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据《隋书·食货志》记载，隋朝均田令规定：农民、奴婢、耕牛的授田皆以北齐制度，即一夫受露天80亩，妇人40亩；丁男另有桑田或麻田20亩，是为永业田；奴婢按良人办；丁牛一头受田60亩，限4头。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政府还大力鼓励百姓垦荒，并大量修复、改造水利工程。如蒲州刺史杨尚希颇有惠政，督导人民“引瀵水，立堤防，开稻田数千顷，民赖其利”；寿州总管长史赵轨“劝课农桑，更开三十六水门，灌田五千顷，人赖其利”。隋朝政府相继在卫州（今河南汲县）设黎阳仓，洛州设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等。隋朝大业年间，又修建含嘉仓。据考古发掘，含嘉仓已经探出粮窖259个，其中大窖储粮一万数千石，小窖储粮数千石。直到唐王朝取代隋朝二十余年之后，隋朝库存粮食依然尚未用尽。隋朝一系列粮食安全举措，为开皇盛世的到来提供了条件，为隋炀帝的军事远征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摘编自刘长林《浅论隋朝应对粮食安全采取的举措》

材料一   孔子卒后，《左传》等典籍记载，弟子将其故宅三间改作庙堂，岁时奉祀，为孔庙之始，属“因宅立庙”的家庙。《史记》记载，汉高祖“过鲁，以太牢祀焉”，开创皇帝到孔庙祭祀先河。汉武帝时，京城太学和地方郡县学开始祭孔，但此时学校中未设孔庙。东汉桓帝时，在孔庙设管理官吏，孔庙开始向“国庙”演变。

材料二   东晋时复兴儒学，南朝《宋书》载：东晋孝武帝根据儒生的建议，“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孔庙）屋（太学）一百五十五间”。首次在太学里建置孔庙，将“庙”字置于“屋”前，以显其要。其空间布局按照《周礼》“左祖右社”的思想，建置为“左学右庙”，“庙学合一”的格局已经出现。目前南京的夫子庙即在东晋学宫旧址历经改建而成。

材料三   魏晋以后，在全国各地州县学里均设立孔庙，孔庙成为祭祀孔子与教育学生的重要场所。北魏从南齐夺得孔子故里后，献文帝立即派四朝元老汉臣高允代表皇帝到孔庙祭祀。孝文帝模仿汉制“立孔子庙于京师（平城）”，并亲赴鲁城（曲阜）孔庙祭祀，曾下诏：严令取消民间“求财求子消灾去病”的孔庙祭祀活动，重续了国家对孔庙的管理制度。

材料   王安石把“管桑之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通过官营禁榷等方式来拯救财政困窘的理论，发展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同时，王安石提出在生产流通领域创造财富的观点，不仅强调依靠天下人的劳动来生财，还认为财富源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市易之法成，则货贿通流而国用饶矣”。劳动生财人人皆知，交流生财就属于商品经济意识，颇有超前性。“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王安石的变法实践中，不仅注重“开源”，也注重“节流”，他主张发展经济来满足需求，反对只一味减少开支或者要求人们节欲。然而王安石通过垄断重要资源的生产和流通来聚敛财富，极大地扼制了民间经济的活力，不但没有解决社会总体的危机，相反还加剧了社会矛盾，以致民怨沸腾。

——摘编自谭建立《论王安石的理财思想与措施》

材料   清末京师大学堂的置废颇为曲折。甲午战争后，改革求变呼声起，光绪帝下旨兴建京师大学堂，工部尚书孙家鼐负责筹备工作。1898年9月27日，“在孙家鼐上奏筹备方案之后，光绪帝面见各军机大臣，对此没有进行太多的讨论，大学堂筹备被搁置”。1898年12月6日，上谕今“各直省添置学堂，实力举办”，“着由户部筹定的欺，按年拨给京师大学堂，以崇体割”。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办。

1899年5月6日，因御史参奏京师大学堂“靡费过甚，请饬归并删除”，清廷要求孙家鼐对其整顿。7月17日，上谕批准孙家鼐因病续假，由吏部左侍郎、大学堂总教习许景澄“暂行管理”大学堂事务。1900年4月20日，许景澄上奏，称大学堂开办以来，图书、仪器购置费用在常年经费动支，未动用20万两开办经费，呈请缴还此款。适逢“庚子事变”，他再次奏请“暂行裁撤京师大学堂”，并说：“创建大学堂之意，原为讲求实学、中西并重，西学现非所急，而经史诸门，本有书院、官学”，不必另立学堂。7月9日，该折获准。

1901年9月14日，清廷颁布兴学上谕：“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1902年1月10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复办。

——摘编自蒋宝麟《从京师大学堂到学部：清末中央教育财政的形成》