版发行，内容主要涉及蜡烛的组成、蜡烛的燃烧，以及氢、氧、水、二氧化碳的物理化学性质，还有大气的组成。如“我们知道蜡烛曾是一种重要的照明工具，它很亮，但温度不高；而同样来自氢氧焰的火炬，温度很高却不亮”。不过，科学家对物体的加热发光原理的解释，直到1925年运用量子理论才最终完成(如霓虹灯是由氛气放电造成原子内部电子的跃迁而发光的),法拉第那个时代这些理论都尚未成形，但是他对自己实验所描述的现象，进行了完全合理的解释。截至2020年，《蜡烛的化学史》英文版已再版200多次，日文版也畅销了80多版，第一部中文全译版正式问世。有两名日裔诺贝尔奖获得者将该书视为自己的启蒙读物。
——据[英]法拉第《蜡烛的化学史》等整理
材料二 1950年8月，“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正式成立。该协会在当时推动翻译了大量苏联的科普图书，比较著名的有商务印书馆的“苏联大众科学丛书”,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联青年科学丛书”、高等教育出版社选译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系列等。1961年开始，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国内出版了一批质量较高的知识科普丛书。代表性作品的有胡愈之倡导、竺可桢等参与撰稿的“知识丛书”,华罗庚等编撰、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数学小丛书”,茅以升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自然科学小丛书”,李四光等撰写的《科学家谈21世纪》,等等。这些图书都受到了广大读者包括青少年读者的广泛欢迎。在借鉴苏联科普名著的基础上打造的《十万个为什么》丛书，创造了中国科普出版史上的奇迹。
——摘编自颜实《70年，由科普爱上科学——记新中国科普出版70年》
(1)根据材料一，概括《蜡烛的化学史》一书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些特点的成因。(2)根据材料二，指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普事业发展的表现，并综合以上材料及所学知识，说明科普事业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 明成祖《内训·序》曰：“古者教必有方，男子八岁而入小学，女子十年而听姆（姆，女师也）教。”从文王时代，太任（王季之妃，文王之母）“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的女子教育的规范，到整个封建时代的“三从四德”，皆如此，不断地在严格家庭秩序和伦理规范。而对于女子的种种教育，无须依靠学校，完全由父母特别是由母亲代代相传。幼年女子，少年女子如此，出嫁后的女子依然如此。如明代吕近溪《女小儿语》主要教少年女子行事言行，汉代班昭《女诫》中有教授已婚女子如何做好妇女之事的“妇行”篇，唐代宋若莘、宋若昭姊妹《女论语》中有教已婚女子的“事舅姑章”“事夫章”“训男女章”“营家章”“待客章”等。明代仁孝文皇后《内训》有教已婚妇女的“修身章”“景贤范章”“母仪章”。清代贺瑞麟《女儿经》以通俗易懂的言语教女儿为人处事、做人行事。
——摘编自张丽杰《中国古代女子教育对当今女子教育的启示》
材料二 由于英国城市经济的发展，新兴市民阶层的形成，新的教育机构的出现和妇女频繁参加经济活动，使得英国妇女受教育状况的改变有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当时大多数的人都主张贵族妇女应该学习一定的知识，以便能够培养她们的贞洁观念和宗教虔诚。很多贵族由于没有男性的继承人，为了使女儿未来能够接管自己的领地，也主张对女性进行一些教育。富有市民和小手工业者阶层的女性开始进入到了学校。除了教授用本地的语言进行阅读以外，还有宗教祈祷和礼节知识的课程。对于一些下层的劳动妇女，她们的家庭都有经济条件送她们去专门的学校去学习。作为劳动群众，妻子和丈夫一样每天都要为家庭的生计而奔波。特别是她们从事职业的广泛性，小的时候所受到作为贤妻良母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要求她们有着一定的职业技能。
——摘编自唐宏刚《中世纪后期英国妇女教育状况及其影响探析》
材料三 从中共三大以来我党就十分重视妇女教育，颁布了一系列纲领文件，许多领导人也做出了相关指示。1937年陕甘宁边区出台的《关于妇女组织的决定》《关于边区妇女群众组织工作新决定》，1938年《毛泽东抗战初期对妇女的指示》，都体现出党对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关切。从延安时期妇女教育的内容来看，既包括有纺织缝纫、种地等劳动生产活动，也有学堂教学、理论知识学习。对于理论知识的学习，并不仅仅停留在课堂上，而是及时有效地落实在生产实践中去。真正实现妇女思想、经济的双重解放。为此，我党颁布《儿童妇女待遇办法》《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实施纲要》《关于妇女组织的决定》《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一系列文件，并建立了妇女联合会，让妇女干部去做广大妇女的工作，渐渐地当地妇女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摘编自王雨薇《延安时期妇女教育经验》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女子教育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指出中世纪后期英国妇女教育发展的原因与概况。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延安时期发展妇女教育的有利条件与积极作用。
材料一 中国古代史官建置甚早，据《周礼八礼记》等书所记，三代所置火官名称甚多，史官职责亦各有异。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均有自己的史官撰写各国国史。“君举必书”的优良传统在春秋时期逐渐形成。汉代除太史令外，还置女史记录皇帝起居。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史学呈现多途发展的趋势，而皇朝正史撰述最为兴盛。唐代正式设立史馆，史官制度趋于完备。史馆以宰相为监修，修换本朝史和前朝史。设史馆官修前朝史书的制度从唐代一直延续至济。五代至济、史官、史馆制度多因唐制而有损益，并名称虽然因代而异，但职掌略同。
——摘纳自瞿林东《中国史学之连续性发展的特点及并深远的历史意义》
材料二 中国传统史学在近代以来日益陷入困顿。梁启超把对旧史学的批判矛头直指帝王集权及其专制思想。他在《斯史学》中狂烈批判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逆不可救”。总体而言，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转型初期，传统史学理念不是遭到否定便是放淡忘。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学术中国化”的讨论中，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的关系渐受关注。有学者认为传统史学的某些原则仍具有相当的生命力。翦伯赞提出应“把被否定的诸要素中的积极的东西保存者并发展它，当作断的东西之发展的契机”。
——摘编自胡逢祥《中国史学传统及其近代转型之路》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背景和影响。
材料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叙事之中，即见其旨意，惟太史公能之”。如《李斯列传》开篇，李斯对比厕中与仓中之鼠后大发感慨：“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刻画出他热衷富贵、狡诈自私、阿顺苟合的卑劣人格。对于李斯的非凡政治才干和显赫政绩——二十年间完成了几代先王未竟事业，又主谋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如焚书坑儒、统一文字和度量衡、外攘四夷等——司马迁予以充分肯定，这是不同于时贤的惊世骇俗之新论，独树一帜。“人皆以斯极忠而被王刑杀”，司马迁则考察相关事实以得出真相：始皇死后，赵高矫诏并劝诱李斯，李斯起初斥责其不忠有贰。但当赵高道出：“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时，李斯就苟合以求自安，并假惺惺地太息垂泪。司马迁点评道：“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摘编自田劲松《论司马迁对法家人物的评价》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司马迁进行人物评价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司马迁认为李斯的功绩无法与周公、召公相提并论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