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业化浪潮中，人们倾向于对达尔文的学说断章取义，其中机械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竞争关系。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主编沃尔特·白芝浩在其《物理与政治：自然选择与遗传原理应用于政治社会之思考》中大谈“斗争”在人类史中的作用，以社会冲突作为文明进步的基础。机械社会达尔文主义反对外部力量（如政府）对社会的干预.尤其排斥对弱者即“不适者”的同情和慈善行为。约翰·D.洛克菲勒则宣称：最美的玫瑰只有除掉那些小花蕾才能够生长出来。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威廉·萨姆纳更为直白地写道：“栖息在贫民窟的酒鬼适得其所，大自然把他作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搬掉，正如大自然定下了消亡的过程，把任何失败者都扫除一样。”
——摘编自侯波《达尔文进化论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中的不良思潮》
材料二 严复在《天演论》一书中指出只有“物竞”“天择”的术语，并没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说法.其中提出了通过天演之学可以认识西方各国的进步。1900年.梁启超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一文中说：“破坏本非德也，而无如往古来今来之世界，其蒙垢积污之时常多，非时时摧陷廓清之，则不足以进步……故破坏之药，遂成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孙中山不仅强调革命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意义，而且认为在中国未来发展的问题上，也要“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以使中国“凌驾全球”，把我们中国造起一个二十世纪头等的共和国来。在《建国方略》中，他还说：“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则其成功，必较革命之破坏事业为尤速、尤易也。”
——摘编自陈绍西《进化论与20世纪初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激进倾向》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西方流行的社会进化论思想的异同，并分析中西社会进化论思想各自流行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进化论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材料一：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侵略，三元里人民自发组织奋起抗英；中法战争中冯子材以七十高龄和法军拼杀；甲午战争时，邓世昌血染黄海。为改变中国现状，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把轮船、火车、手表、望远镜等西洋技术看成“正正堂堂之技”。郑观应主张“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康有为发表的《物质救国论》，界定了“物质学”即科学的概念。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陈独秀、李大钊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开展一系列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以救治国人心理上、思想上的疾病……
——摘编自缪克成主编《民族精神》等
材料二：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初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现代民族精神。国民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立了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形成新的精神风貌与精神品格。在抗日战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成为中华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人民民主力量发展壮大。解放战争后期，在三大决战胜利之时，毛泽东向全党发出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依靠群众、团结统一、敢于战斗、敢于胜利的伟大号召，明确了党的建设的方向。
——摘编自俞祖华《中华民族精神新论》等
材料三：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从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一步指明方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近代民族精神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促成中国现代民族精神形成的主要因素。
(3)结合材料三和所学知识，指出在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方面，邓小平提出了哪些创新理论？
材料一：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主干，其重要组成部分民本思想，既是对周公“保民”思想的继承发展，又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以民为本”是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核心理念，主张民为国 本、立君为民和政在养民；其“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主张深深地影响着历代统治者，使民为国本 的观念深入人心；但就其实质而言，先秦儒家民本思想是统治阶级的一种统治手段，只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底层老百姓的处境，为人民争取了利益，迫使统治阶级不敢过分剥削人民。其理论的深刻 性和实践的高效性深深地影响了后来儒家民本思想的发展；即使今天，先秦民本思维、政治主张仍 展现出其强烈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和党提出“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当代，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精华为中国民主发展提供了动力。
——摘编自《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和西方人本主义比较研究》
