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面对甲午战败惨痛的现实，康有为明确指出，国与国的竞争，实际上是民与民的竞争，强国是因为其国民关心国家，勇于担负国民的责任和义务，弱国则相反。在梁启超看来，现代“国民”是“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的国家主人，是以“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为思想基础，具有“爱国心”“社会公德”“权利思想”“义务思想”及“政治能力”的权利主体，有责任有义务关心国家前途，推动国家进步。严复认为，要像西方文化所表现出来的那样“黜伪而崇真”与“屈私以为公”，而最根本的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精神。

——摘编自叶瑞昕《从臣民到国民：晚清救亡危局中的国民道德谱系建构》

材料二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积极建构国民道德谱系。在北平、上海等地求学的商城籍青年学生在全国抗日热忱的影响下，积极参与各种抗日救亡团体。1938年6月，金山、王莹率领“抗演二队”20余人来到商城县进行抗日救亡宣传。1938年6月下旬，根据中共豫东南特委决定，由青年军团商城队组成中共商城县工作委员会。随着商城县抗日救亡运动的广泛开展，该县中共党组织也不断发展壮大。当地士绅顾敬之起初只允许具有“军方背景”的“青年军团商城队”进入其统治的辖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青年军团商城队”利用这种优势深入辖区，一方面向辖区民众进行抗日宣传，一方面做顾敬之的统战工作。顾敬之在这种形势下也表示赞成团结抗日。

——摘编自周斌陈杰《抗战初期多元主体参与的地方抗日救亡运动》

材料一   从边疆思想的层面来说，汉承秦大一统之后，当时的疆域已经远远超过《春秋》时代之所谓华夏；在中国范围之内，事实上只有地方性而不复有种族性的问题。董仲舒提出“王者爱及四夷”的理想，欲泯除华夷之辨，并认为“有大子在，诸侯不得专地，不得专封，不得专执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乐，不得致天子之恩不得适天子之贵。”这是其边疆观念的理论基础，与汉武帝的政治需求有着高度契合。董仲舒认为，与君之“无为”相应，臣者则应“有为”，把黄老的“无为”思想融合于其儒学体系之中，并以其阐述治国与君臣之道，提倡君道无为与臣道无为，最终把“无为”理想在政治上的实践归结为“君无为而臣有为”。他在《春秋繁露·服制象》中说道“我文德为贵而威武为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新儒学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进取性，汉武帝之世宏大边疆恩退体系的建构也因此具有了明确的指导精神。

——摘编自袁宝龙《秦汉新儒学转向与汉武帝边疆思想体系的构建》

材料二   在历史变革的背景下，民族主义思潮由西方涌入中国。孙中山等先行者关于民族兰义有相对进步的认识，提出五族共和的思想，因而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传统“尊夏贱更”“首崇满洲”的意识也有所改变。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中规定，凡过去少数民族名称中之虫、兽、鸟及反犬旁，一律须改为人字旁。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大一统国家思想根深蒂固，因而南京国民政府也重视维护国家主权与国防建设。一些民族主义者深切感受到唯有国家和边疆富强，边疆各民族提高教育文化水平，摆脱旧观念的束缚，边疆危机方能消除，中国才能自立自强。因此，南京国民政府从上至下组织了大规模的边疆民族状况调查，以重新认识边疆民族的社会状况和发展需求。此外，还在西南各省先后设置了边政管理机构，制定和推行了一些旨在增强边疆民族自治能力、发展边疆经济文化事业的政策。

——摘编自马玉华《论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的治理》

材料   维新派认为学西方，必须首先学西学，批判旧学，改革旧的教育制度。为此，他们提出了一整套革新教育制度的方案。严复指出八股文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祸害，只能“长人虚骄，昏人神智”。维新派提倡发展现代西式学校制度，全国各村、镇都应设立小学与初中；高中以上的学校则应设于县城、省城等任何条件容许的地方；在北京应设立京师大学堂。同时，他们认为要对国民传授西方的生产科学技术，通过全民教育培养国民的崇尚实践、探究事理、讲究创新、反对守旧的科学精神。虽然戊戌变法只运作了一百多天，但它在思想、观念层面上为古老的中国打开了启蒙的窗子。变法失败后，“人人竞言西学”的局面持续发展，致使清政府于1905年颁发谕旨：“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摘编自范敏华、孙锡平《戊戌变法与教育制度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