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梁启超在20世纪初提出了“新史学”的思想，领导了中国“史学的革命”，具有重大的史学意义和社会意义。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提倡新史学要从地理、人种等角度切入，还要具备智力、产业、美术、宗教、政治等“五德”，并把这些作为历史的重要部分；而中国历代史书以记人为主，主要为了歌颂帝王功德。在《新史学》中，梁启超多次提到，历史的目的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以施诸实用，贻诸来者；旧史学的目的更多是为了让皇帝知道兴替的规律。梁启超批评中国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他把“朝廷”与“国家”分开，提倡新的纪年方式，反对以皇帝年号纪年等。

——摘编自胡静静《从<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说到“新史学”》等

材料一   19世纪被称为"科学世纪"，这不仅是因为自然科学在19世纪取得了辉煌成果，而且因为科学本身的面貌、它与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科学成了一种社会建制，即科学事业已成为社会构成中的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部门，成为一种职业。科学内部也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门化。同时，科学也更加国际化。从第二次工业革命起，技术的发明越来越依赖于科学知识。这样，科学、技术与生产的结合，成为一种巨大的推动力量，给人类历史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材料二   20世纪下半叶，科学技术革命继续深入发展并出现了新的变化。同以往科学更多表现为个体劳动的特征相比，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研究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科学技术成了集体的劳作和创新，科学制度化、专业化和集约化的程度大大提高。过去是科学指导技术，而今，是技术的需要引领科学理论的深入研究，科学成了技术性的科学。随着科技与社会的互动日益明显，科学的社会化程度得到普遍提高。自然科学的发展因其自身愈来愈成为一种社会劳动，因而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已不再是两个彼此独立的领域，而是处于相互联系的统一体之中。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近现代科技与思想文化》

材料一   西方启蒙运动以解放人为目的，建立和发展了保护人的自由、平等的普世人权思想，这是启蒙运动最鲜明的旗帜和标志。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文艺复兴运动复兴了古希腊和罗马古典文化，摆脱了黑暗的中世纪对文化的摧残和人性的束缚，解放了人对世界和宇宙的看法和了解，而启蒙运动解放了人对自己的看法。启蒙运动中，西方思想家发现了人自己、良心和社会正义，人们向往的是人性、财富、艺术、爱情、世俗生活、自由平等和理性。

——摘编自骆徽、王志红、刘雪飞《中西启蒙运动的比较与启示》

材料二 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它的目的是改造国民性，摧毁旧传统。它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及民主启蒙工作上。但从一开始，其中便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潜藏着政治的因素。就像陈独秀说的那样，这个通过“最后觉悟之觉悟”所要达到的目标，仍然是指向国家、社会和群体的改造和进步。即是说，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扔弃，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它仍然既没有脱离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已任”的固有传统，也没有脱离中国近代的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救亡主线。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材料一 利玛窦的《中国传教史》将孔子比拟为古代希腊的大哲学家，认为中国人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过着良善的道德生活。该书在当时的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8世纪欧洲流行的洛可可艺术风格，深受中国输入的陶瓷、丝绸产品的影响，具有纤细、轻盈和繁琐的装饰性。18世纪，法国人魁奈创立了重农学派，其刊物大量引用中国的典籍。在魁奈的敦促下，路易十五模仿中国皇帝举行了显示重视农业的仪式“籍田大礼”。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1898年，严复节译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并结合中国的时政分析，掺杂进自己的大量发挥，出版了《天演论》。是书将进化论的适用范围推向极限，痛陈物竞天择、弱肉强食是万古不易的天演定律，一经刊印便风行全国。梁启超说：“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进化观念传入后，“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一古人往往通过家训把自己及前辈的社会生活经验传授给子孙后代。有些家训在后世流传甚广，如周公、孔子留下的口头家训，北齐颜之推撰写的《颜氏家训》，还有唐太宗的《帝范》等。古代家训的内容主要有修身、治家、睦亲、处世、教学、婚姻、择业和仕宦八大类。其中，修身部分所占比重较大。家训实施的主要方法是对家庭成员进行规劝、诱导，但有时对违反家训者也会采取相应的处罚，如张榜公布其不良行为，宣布其为不孝、不贞，或者罚跪、鞭笞、禁食等。

——摘编自徐秀丽《中国古代家训通论》

材料二家书往往寄托着一个家庭难以忘怀的记忆，成为家庭文化的一部分。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与海外子女的书信往来频繁。他常问孩子“你们的意思怎么样呢？”“不知你的性情到底近这方面不？”他还告诫孩子“在纽约、芝加哥笔直的马路崭新的洋房里舒服混一世，这个人一定是过的毫无意味的平庸生活”，毕竟“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的路上走”，并提到“毕业后回来替祖国服务，是人人共有的道德责任”。

——摘编自陈岚《＜梁启超家书＞中的家庭教育思想及其启示》

材料一   公元830年至930年，在巴格达的“智慧宫”中，一大批翻译家、学者在吸收波斯、中国等的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将长期收集和保存的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文化典籍翻译成阿拉伯文。其中包括哲学著作、天文学著作、医学著作、音乐著作等。这就是阿拉伯历史上有名的“百年翻译运动”。公元1000年后，欧洲的学者们将这些阿拉伯文的文献以及相关的研究著述译成拉丁文，传播到欧洲各国。“百年翻译运动”取得的思想文化成就对欧洲进入崭新的近代文明做出了影响深远的历史贡献。

——摘编自滕文生《东西方文明互学互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材料二   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通过大量材料   具体分析了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技术支柱蒸汽机、焦炭冶铁技术以及纺织机械等同中国宋朝及之前所创造积累的工业技术成就的渊源关系。他认为英国人并不是天资特别聪慧的发明家，他们的能力更多体现在他们能够吸收、改造中国早期的技术思想和发明。他还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早期发明，就不可能有英国的改进。如果没有中国的这些贡献，英国很可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游离于同样落后的欧洲大陆的边缘。

——摘编自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破壳而出，独立地发展起来，并从此确立了它们的统治地位。它们把自己活动的领域和研究的对象集中在人文方面，而把鬼神生死之类的宗教问题置之度外。它们重视现世人生的意义，高度评价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称颂人性的完美和崇高，推重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老子、庄子把所谓“天道”“地道”“人道”中的“道”抽象出来，实际上是被实体化了的普遍规律。荀子主张以“道”为“衡”，也就是主张以人们认识到的法则、规律为裁判、衡量一切的准绳。

——摘编自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中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

材料二   中国的理性主义在17世纪传入欧洲后，对启蒙运动产生了一定影响。洛克的学生沙夫茨伯里伯爵就曾表示：“有一种强大的光在全世界散播开来，特别是在英国和荷兰这两个自由国度……文学与知识必将空前地大步前进”。理性主义是启蒙运动的旗帜，这场运动对当时的社会、政治、道德等提出广泛批判，力图通过传播知识来改善人类状况。欧美启蒙思想家大多持世界主义的观念。他们谈论的只是全人类，认为他们提倡的原则也适用子全人类。他们都怀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反对宗教上的蒙昧主义和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大多把英国视为理想政府的典范。

——摘编自齐世荣总主编《世界史·近代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