材料二：毛泽东站在历史唯物论的理论高度，全面论证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伟大作用的基础 上，进一步阐述了尊重群众、服务群众和关心群众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 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 ……为最高标准”,把群众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群众看作是我党排除艰难险阻克敌制胜的法宝和根本保证，从而使传统的民本观发生质变，升华为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而且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彻底地付诸实践。国家真正以民为本，老百姓 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使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在新中国变成了现实。
——摘编自蒋秀碧《毛泽东的群众观和古代的民本思想》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首提共同富裕概念，成为凝练“共同富裕”简明概念的第一人。1953年12月，毛泽东在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对共富共享进行了大道至简的表述：“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 能够接受的道理和办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组织起来，……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他认为，富裕和社会主义就是一个东西，实现共同富裕和实现社会主义就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奋斗。“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 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
——摘编自《全面准确把握共同富裕的意义价值和科学内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儒家民本思想产生的积极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毛泽东人民观的进步性。
(3)根据材料三，概括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主要观点。
材料一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前484～约前420）所著《历史》，主要记述希波战争中希腊人的胜利，但其涉及的范围，包括地中海地区、多瑙河外、两河流域、波斯，以及在此以北的草原地带，这大体上就是希腊人当时所知道的世界。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著《论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不仅突破基督教神学对史学的束缚，而且突破自古以传统史学以局部世界为全部世界的局限，他跨出欧洲的狭隘范围，把欧、亚、非、美几个大洲的国家和民族都写入历史，试图勾画一幅全新的、完整的世界历史图景。
——摘编自吴子度《世界史》
材料二 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司马迁（约前145～？）所著《史记》，全书的主体是汉天子统治之下的中国，但其所记史事的地理范围，东起朝鲜，西迄大夏、安息，几乎是亚欧大陆的一半，司马迁笼统地称这个已知的世界为“天下”，这大体上就是中图人当时所知道的世界，历代史家大都继承了司马迁的传统，著史范圈固然详于本国。薄于“蛮夷”。19世纪，魏源（1794～1857）在《四洲志》稿本的基础上，写成《海国图志》50卷，1842年出版，1847年增为60卷，1852年又扩充到100卷。这部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以及船械制造等，是当时东方国家中最为详备的列国志式的世界历史与地理巨著。
——摘编自葛懋春《历史科学概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希罗多德与司马迁所著史书的共同之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论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海国图志》产生的历史背景。
材料一 拜占庭文化对14世纪以来的西欧文艺复兴运动有着深刻的影响。拜占庭人编纂、抄写和翻译了许多古典著作，这些著作又通过多条途径传到西欧。14、15世纪，由于奥斯曼土耳其不断向西扩张，许多优秀的拜占庭古典学者前往西欧避难，为西欧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拜占庭在实用科学如建筑、美术等方面成就突出，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交通采用了拜占庭式的穹顶。正当文艺复兴兴起时，拜占庭出现了与人文主义近似的倾向，即所谓“拜占庭文艺复兴”。这样，欧洲的人文主义者接触、交往，在东西方遥相呼应，把欧洲文化推向了另一个高峰。
——解素蔚《拜占庭文化及其对西欧文艺复兴的影响》
材料二 伏尔泰认为中国的儒教是具有道德感召力的理性宗教，对其大加推崇。在伏尔泰看来，中国的儒教是孔子所宣扬的“为人处事公正无私”的信仰，“他的宗教就是所有皇帝和大臣的宗教，就是先贤的宗教。孔子只是以道德谆谆告诫人，而不宣扬什么奥义”，……中国的儒教强化“人”而淡化“神”的特征正符合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精神。在推崇中国儒教的同时伏尔泰的矛头所指向的是欧洲的宗教狂热和宗教迷信，他借用中国的儒教来阐述他的自然神论，成为他反抗神权思想的精神武器。在启蒙思想家看来，作为理想国度的中国“孕育了一个没有教义、仪式和狂热的宗教梦想。当启蒙思想家猛烈抨击教士和政权相勾结时，他们在中国找到了这个梦”。
——韩梅《1840-1912法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拜占庭文化对文艺复兴产生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启蒙思想家推崇中国儒家思想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能得出什么启示。
材料一 18世纪的法国，人的学说跃居历史的舞台，成为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专制和等级制度的思想武器。人是一切理论的根本和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人类的理性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他们主张以理姓作为审判台，克服人类的一切“迷误”，找到改造社会的方案。他们提出“天赋人权”“人道”“正义”“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以之启发人们的头脑。同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蒙昧主义决战。与宗教神学世界观相对立。“人”的学说对于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对人的精神束缚具有进步意义。
