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曾亦知瓜分之原因乎?政府无振作也,人民不奋发也。政府若有振作,则强横如俄罗斯,残暴如土耳其,外人不敢侧目也。......大举革命,一起而倒此残腐将死之满清政府,…广东之新安县、广州湾已然之事也,倘无满清之政府为之助纣为虑,吾民犹得便宜行事,可以将一死购吾之桑梓。彼外国加吾民之不易与,不能垂手而得吾尺寸之地,则彼虽贪欲无厌,，犹有戒心也。今有满清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矣。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别无挽救之法也。

——孙中山1904年《驳保皇报书》

材料二     吾国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俱已成功,社会革命尚未着手。故社会革命,在今日非常紧要。诚以中国四万万人析之,居政界者,多不过五万人,居军界者,多不过百万人,余皆普通人民。是着眼于人数,已党社会事业万万不可办。未统一以前,政事军事皆极重要。而统一以后,重心又移到社会问题。前者乃牺牲自由之事,后者乃扩张自由之事,二者并行不悖。

——孙中山1912年4月10日在湖北的演说

古代中国知识阶层在完善社会治理和推进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材料一   汉承秦制，汉初的国家教育以官吏的职业培训为主。在社会逐渐安定后，民间学者一点点活跃起来了，王朝上也陆续设置了诸子百家博士和儒经博士。在儒经所载“先王之制”和儒者的社会蓝图中，学校乃是统治者崇德兴化的重要设施；深厚的古代礼乐文明和战国“百家争鸣”的辉煌文化成就，同样构成了振兴文教的动力。汉文帝时贾山请求“造太学，修先王之道”。关键的转变发生在汉武帝的时候，著名的儒家大师董仲舒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于是皇帝有“其令礼官劝学”之诏。太学制度的建立是孔子私学以来，中国教育史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太学甫建立，就制定了博士弟子的年终考试制度。通过了考试的人，朝廷授为文学掌故，考在高等者可以进而补为郎中。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二卷）

材料二   1901年4月，清政府就如何最好地革新现存的政府体制、行政程序、人民生活、教育方法、军事组织和财政体制，开始了一场在内容上与1898年的改革几乎雷同的改革。这次改革从1901年开始至1905年结束，其中涉及教育方面的改革措施主要有：由使节征召留学生回国供职（1901年6月）；规定1902年开始在各省和大城市考试中以时事策论取代“八股文”（1901年8月）；命令改省级书院为分科大学堂，府州级书院为中等学堂，县级书院为初等学堂，课程包括儒家“四书”“五经”、中国历史，还有西方政治研究（1901年9月）；命令各省当局挑选学生出国留学（1901年9月，1902年10月）；命令翰林编修和进士功名持有者到京师大学堂各科学习（1902年12月）；废除科举考试（1905年8月）；成立学部（1905年12月）等。由于慈禧太后缺乏诚意，再加上督办政务处基本由满族人荣禄控制，使这场改革前景黯淡，终于被辛亥革命的潮流席卷而去。

——摘编自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

材料一   由秦朝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转变为汉朝的“行仁义，法先圣”，汉初的陆贾实有首创之功，继之者是贾谊，到董仲舒实现了这一转变之大成。这些汉儒们，一方面是以先秦儒家的仁义、民本等思想为主导，另一方面也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先秦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学派的思想。陆贾多次劝说刘邦尊儒，指明秦亡的教训就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陆贾的话打动了刘邦，避让陆贾著书以明仁义。贾谊则提出：“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无恍，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カ。カ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而董仲舒又将"大一统”用于思想文化方面，就是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因而被汉武帝所纳，儒学成为“独尊”的国家意识形态。

——摘编自李存山《汉初的尊儒——从陆贾到董仲舒》

材料二   中国古代文化给予启蒙思想家们的影响，是与他们肩负的历史使命紧密相连的。伏尔泰说：“所谓专制或专横的政府，是指君主可以随意夺走一个人的财产和生命。如果说曾有一个国家，在那里人的生命、财产和荣誉受到法律的保护，那便是中国。"法国启蒙思想家认为，中国是以法治国，儒家经典所宣扬的伦理道德和礼仪习惯便是中国法律的基础，他们进而指出，由于这种以父权为本，以亲子关系为基础的法律符合自然规律和理性，因而能将道德、宗教、习俗、礼仪和伦理为一体，在全国统一施行.使儒、释、道三家彼此相安无事，既无需按封建等级制度建立教会，政权因而也不致受教会左右。启蒙思想家虽然从自然神论的角度把儒家思想解为一种宗教，但把它与愚弄人民的基督教之类的宗教做了严格的区别。

——摘编自许明龙《中国古代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

材料一   中医是我国人民在生产 、生活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战国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这三部中医学术理论、药学、临床体系的奠基之作问世。南朝时期，《本草经集注》收录了民间广泛应用的外来药物。唐代，孙思邈在《千金方》中提出了“大医精诚”思想；《唐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政府颁布的药典。五代时期，《海药本草》记录了海外传入的百余种药物。宋代，政府专设“太医局”培养中医人才,专设“校正医书局”搜集、整理、考证和校勘历代医籍；文任通密及文人从医以“兼济天下”成为潮流。明清时期，李时珍写成《本草纲目》；政府和民间大力推行人痘接种以预防天花；广誉远、同仁堂、九芝堂等老字号中药堂、中药铺兴起。

——据李成文《中医发展史》

材料二   近代前期，“求进步的中国人”坚信“要救国,只有学外国”。当时中医界“或立奇方以欺世；或假托仙佛之方；或托西术东艺，欺人图利”。陈独秀指出,中医“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知识精英们“以科学的名义”对中医的批判,最终酿成民国政府三次试图废除中医的行动。随着外国侵略进一步加剧，“传统力量”反而渐渐显现出真实价值。1920 年代中后期以降,中医与中国民族、身体、思想、文化系统的关联逐渐紧密。钱穆认为，包括中医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可以容受近代西方之科学文明，应该还，能融化能开新”。

——据皮国立《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中医抗菌史》等

材料三   21 世纪以来,随着科技水平的极大提高,生产工艺不断优化，中药的作用机理、中药材的有关物质基础不断被发现。中医学由疾病医学转向综合性的健康医学,其养生保健、防病治病、调养康复等优势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抗疟药物“青蒿素”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生命；蜜炼川贝枇杷膏在美国市场悄然走红；“中医针灸”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医药已成为中国与各国开展大文交流的载体。

——据朱建平《百年中医史》

材料一   明清商人笃信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信条，形成了“重义轻利、贵理贱利”的主导思想，功利行为严格受传统道德的约束。在经营过程中恪守儒家“诚实守信”的原则，个别商人如有背信弃义的事情发生，就会受到其他商人与顾客的谴责和冷落，最终被排除出局，从此无颜归故里面对父老乡亲。贯穿他们业务及生存之道的仍是“以商致财，以财守本”的儒家观念，他们向往的最佳典范是“陶朱事业”，“修建宅院，光显门楣，是晋中商人最终的归途”。

——摘编自《中国传统文化对晋商兴衰的影响》

材料二   宗教改革后的新教把获利视为上帝对于选民的期望。它强调，要想成为上帝的选民，除了靠上帝预先安排之外，还必须在自己的事业上有所作为。新教伦理不仅鼓励人们通过勤奋劳动获得财富，而且把劳动看作是远离罪恶和堕落的手段之一。一个人是虔诚的信徒，首要条件就是他必须做好自己的世俗工作——劳动，只有努力完成好自己的工作，才可以更好地荣耀上帝。即使是经济上富有的人也不能逃避劳动。新教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要导致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

——摘编自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