材料二 法国启蒙思想对新文化运动的重大影响在于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高一涵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就借助卢梭等人的自然人性论、社会契约理论确立了“立人”，实现“人根本上解放”为目的的启蒙思想。受卢梭学说的影响，新文化运动领导人把人看作是一切思考的出发点和价值核心，包括国家在他们的眼中也不能凌驾于人之上，更不可以借国家之名剥夺个人权利，国家是因为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而获得合法性。可见，新文化运动领导人借助人民主权理论确立了一种国家和个人的新型关系原则。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胡燕《法国启蒙思想与新文化运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法国启蒙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法国启蒙思想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材料一 普朗克（1858-1947）十分具有音乐天赋，曾为多首歌曲作曲，但他在大学选择专业时，决定学习物理。他的物理老师曾劝他不要学习物理，认为“这门科学中的一切都已经被研究了”，这也是当时许多物理学家所坚持的观点，但普朗克说：“我只希望理解已经存在物理学基础，或许能将其加深。”普朗克中年以后家庭遇到了不幸，1909年，妻子去世，后来大儿子死于凡尔登战役，二儿子因参与暗杀希特勒未遂而被纳粹杀害，然而普朗克仍以顽强的毅力潜心研究物理学。他发现了普朗克辐射定律，提出能量子假设，为量子理论奠基，191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纳粹政权统治下，他反对种族灭绝政策，并坚持留在德国尽力保护各国科学家。
——摘编自冯士超《世界科技发展史话》
材料二 邓稼先（1924-1986）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便投身到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中。他认为只有学习更先进的知识和本领才能报效祖国，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进入美国普渡大学学习，由于学习成绩突出，一年多就获得了博士学位，被称为“娃娃博士”。美国政府打算用优越的科研条件、生活条件留住他，但被邓稼先婉言谢绝了，在新中国百废待兴之际回到祖国，并隐姓埋名，在茫茫戈壁数年如一日从事核武器研究，他的团队攻坚克难、费尽心血，使新中国成功地研制出原子弹、氢弹，被授予“两弹元勋”。
——摘编自杨振宁《邓稼先》
(1)根据材料一、二，比较普朗克和邓稼先科技研究的异同。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普朗克和邓稼先科技成就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你对科技研究的认识。
材料 袁隆平（1930年9月7日～2021年5月22日），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被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任教。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试验田中发现天然杂交稻，决心不受权威束缚，致力于揭示水稻杂交的奥秘。从1964年6月到1965年7月，袁隆平逐穗检查了1.4万多株稻穗，1966年发表杂交水稻首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震动整个农业界和科技界。在国家科委支持下，1971年，以袁隆平为代表的科研组把十多年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无私分送给全国13个省市的20多个农业科研单位，并且集中力量进一步协作攻关。1976年，一整套杂交水稻技术形成，并开始大规模投入生产。1980年，杂交水稻作为我国出口的第一项农业专利技术转让美国。20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粮农组织将推广杂交水稻列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粮食短缺问题的战略措施。多年来，袁隆平培训了30多个国家的2000多名学员，并多次到国外指导。在袁隆平的倡导和建议下，“杂交水稻外交”正成为我国“走出去”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
——摘编自孟红《福稻济世》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袁隆平的贡献。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袁隆平取得成就所反映的精神价值。
材料一 “教化”一词在董仲舒著作中出现频率很高。他指出：“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并反复强调：“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政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而“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摘编自朱人求《董仲舒教化哲学研究》
材料二 “二程”关注国家前途，强调“帝王之道，教化为本”，多次直言上疏，用自己的思想学说影响皇帝，提出“格君心之非”“王道治国”等一系列政治举措和治理模式。程颢认为“得贤才为本”，请求皇帝兴办学校。在官吏的德才关系问题上，“二程”强调修己之道，以德为先。程颐呼吁要将“宽赋役”“劝农桑”等措施作为重民保民、治理天下的要务，实现富裕的同时才能进行道德教化。还提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婚姻妇女观。程颐指出，圣人虽然崇尚道德教化，但是也不能轻视刑罚的作用，应该在先有刑罚的基础上进行德化。
——摘编自丁静《二程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董仲舒教化思想提出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董仲舒与“二程”教化思想的相同之处，并简评“二程”教化思想。
材料一 朱熹认为,“至善”就是“事理当然之极(尽善尽美)”,其“得之于天而见于日用之间”,因为“得之于天”,又叫做“天理”,“天理”显现在事物之中,就成为“事理”,“天理”和“事理”是一回事。从道德的角度来看“理”就是“至善”,其主要内容为“仁、敬、孝、慈、信”等等。达到“至善”境地的方法就是“复天理、去人欲”,其标准就是“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
——改编自吕等雯《朱惠理解的“止于至善”及其可能内涵研究》
材料二 康德认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人要遵守“绝对命令”,要奉行义务与职责;作为感性的经验者,个体希望自身能够幸福。因此,“德行”虽是至上的善,却还不是圆满的善,只有再加上“幸福”,才能构成“至善”德行是至善的第一要素,幸福作为道德的结果构成至善的第二要素,道德与幸福之间有一个存在。这个存在,使得自然不但与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法则相和谐,还与他的道德意向相和谐。有了这样的悬设之后,世界上才会有至善存在,而这样的一个存在,就是神。通过上帝之手将幸福与德行和谐地共存于“至善”之中。
——摘编自刘延苗、何炳武《康德与朱惠“至善”概念之比较》
(1)依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朱熹与康德关于“至善”认识的不同并分析其产生的背景。
(2)依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朱熹、康德“至善”思想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